堑煤芮宄谀歉龌嵋樯衔壹聪⒈砹艘桓鲆饧担喝绻�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后，立即着手查明谁属于整风文件中的“三种人”，那是很容易的。当时党也投入很大的力量去做这个工作，揪出了许多这样的“三种人”。可是当时没有可能把这样的工作做得彻底。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提出中央认为“适应国内外的形势的发展，及时地、果断地结束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这个会议的参加者——包括我在内——都同意这个提法，因为真要把“四人帮”的爪牙的问题查清并作出处理是要花很多时间的。因此在粉碎“四人帮”一年之后，实行这样的转移是必要的。到了五年后的1983年，党中央从国家长远的事业考虑，感到纯洁党的队伍的必要性，决定在二中全会上讨论整党问题。这时候大家认为让“三种人”留在党内会是一个祸害，于是在文件中把清理“三种人”作为党中央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可是这时候机关里的许多造反起家的人挪了位置，各单位的人事也有了更大的变动，造反起家的人就不在原来了解他们的那些人的视线之内了。有的造反起家的人还担任了负责工作，再去查他们，就不那么容易了。我认为是不是“三种人”不能以某人在“文革”中的头衔或者参加哪个组织为根据，而要看他们的行为和思想政治本质。要慎重准确就要讲科学，因此我建议中央成立个“三种人研究所”。我不喜欢“专案组”这个名称。我还有一个想法，这种研究不妨带一点学术性，而且争取长期存在，我建议从若干个“文革”中有名的造反派组织，如首都红三团、上海工总司、清华井冈山、北大的新北大……若干个有名的造反派制造的事件，如“揪军内一小撮”、黄帅事件、张铁生事件、张志新事件……若干个有名的造反派写作组，如北京的池恒、梁效、洪广思、唐晓文、钟佐文，上海的罗思鼎、石一歌、丁学雷……等出发，把所有重要当事人一个一个列出来，区别当时参加活动的情况和“文革”后的表现，进行科学研究，然后采取对策。我这个意见胡耀邦当即表示赞同，但最后没有被采纳。
当时我还想，即便对那些也许还算不上“三种人”，但是参加了造反派组织、做了坏事的人，经过我说的那个研究所研究了一番之后，把初步结论同本人见面，与群众见面，也可以促使他们好好反思一下，使他们了解，把他们挽留在党内并不是自己蒙混过了关。党对自己了解得很清楚，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对于他们自己会有好处。群众也学会掌握政策的分寸。我本来有一大篇话想说，只是在这个会上有许多同志要发言，我不想占用过多时间，因而来不及发挥。
看余秋雨告状于光远 读了余秋雨的两篇自白之后（2）
后来我注意到，不少当初参加造反活动起家的人，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鉴定和处理，因而以后出现不应该发生的现象。我认为在这次整党中对“三种人”触动得太少、研究得太少，结果有些“三种人”或者应该在整党中受教育的人真的蒙混过了关，反而神气了起来。对这样的人，张三、李四，过去怎样在造反中起家，现在又怎样被重用，甚至在要害部门担任重要工作，有许多同志可以举出许多确凿的事实，他们写了材料送到有关组织去，但没有答复。我在“文革”中是“走资派”，“造反派”中的情况知道不多，但也知道一些，比如北京就有一个“批斗于光远联络站”，下面还设有若干分站，开了我一系列斗争会。但我只知道是戚本禹亲自布置过两回，站上的负责人我一个也不知道。我还知道有一个“首都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联络站，”我对这个联络站的情况也一无所知，只知道它的一个头头后来就在一个宣传机构中当权，管起学术理论批判工作来了。因此我一点不觉得当年对这些人的审查如何“严格”，大家如何如何可以完全放心。
我看到《深圳周刊》这一期（对了，我找到一看是2000年第9期）之后，有所感，写了这样一篇。余秋雨向余杰摆老资格，说他太年轻了。我八十五岁了，也摆一摆老资格，翻一翻陈年老账。
（2000年5月16日）
（《深圳周刊》2000年6月12日）
看余秋雨告状于光远 又读了余秋雨的两篇自白
也是在送给我的那本《余秋雨现象再批判》中，我又读到余秋雨的两篇自白。一篇是《余秋雨郑重声明——我不是“文革余孽”》，还有一篇是《余秋雨：对于历史事实我从不谦虚》。不过这两篇都不是余秋雨自己写的署名文章，都是由一位杨瑞春记录下来的“杨问余答”。第一篇发表在《文学报》2000年的第1127期上。发表的时间未查。第二篇发表在《南方周末》上，时间是2000年4月28日。发表后未见余秋雨出来更正。同时杨又是2000年1月22日余秋雨同余杰在四川作家魏明伦家会面的促成者。因此，我认为可以把这两篇视作余秋雨自己的东西。不过我想还是应该给余秋雨更正杨的报道的权利，如果杨的报道不实，我据以发表的言论自然该相应改正。
先讲我对余秋雨的这两篇后来发表的自白，第二篇我不想说任何话，第一篇涉及一般性的问题，在这里就说一点看法。
首先我是从来不赞成随便使用“文革余孽”这样的语言。如果余秋雨不接受，他当然可以发表声明。我也不想对这写什么文章。现在我之所以产生再写一篇的动机，是看到余秋雨在回答杨瑞春的问题时所说的下面的那两段讲话。
第一段是“如果用强迫的方式要别人对自己的行为做出思想结论，而强迫者又没有搞清楚行为的真相，那么缠来缠去，争论不休，反而把反思这件大事降低了、庸俗化了。总有一些人至死不肯反思自己的罪行，但只要理性群体深入反思了，中国就有希望。”
这一段话讲得很深奥，曲曲折折地表达了以下几点思想：
1．今天发生的问题是作家中有一些人提出余秋雨应该反思，这些作家手中并没有权，也不像当初“文革”中的那些写作组，他们有政治权力的支持。这些人写文章，实在说不上什么“强迫”。最近一阵子有这种议论的人多一些，余秋雨因此受到不小的舆论压力：但是余秋雨可以听也可以不听。别人强迫不了他。事实上余秋雨就没有听，没有去做什么反思。这怎能说他受到了强迫，而且存在了“强迫者”了呢？他的“道理”实在太深奥了。
2．在他这篇话中，还包含这样的意思：在同他有关系的问题上，该反思的不是他，而是同他作对的别人。他认为要看那些人肯不肯深入地反思。而中国到底有没有希望，还要看那些人够得上或者够不上属于“理性群体”中的成员。真是妙不可言！
这是就他的第一段话。
这段话属于一般性议论。下面一段讲的就是关于他本人的具体情况。他说“如果就具体经历讲，我和我的家庭在‘文革’中的经历真可以说悲惨之极，远远超出那些年轻评论家的想象。我不是年轻人，让年轻人去提高认识吧。”下面讲：“文革”初期十九岁的我，是全院第一个领头写大字报反对“造反派”的人。（那时造反派还没有掌权，以后情况变化了，他和跟着他写大字报的人失败了）“结果造反派掌权以后承受了长时间的批判和侮辱。我没有向他们有过一丝一毫的屈服，他们曾经威胁要与我父亲单位联合起来抄我的家，如果这样的事真的发生了，我可怜的祖母和母亲可能难活得下去，但我也没向他们求饶。”余秋雨说到这里，对后来他怎么又成为写作组的成员就没有说下去。这一点人们还是不知道。他答非所问。不过他完全可以不说。要不，他又会说有人强迫他了。不过他对他当时的情况所讲，倒使人们可以知道他当时和现在的觉悟水平有多高。这是容易看得出来的。我们知道，就是在余秋雨参加写作组写那样的文章的同一历史时期，而且在他活动的同一个城市上海，也有一些年轻人，他们不顾本人的安危，也顾不了对父母尽孝心，大义凛然地坚持反对“四人帮”的立场，作出了光辉的行动，成为大家学习的楷模。对当时余秋雨这样的青年，自然不会有过高的要求。
2000年8月31日
（选自《跨世纪门槛》，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看余秋雨告状左柏生：正版中的盗版（1）
有一个不大不小的发现，牵涉到了有名的余秋雨先生。但我总是对此欲语又止地打不起精神，生怕啰里啰嗦的太麻烦。
然而最近无意中打开报章，却读到了这般热闹非凡的消息：
7月18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台港文学研究所所长古远清，收到了一张特快专递送达的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传票。作为文坛焦点人物的原告余秋雨，以“名誉侵权”为由提起诉讼，要求被告赔偿其精神损失费十万元、经济损失六万元。一个是著名学者、作家，一个是知名台港文学专家，这一事件就像一枚重磅炸弹冲击着并不平静的当下文坛。（见2002年8月1日《中华读书报》）
更有甚者，这篇报道还进一步告诉我们：
担任第十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评委的余秋雨24日下午在中央电视台录制节目，他的主要观点由马兰代为转达：最近有一系列的官司，不仅仅是起诉古远清一个人。这不是余秋雨和古远清的单独对仗，也绝不是文艺批评过度的问题。余秋雨今年将采取一系列法律行动，牵涉的不止一个城市，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同上）
如果这篇报道属实的话，那么看起来曝光率很高的余先生就早已是打定主意不怕麻烦了。既然如此，我也索性打起精神凑凑热闹，把自己以前的发现讲给读者听听？当然这也许只能聊博大家一粲，因为对于这等上不了台面的事体，恐怕并不需要调动起“名誉”啦“侵权”啦之类的严肃字眼。
先得读一段1999年作家版的《霜冷长河》，当年这本书曾因为跟盗版图书的种种搏斗，获得过非常热门的广告效应。
余秋雨先生在这本书中写道：
说来难于置信，人们对谣言的需要，首先居然是出于求真的需要。大家对自己的生存环境都有或多或少的迷茫，因迷茫而产生不安全感，因不安全感而产生探询的好奇。尤其对那些高出于自己视线的物象，这种心情更其强烈。长久地仰视总是以不平等、不熟悉为前提的，这会产生一种潜在的恼怒，需要寻找另一种视角来透视，这种视角即便在一根并不扎实的悬藤之上，也愿意一哄而起爬上去看个究竟。刘东先生曾在《二十一世纪》上撰文指出：“谣传者何？乃人们为求真而暗辟的信息通道，但其载负之知识却总是因接受主体的私弊而受到虚假的曲解。”我觉得很有道理。刘东先生的这段话，可以进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