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外"审判"余秋雨- 第39节

看余秋雨告状李美皆　余秋雨事件分析（2）

　　余秋雨的矫情也未必完全出自刻意，这可能跟领导者的“亲切”一样，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了。经过这些年的做官和成名，余秋雨已经成为一个堂而皇之的“尊者”。凡为尊者，当然是越受尊重，越想有个“尊者”的样子了，余秋雨的作秀就来自这里。他的作秀其实是一种拘谨，而之所以拘谨，就是因为太想给人留下好印象了，太想让大家看到一个完美的余秋雨了。余秋雨的为文一向好修饰，人的为人和为文往往具有惊人的一致，所以他的修饰和矫情、作秀实际上是一体化的。在余秋雨，这很自然，他只想在声名的巅峰处处留心，稳步上升罢了。可是有一点他没有留心到，所有的完美都是脆弱的，一个人越想把自己塑造得完美，就越是破坏了预期的完美性；一个人越想呈现自己完美的一面，就越容易暴露出自己的不完美。这是一个讨厌圣人脸孔的时代，人们有一种普遍的逆反心理，越想打扮得完美的人，大家越想拉下他的画皮——这可以给人一种莫名的快感。再者，人追求完美是一件好事，但必须在自然的基础上，如果有违自然，就会适得其反。余秋雨越俨然，越煞有介事，越冠冕堂皇，大家越觉得他装柿子，越容易想起他那未擦干净的部位。　　　　

　　中国有句话叫“为尊者讳”。作为一个想当然的“尊者”，余秋雨已经先替自己做起了为尊者讳的事。他一向只替民族历史文化反思，却从来不替自己反思，好像根本不懂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的道理——就凭这一点，他也称不上真正的尊者。可问题在别人那里就不一样了，人们愿为尊者讳，却绝不愿为俨然尊者讳。余秋雨正在堂皇间，冷不丁受到了那飞来一棒——不知道他意识到了没有，他之所以没有得到“尊者”的待遇，问题也就出在这个堂皇上。　　　　

　　其实从《南方周末》披露的史实来看，余秋雨“文革”期间也没什么大恶，按我原来的猜测，他至少应该比这严重十倍才对。所以他完全可以自己写出来，免得让别人费心去调查，也免得以这种方式披露出来更难堪。当然，这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期待，他不想这么做也无可厚非，他有权利回避，除了公检法和特定的清查组织，谁也无权要求他主动交代。可是，即便他没有这么理想化，被人揭出来之后，至少也可以采取一个比较明智的做法，或者坦然承认，或者淡然默认。他最最不该的就是：断然否认。　　　　

　　在否认的时候，他还采取了一点方式方法，那就是《新民周刊》上那篇文章的曲折由来。所以余秋雨不必抱怨媒体，他本人不是也曾经利用过媒体吗？只不过没有达到目的罢了。而且，余秋雨能够成为所谓的“明星学者”，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媒体。余秋雨试图用侧攻的战略毕其功于一役，结果却是事与愿违，搞得自己很没面子。这件事是一个转折，从那以后，大家对余秋雨关注的焦点便集中到“文革”问题上去了。余秋雨此举曾经让我非常费解，泪水是和温情、善良联系在一起的，一个经常流泪的人应该是一个感情丰富、心地善良、灵魂温柔、处事文雅的人，怎么能做出那么简单强硬、欺世盗名、瞒天过海的事情来呢？后来想想，刘备的哭也是一绝呀，而且哭得很真诚，只是眼泪背后的东西我们看不清罢了，因为被他的眼泪模糊了双眼。明明有其事，偏偏说成无，当然欲盖弥彰。本来只是偷了一根针，却拼命抵赖，结果把自己抵赖成了一个大盗。这件事余秋雨做得的确太不君子了，而且聪明过头，成了糊涂。聪明必须有道，否则，不君子的事最终都将体现为不聪明。　　　　

　　聪明人做了一件愚蠢的事，原因就在于太聪明，但这已经不是什么简单的聪明过度的问题了，而是余秋雨人格心态局限的一个必然，不在这个方面体现出来，也会在那个方面体现出来。现在社会这么开放，又有历史在前面挡着，本来就没什么大不了的，你洒脱一点，豁达一点，承认就是了，这并不影响你的光辉，因为你并不比一般人道德上更不完善。巴金不就以自己的坦荡赢得了尊重吗？事实上，自己先把伤疤亮出来是一个上上策，可以变被动为主动，防止被人揭。说出来以后，你就安全了；而不说，那就永远是一座休眠的火山。你自己先说出来，别人就不会揪你了；被人揪住了，坦然承认也没事了，最要不得的就是恼羞成怒。一旦恼羞成怒，就会为一口气而斗，而一旦斗气，整个事件的性质就变了。　　　　

　　历史是不容回避的，连许多伟人都走下圣坛被重新评价了，何况一个余秋雨。关于控诉与忏悔的问题，有人曾经这样说过，当一个民族的灾难发生的时候，人们敢于站出来说：“我控诉”；灾难结束的时候，又敢于站出来说：“我忏悔”，这个民族就是有希望的，反之，就是没有希望的。“文革”既是一场政治灾难，又是一场文化灾难，“文革”可以说是整个民族的“文革”，也可以说是每一个人的“文革”。作为一个文化学者，余秋雨有必要也有义务对自己的“文革”做出反思，即便不是公开的，至少也应该是自省的，可是从他的表现来看，他根本拒绝这么做。连自省和反思都没有，忏悔就更谈不上了。从他的言语和文字当中可以看出，“文革”对于他来说就是家族仇个人苦，没有别的。如果余秋雨的文化关怀永远只会凌空蹈虚，而不敢与现实甚至与真实的自己接壤，那还有多大的意义呢？余秋雨及其家庭在“文革”中可能确实吃了一些苦，也是“文革”的受害者，可是，被吃者同时也可能是伤人者，二者是不能相互抵消的。鲁迅《狂人日记》中的狂人或许只是小时候无意中参加过吃人的行为，尚且要进行那样深刻的自我反省呢。


看余秋雨告状李美皆：余秋雨事件分析（3）

　　退一步说，余秋雨如果真的认为自己没错的话，清查的时候为什么要承认呢？他应该抗辩，别让自己的档案里留下那一笔。究其原因，那时候他是个小字辈，没身份没名气可以吝惜，形势又那么急迫，识时务的做法当然是老老实实地承认，否则也别想蒙混过关。现在形势变了，那些都成为历史了，当然就要来个死不认错了，此一时彼一时也。这里面最重要的不是时代原因，而是个人原因，从前余秋雨是一个年轻的无产者，在名上输得起，而现在已经功成名就，是个人物了，有身份负累了，要维护已有的冠冕堂皇，要保持明星的尊严威望，所以难免没那么超脱了。另外，作为一个“尊者”，这些年他已经被大众崇拜宠坏了，免疫力大大下降，稍微见一点风就会感冒。余秋雨真的那么在乎他的“文革”问题吗？未必，他真正在乎的并不是问题本身。余秋雨之所以恼羞成怒，无非就是不能容忍自己的威望受到挑战，不能容忍居然有人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居然有人敢对他不“为尊者讳”。说到底，就是名人心理在作祟。由余秋雨的热衷于出镜，可以看出他的好名，既是一般知识分子的好名，也是名教熏陶下的正统士大夫的好名。好名者，必为名所累。余秋雨就是因为在名上这么输不起，涉及名的问题才会这么敏感，捍卫名的时候才会这么愚蠢——当然，他以为是聪明。　　　　

　　一个女人接了客，可能自有许多不得已的原因，旁人无话也就罢了。但她如果还非要为自己树一块牌坊，那就连一般的婊子都不如，比一般的婊子更令人可叹了。从当初一着臭棋开始，余秋雨便越来越被动，心态也每况愈下，他打官司无非就是想扳回来，结果输得更惨，心理倾斜也更加严重，终于越陷越深而不能自拔。赌君最致命的错误就是他老想通过下一局捞回来，越想捞回来反倒输得越惨。这时候，余秋雨的“文革”问题本身已经不重要了。当一场战争打响以后，交战双方的情绪便完全受到战争态势的控制，而根本上忘记为什么而战了。但对于作为第三方的公众来说，余秋雨对这一问题越是讳莫如深，他们的好奇心就越重；他们的好奇心越重，余秋雨的压力也就越重，那件事最终变成了一个不能打开的黑盒子。以至于据说当黑盒子要被打开的时候，当事人竟然以自杀相要挟。　　　　

　　余秋雨可以说是一步错，步步错，开弓没有回头箭，既然他已经选择了文过饰非，那就只能坚守到底了。一个人撒了一个谎往往就需要十个谎来弥补，在这个过程中余秋雨是越描越黑，越挣越跌份，越说越没有风度，完全陷入了一摊焦灼的泥潭，搞得自己斯文扫地，四面楚歌，在文化界几无立身之地。他已经把一个简单的问题搞复杂了，干吗不打住？他不再搅，水自然会清。他任人喧嚣，尘埃自然会落定。一个声音能吵多久，可是再掺和进去一个，就有的吵了。是他自己把水搅浑了，是他自己把小辫子编成大辫子了，他重复了自己在歌手大赛上的错误——说得太多。余秋雨不是封笔不封笔的问题，他应该封口。就算现在打住，也是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就算被误会又何妨？你非要把一个你认为真实的自己交给别人干什么呢？解释就是失策，本来谁也没有要求你作出解释的权利，而你主动对人殚精竭虑地解释，反倒把自己置于一个被动的答辩席上去了。　　　　

　　余秋雨越是辩解，越此地无银地暴露出自己在人格方面不自信。关键还在于说得越多，错得也就越多。余秋雨最后的一些辩词都带着无聊的人身攻击性质了，看来真着急了。　　　　

　　余秋雨说，那些骂他的人都是曾经跟他套过近乎、想把他捧上天的人，以此表示对这些人的不屑。——曾经捧过你就不能骂你了吗？否则就是变节了吗？也许是你变了，变得该骂了呢？老说这个没意思。　　　　

　　余秋雨说，那些骂他的人都是别有用心，言外之意就是嫉妒他或者想靠他出名。“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固然是的，作为被批评者，没必要过多地在这上面找原因，这跟他是否有问题或者别人批评得正确与否是两码事。任何人都不能以批评者的德行未必超越自己为借口来拒绝接受合理的批评。批评的人本来就未必一定要比被批评的人完美，否则这个世界上就不存在批评了。不必去过分强调批评的资格问题，只要批评得对，就应该接受，别人有问题你可以再反过来批评别人，但那是另一个批评了。面对批评的时候，余秋雨总是质问别人批评背后的动机，而根本不在意批评本身，难道批评的动机比批评本身重要吗？同样的质疑精神为什么不用于自身呢？余秋雨还强调了一个批评的等级问题，意思也就是说，小人物不能批评大人物，否则就是越位。那么，谁够等级批评余秋雨呢？他的等级这么高。面对风的时候，树首先应该想想自己是否站得住脚，如果站得住脚，那是任尔东西南北风，摧也摧不倒的。　　　　

　　在接受《南方周末》和《新京报》记者采访时，余秋雨满腹委屈、悲愤，一副随时准备仰天浩叹弄个《天问》出来的样子，连照片上都是一脸有冤难诉的无奈。何必呢？他还用无职无权、无帮无派来解释自己的孤立无援，说得那么无辜，好像大家欺负了老实人似的。余秋雨抱怨中国的媒体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