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虚荣心支配着的余秋雨——余秋雨到底写了多少大批判文章》等等。另还有一些从来稿中选的杂文。此外，马来西亚《南洋商报》趁我访问吉隆坡的机会，派记者何雪玲小姐在2003年3月23日“人事薄”专版彩色制作了《余古官司轰动文坛——古远清细述来龙去脉》，内刊有三张大幅照片，图文并茂地说明官司的经过和可能调解的前景。该报《号外周报》杂志，还用三大页彩色篇幅制作了《我和余秋雨打官司》专辑，同样有当事人的多张照片。
官司发生时，海外报刊消息来源多取自原告提供的香港《明报》发表的《文革言行累受批 诉诸“法律之旅”——余秋雨控大学教授诽谤》，或原文照登或经过改写。另有根据内地报刊摘编的，倾向性较为中立。
海外的记者和读者由于时空的隔阂，多半对内地情况了解不多，尤其是对“文革”这场民族浩劫，更是知之甚少，因而有些报道显得不够准确。有的媒体则受原告的误导，其新闻稿便离事实真相相差十万八千里。台湾《中国时报》2002年8月27日在《艺术人文》专栏里，刊登了《人红 文章红 别人更眼红：余秋雨怒告批余学究侵害名誉》的报道，完全站在余秋雨那边。该报了解到事实真相后，又于同年9月25日登了同一记者写的《武汉教授古远清：为文皆有依据》没有诽谤余秋雨的报道。
在海外影响颇大的政治时事文化综合性杂志《亚洲周刊》却不同，它的记者是从上海去的，对内地情况了如指掌。也可能是受了原告影响的缘故，或出于商业利益的需要，或出于人情关系，导致该刊连新闻客观公正的准则都不顾，大面积向原告倾斜。具体说来，该刊2002年8月26日至9月1日制作的《秋雨打官司》专辑中，以大量的篇幅和照片刊登余秋雨乃至与本案无关的马兰的访谈，突出余秋雨如何用法律武器去维护自己名誉权的高大形象，对批评他的于光远、董桥等人逐一作出驳斥，并亮出余秋雨的底牌：他80年代后期担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系当时的上海新领导人批准的，他们“重新而彻底复查了我的历史问题，而后将我从一个普通老师提升为厅级干部、上海戏剧学院院长，当时主要审查我的就是‘文革’表现。”这就是说，谁批评余秋雨，谁就将戴上怀疑某领导用人不讲政治的吓人帽子，这完全是拉大旗做虎皮。不用多加论证，只要从余秋雨2003年9月2日在台北接受《苹果日报》采访的言论中，就可以看出上述言论的虚假性：“大陆文化界喜欢批判没有政治地位的人，批我最安全……现在最大的弱势是像我这样的人”。
既然有两位地位很高的领导人做他的“后台”，这怎么能说自己属“最大的弱势”群体和 “体制外”的写作人了？
余秋雨如此前言不对后语，可看出他貌似强大实则内心虚弱的本质。《亚洲周刊》不了解这一点，拼命地把余秋雨打造成“刀枪不入”的英雄。当然，为了表示他们的所谓公正，也给了一小页篇幅做我的专访。可就在这个专访中，采访者江迅连标题也做手脚：《据实为文，非有意诽谤》，这就是暗示读者我还是诽谤了余秋雨，只不过是“非有意”罢了。当时我曾给该刊负责人写了一封信，表示我的不同意见：
《亚洲周刊》总编辑邱立本先生：
接香港朋友来电称，贵刊8月26日至9月1日所制作的余秋雨状告古远清专辑，无论是从封面标题制作、照片安排，还是内文中的篇幅长短、照片多寡、大小尺寸及对方手指所向，均体现了明显的倾向性。作为言论自由的香港，这种操作方法似有欠公正。为了让读者更多地听到本人的声音，特寄上两篇未刊文章及转来另一篇文章，供贵刊选择发表。
我和余秋雨打官司成了全球华文媒体关注的焦点（2）
另据香港朋友传真来的贵报采访我的内容，有两处欠准确，即“究竟是否在上世纪60年代后期参与‘石一歌’写作组，究竟有没有写过为‘四人帮’夺取最高权力制造舆论的文章”，其中“石一歌”应为“上海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夺取最高权力”应为“篡党夺权”，希望给予更正。以后如有关于采访我的内容，希望先传真给我看一遍。
此信望公开发表，谢谢合作。
祝
编安
古远清 2002年9月3日
他们不予理睬，连在《读者来函》中也不给摘录登出。像这样封杀不同声音的做法，只能说明控制舆论的是余秋雨。不过，该刊内部也有不同看法，如有一位编辑对《名誉诉讼折射余秋雨现象》长篇报道只用余秋雨本人、家人乃至其年轻时“战友”们的多帧照片却不用被告的照片而提出意见，后据理力争才得以刊出原告和被告相互对峙的照片。
内地报道的媒体更多，网上的讨论尤为热闹，据我掌握的资料有（都市报、晚报和文摘报无法收集全）：
北京：中国文化报、中国青年报、中华读书报、工人日报、法制日报、法制服务时报·世界周刊、北京日报、民主与法制时报、北京青年报、北京晨报、北京晚报、华夏时报、北京娱乐信报、中国经济时报、新京报、中国图书商报、社科新书目、新闻周刊、文化月刊、民主与法制杂志、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摘报
广东：南方日报、南方都市报、羊城晚报及新闻周刊、广州日报、南方周末、新快报、深圳特区报、深圳商报、深圳晚报、深圳法制报、珠海特区报、梅州日报、西江日报、鲁迅世界杂志、东方文化杂志
湖北：湖北日报、长江日报、楚天都市报、武汉晚报、楚天金报、武汉晨报、文化报、新闻信息报、湖北法制报、大家文摘、湖北作家、新闻青年、中南青年、武汉文史资料、三峡晚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周报、新周报、读书文摘、湖北警官学院报
江苏：南京日报、金陵晚报、扬子晚报、南京晨报、现代快报、江南时报
湖南：湖南日报、长沙晚报、三湘都市报、潇湘晨报、湖南卫视
浙江：浙江日报、杭州日报、金华日报
福建：福州日报、福建日报、海峡都市报、东南快报、文摘周刊
山西：山西日报、山西晚报、太原日报、太原商报、山西广播电视报
四川：华西都市报、成都日报、成都晚报、成都商报、天府早报
河北：燕赵都市报、河北日报、杂文报
辽宁：大连晚报、千山晚报、新商报
吉林：新文化报
广西：南国早报、桂林晚报
山东：齐鲁晚报、青岛晨报、青岛日报
还有《天津青年报》、黑龙江《哈尔滨日报》、河南《大河报》、安徽《合肥晚报》、甘肃《兰州晨报》、云南《文摘周刊》……
上海赶上了末班车，在官司结束时打破沉默，有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文学报、青年报、新闻午报、东方早报等媒体发表了“余古官司”落下帷幕的消息。
在上述报刊中，《中国文化报》发表新华社记者刘紫凌、黎昌政采写的《余秋雨踏上“法律苦旅”》，显得较为权威和客观公正，尤其是该文最后提出的问题发人深省：
余秋雨与古远清的名誉权纠纷案，引起了学术界和法律界的广泛关注：余秋雨到底“文革”前期有无参与“上海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余秋雨是否参与写作“体系”的初稿？此案涉及到历史的敏感事件和人物，该如何调查取证？古远清引用他人公开发表的文章作为论据，是否能够作为第一被告？古远清引用的材料能否从法律上取证？古远清与余秋雨这起众人瞩目的由笔墨官司演变而来的民事官司，是否可能庭外和解？学术批评、学术评论和“恶意中伤、诽谤”的界线在哪里？法律所调节的社会关系是否有自己特定的范围？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争论，是否都必须最终拿到法庭上来审判……
而文艺界一些人士表示，不断升级的文坛纠纷，如果造成为文者谨慎落笔，不敢越雷池半步：评论者细致小心，不敢让评论见血的“紧缩”，必不是文坛幸事。
此外，《中华读书报》2002年7月31日燕舞在头版头条发表的《余秋雨状告武汉古远清》，在知识界影响颇大，其副标题《原告被告双方都有胜诉把握 学界对此保持沉默》貌似中立，其实文中所写的复旦大学教授吴中杰、北京大学教授谢冕、上海杂文家何满子等人就表示支持被告。后来该报又发了不少尖锐抨击余秋雨作秀和打官司的文章，其中北京大学中文系一位教授写的《正版中的盗版》，最具学理性和震撼性。但有些报刊采访我未按游戏规则给本人审阅，致使出现一些常识性的错误，如把大批判文章错成“大字报”，把“石一歌”与“上海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等同，等等。这样便引起一些新的纠纷，如余秋雨就扬言将我在《亚洲周刊》说过他写有“夺取最高权力”文章一事再次告，要我“拿出证据来”。作为一位堂堂的博士生导师，他应该知道“篡党夺权”与“夺取最高权力”没有什么本质不同。如要硬性加以区分，那是非常不智的，越狡辩只会使自己越被动。当然，这只是恐吓而已，后来他在法庭上并没有追加这个内容。
由这个恐吓，可以总结出余秋雨打击批评者所用的惯技：要么说你批评他是想靠他出名，要么说你与盗版集团相勾结，要么把你告上法庭。当压而不服时，又进一步说要追加被告内容，或曰一篇篇文章和一件件事接着告！当这些“恐怖”行为失效后——尤其是打不赢官司时，便宣布“法律苦旅”圆满结束，然后溜之大吉。
我和余秋雨打官司庭外“审判”余秋雨（1）
开头提及四川出版的《“审判”余秋雨》，书前严正声明：“‘审判’只是审视和判断的意思，非法律名词。”本文这里也是借用，以让读者明了余秋雨的“官司之旅”在新世纪中国的文化界意味着什么，它有哪些值得人们警惕和深思的地方。另方面，这个标题也来自余本人在“关天茶舍”网站做客时所讲的一段话：
现在有关这个案子的文章太多了，客观上造成的结果似乎是在庭外审判余秋雨。现在人们似乎把审查中心落到我的头上，这种舆论导向是不对的。这似乎造成了一种局面：老百姓是陪审团，骂我的人成了法官，这完全把角色颠倒了。
下面，是在“余古官司”期间——也包括官司前海内外知名人士和作家、读者庭外“审判”余秋雨的非现场“座谈会”纪要：
拾风（上海杂文家）：可能有人奇怪，“‘文革’结束近二十年，还旧事重提，对某些人揪住不放，干嘛？”上面说过，“丁学雷”、“石一歌”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客观存在，不能抹去，但就其成员来说，总得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据我所知，“石一歌”成员中有的正以行动改前非、塑新我，人们是看在眼里的。只有（何）满子文中提到那位大谈美学的某“骁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