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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文化工业在当今的兴盛一时，恰恰是大众亦即“受众”自己造成的。对文化工业源源不断的资金注入，来自大众在温饱之后的消费重心偏移，来自大众对符号和感觉的购买，包括对每一件商品里广告成本的自愿支付，包括通过广告公司对一切无线电视和无线广播的间接性支付——人们不必有享受免费服务的窃喜。文化工业正是依赖这些钱，依赖人们在持有需求方面的财务安排，才得以聚水养鱼，才得以弹足粮充和兵多将广，形成独立和日益壮大的产业，并以雄厚实力进一步开发和调教大众亦即“受众”的持有需求，进一步源源不断地制作出品牌或明星的时尚。在一个传统权威广受挑战和亵渎的时代，人们总算找到了替代之物，让时尚正在成为新的权威，由大众供养并反过来强制大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持有价值不是别的什么，它不是永恒和普遍的现象，不是什么天经地义；它只是私产体制、富康阶段、传媒社会以及文化工业的产物——而文化工业与持有需求互为前提，互为血源和母体，是人们自己造就出来然后再来造就自己的力量，是自己的异在、异变和异化。
文化工业的出现，正在鲜明折射出自然人与文化人的紧张，每一个人自己与自己的紧张。
这种对貂皮的消费，暴露了商品在使用价值之外，已经有了另一种重要的属性：持有价值。
其实，不光是狮城女士的貂皮与实用性无关，也不光是当今越来越多的服装在男女消费者那里藏多于用，符号储备的意义多于用物储备的意义，在更多的消费领域里，人们的购物行为也让传统经济学家们觉得可疑起来。BP机都是用来通讯的吗？恐怕不是，众多第三世界的中学生腰里都别着它，但无从用起。哲学名刊都是用来阅读的吗？恐怕也不是，众多高雅之士把它买来搁在书架或者餐桌旁的显眼之处，并不打算真正翻上几页。风景旅游区是让人亲近大自然的，然而有些游客千辛万苦驱车赶到这里，到头来几乎什么也没干，甚至对山光水色看都没有看一眼，只是把自己关在宾馆里打一夜的麻将或者看一天的电视。他们并不在乎这里的自然怎么样，他们只在乎这里的风景区很著名，是上流人周末或节日应该来消受消受的地方，是不可不来的地方——而他们已经这样干了，事情就已经完结。
这些人的消费，显然只是一种持有（BP机、哲学名刊、旅游风景区的名声以及其他一些人们认为很好的东西）的实现，因此品牌和明星当然最有可能成为他们的目光所向。他们的需求不能说不是一种真实，不能说不是生命中的重要内容，却已经大大偏离了实用（包括备用）的需要，偏离了传统经济学曾经奉为基石的使用价值，正在被社会环境里扑朔迷离的心理/文化信号所虚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身上如火如荼的持有需求，是第二级需求，是需求的转喻和能指。难怪F。杰姆逊总是在日本、法国这些发达国家而不是在穷国，更多地发现生活“能指化”现象。在我看来，所谓社会生活里的各种“能指化”，不过是对虚拟经济和虚拟文化的另一种解读。
需要指出，第二级需求使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之后多了文化这一只“更加看不见的手”，正在使供求关系出现扭曲和失常。既然偏离了人们的实用，市场或可容纳的商品数量，或可出现的商品价位，便不再可能以人口一类的数据作为测定基础，而只能被变幻莫测的文化潮流所左右。消费已不再是自然行为，而是需要“引导”的，是“引导”出来的变数。文化潮流的这种引导可以刺激某些商品的超常生产，却不会对潮流突变前后的生产过剩和市场动荡负责，更不会对这种生产加之于自然资源的恶性榨取负责。某些传统经济学家的预测，相信地球的有限自然资源在一段时间内还可以支持人类的生存，其前提是人类对使用价值的需求尽管有弹性，却仍然有限，比如一日三餐就是一个基本限度。然而现代人持有需求正在取消这个基本前提，它的重要特征恰恰就是无常和无限，它使一食可费千金，一乐可费千金，使市场变成一个突然出现在现代社会里的无底洞——再多的貂皮大衣也不一定能填满它。如果我们的商品生产在利润的驱使之下，开足马力去填补这个巨大的空间，如果我们的生产和消费变成这样一种“无限制资本主义（美国学者语）”，可以肯定，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只可能迅速加剧，不光是貂皮，这个星球上所有的资源都将很快地耗竭一空。
这个无底洞应该让人不寒而栗。
第二部分贫困与贫困感（1）
我一直敬仰数学，抱怨“文革”中断了我的数学课程。我还相信，任何不能充分运用数学方法的学问，不能成其为科学。不过，一个也许无知的问题一直在跟随着我：数量化的方法如何适用于心理/文化现象？如果说，我们可以把蒸汽机和棉花的生产销售数量化，甚至可以把教育、出版及其他高智能产业不无牵强地数量化——把智能描述成工业货品的模样，但我们能不能计算一下持有价值？能不能努一把力，弄出几个关于人们持有价值的开发、流通、储存、分配、实现的数学模型？
但愿是可以的。但愿有朝一日，任何一种心理/文化现象，这些忽有忽无、忽聚忽散、忽大忽小的东西，统统在电子计算机的规划和控制之下，不再使有些经济学家们神色茫然。
在那个时候，经济学家们不但可以计算贫困，还可以计算贫困感。
一般来说，贫困产生着贫困感；同样是一般来说，前者与后者似乎又并没有什么必然联系。勉强温饱的人，常常可以自得其乐和自觉其足，在穷乡僻壤悠悠然哼着小调。我访问乡下的时候，为了让这些农民相信眼下天天吃肉的日子算不上皇帝的日子，相信还有比这里更清洁、更漂亮、更富足的村庄，外来人常常得费尽口舌。听他们说起美国乡下的厕所里也喷香水和铺地毯，有些农民会冲着言者哈哈大笑：“你诳人！”
比较而言，倒是有很多丰衣足食的人，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家里有了彩电、冰箱、VCD、万元存款，还觉得自己可怜兮兮，简直他妈的活得不像个人。有时候，他们的委屈在肉碗面前也可能有些动摇，他们的一些邻居和朋友就可能及时地帮助他们坚定，用“外面世界很精彩”的种种传说，逼着他赶快放弃高兴起来一下的念头。有一位作家曾在南方某个座谈会上就这样百思不解地说过：“我还没觉得自己怎么穷，但周围的人非让你觉得穷不可！”
在今天的现实生活里，其实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足够根据，来发现自己的贫困。西方发达国家就不去比了，光是在中国，传媒上告诉我们，每天都有那么多人在消费“人头马”、“劳力士”、“皮尔·卡丹”、“奔驰”、高尔夫俱乐部以及万元宴乃至十万元宴，影视中的改革家也多是在豪华宾馆里一身名牌地发布格言，在这种超高消费的比照之下，什么样的工薪收入才能免除人们的贫困感呢？因为自觉贫困，因为自觉贫困深重，人们当然没有理由要安心本职工作及其工薪收入，没有理由不去业余走穴、投机宰客甚至贪污腐败，也当然没有理由要把自己的敬业、道义以及守法看得那么重要。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很多人本来不算太贫困的生活也贫困了，很多人足以让一般西方人也羡慕的优裕生活条件也黯然失色了，贫困感像感冒一样到处流行。这种贫困感不但发生在真正的穷人那里，更多时候是发生在不那么穷的人们那里——因为后者比前者更可能接触传媒，更有条件了解到刺激自己的超高消费动态，并为之愤愤不已。常常是，对品牌和明星的持有欲望，还有这种欲望在现实中或多或少的受挫，遮蔽了他们自己实际的富裕。
事实上，如果透过传媒上的某些宣传花絮而深入实际生活，就可以知道，并不是周围的中国人都在喝“人头马”，也并不是喝“人头马”的中国人都腰缠万贯——我认识的其中一位，家里其实连一个像样的衣柜都没有。这就像挂着BP机的中学生，可能还有学费之虞；穿着名牌衬衫的人，可能还得借钱治病。超前消费只不过是穷人对体面的某种预支。从一个客观的标准来看，这些人不应该与名牌洋酒有缘。然而当今的消费常常不是在“客观标准”下发生的，酒的使用价值并不总是比持有价值更受到人们看重。这些人的持有需求发作，因此并不是想喝酒，而是想喝“人头马”的品牌，喝出自己进入现代生活潮流的感觉，喝出自己想像中西方男士和女士的那种美轮美奂，于是购买力自然指向了高价。他们推动了“人头马”在中国的热销。同样的道理，他们这一类消费者也推动了“劳力士”、“皮尔·卡丹”、“奔驰”、高尔夫俱乐部以及万元宴乃至十万元宴的热销，让西方的商家一次次大跌眼镜，惊叹中国的市场真是秘不可测。他们按照“劳力士”在上海的销量，一度以为上海的富裕程度已经超过了巴黎。他们不明白，持有价值以及公费腐败共同促成的这一超高消费壮观，大大遮蔽了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尚未摆脱的落后和贫困——包括这些消费者中很多人实际的贫困。
对贫困和富裕的双重遮蔽，就是这样产生的。
传统社会科学有一句老话：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经典命题眼下在很多学科似乎正在重新复活。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任何存在都只能是一种被意识的存在。于是命题就可以改变成一个绕口令似的说法：被意识的存在决定着意识。被意识的贫困，被意识的富裕，常常与真实相去甚远。而且凭借心理/文化信号的传播，两种被意识的存在可以互相激发和互相强化；越怕被别人看作穷人就越要竞富，越看见别人竞富就越觉得自己是穷人。虚拟化的贫困和富裕，就是这样形成了越来越激烈的交叉震荡，最后导向深刻的认知危机。
这些贫困的富人，或者富裕的穷人，什么时候才可以回到“存在”的真实大地？
第二部分贫困与贫困感（2）
我一直怀疑，很多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