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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依然直面着财产和权利的分配关系，只是这种分配，将以符号化财产和符号化权利的分配为隐形主导。它似乎正在以心理和文化为主题，重构我们的各个生活要件，布设新的利益格局，启动新的冲突和解决过程，向我们洞开一个个更多成果也更多风险和灾难的世界——如果我们对它失去理性的控制，如果我们的符号书写同样失去了真实和真诚的牵引。
相对于福山的历史而言，它是第二级历史。
我在两种含义上使用这个词：它确实很“酷”。
最初发表于1998年《读书》，后收入文集《韩少功散文》。
第三部分熟悉的陌生人（1）
托马斯是美国一个聪明的生物学家。在《水母与蜗牛》这本书里，他嘲笑精神病医生们把一个人的多个“自我”，当作精神分裂症的特征。在他看来，一个人如果有七八个自我，也只是一个合情合理的小数目。多个自我共存并不是病态。如果说这种情况与精神分裂症有区别的话，那么惟一的区别在于，精神病人的多个自我总是一拥而上，乱成一团，不能像正常人做到的那样交接有序和按部就班，如此而已。托马斯的这一说法，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人的多重文化身份。
那一天下雨，他对巴黎的雨天和林阴道由衷赞美，于是对中国怎么也看不顺眼。他相信中国的幼儿园大多在贩婴杀婴，相信中国的瓜果蔬菜统统污染含毒，相信中国根本不可能有历史和哲学，即使有的话，也只可能是赝品。他比我所见到的任何西方人都要厌恶中国，虽然他侨居十载还只能说中文而说不好法语，只能在那里的华人区混生活。
我理解这样的谈话。他必须夸张，必须在我这个萍水相逢的同胞面前夸张，否则他怎么能为他的十年漂泊作出解释？怎么能为他丢弃学业而在异乡的商场里打工找到一个合适的理由？
我对中国的很多事情也很不满意，但不愿意以智商去迁就谣言。我不愿意把谣言当作批评，但也不愿意用同样夸张的手法来为中国争一个体面，以便让自己也沾沾光，使自己在国内的日子变得优越一些、更加顺理成章一些。用背景给演员加分，把自我价值的暗暗竞胜，延伸成一场关于居住地斤斤计较的评比活动，毕竟没有多少意思。
更重要的，我明白他的表达并不是他的全部。我完全可以想像得到，当白人警官对他结结巴巴的外语勃然大怒的时候，当白人雇主对他的中国文凭不屑一顾摔出桌外的时候，当那些贩婴杀婴和污染含毒一类的传闻不是被他描述而是在白人的报纸上爆炒，并且引来他们对所有黄脸人诸多怜悯和惊疑之色的时候（这样的时候即便不多但一定会有），他一点也高兴不起来。他已经取得了外国居留证，但那一个小本并不能使他的生命从头开始，上面还没来得及烙上他最深度的情感。他也许会在恼怒自己一身黄皮的同时，鬼使神差地对巴黎吐口水，在白人同事那里无端吹嘘中国人的气功和美食以及孙子兵法，甚至会在电视机前为五星红旗下中国运动员任何一次夺冠大叫大喊，甚至还会为孩子压根儿不愿说中文或者不愿听父亲只能说出的中文而气得暴跳如雷，在房间里为伟大的中文走来走去一泄胸中的恶气。
在那样的时候，他是谁？
文化Identity，即文化认同，或者文化身份的确定，也许是一个来源于移民的问题，是文化交汇和融合所带来的困惑。当新大陆在船头的海平面浮现，当超音速飞机呼啸着大大略去了空间距离的含义，文化与地域、种族以及肤色的传统联系，立刻出现了动摇。人们走出乡，走出县，走出省，走出国界，越来越习惯把童年和祖母的方言留在远方。几乎没有一种文化还能纯粹，也没有任何一个人还能固守自己纯粹的文化之根。传教士、商人、黑奴、远征军、难民、留学生、旅游者、跨国公司……他们一直在或深或浅地率先接受文化嫁接，或多或少地改变着一片片文化环境。
移民还在剧增，随着全球性的经济一体化，未来无疑更是一个大移民的世纪，是一个路上人多拥挤和行色匆匆的世纪，是生活不断从登机口和候车室开始的世纪。文化认同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政治事件，正在成为旅途上一件越来越沉重的心理行装。即便没有移民局的官员作身份甄别（一般来说他们总是守护着更为优势和富强的文化），很多人也会在心中升起一个恍恍惚惚的疑问：我是谁？
欧美主流文化崇尚个人至上，却又一个劲地时兴着类属的认同，即文化上划线站队的Identity，当然很有意思。这当然不是什么怪念头，不是什么庸人自扰。作为分类学同样的爱好者，中国人也从来把“不伦不类”、“非驴非马”一类用作贬义词，而且显示出对混杂状态的普遍性恐惧，显示出对某种本原和单质的习惯性爱好。你不可能什么都是，也没有权利什么都是。冷战结束以后的民族主义冲突，更使一些学人在政治降温之后找到了新的营生和新的思想题材，更愿意把一场有关文化差异的大清查当作新兴知识产业，强迫人们在文化分类目录面前自报出身，并且非此即彼地选择归属和阵营——而这种热闹的重要背景，是美国学者S。亨廷顿著名的“文明冲突论”，是德、英等西方强国纷纷出现排斥和限制外来移民的热浪，包括在法国这样的人权思想原产地，中左力量也无法阻止国会通过歧视移民的新法案。困难的问题在于：文化差异是存在的，也不应该轻易化约，但文化身份被太当成一回事的时候，也许就掩盖了另一个重要的事实：二十世纪的人大多已经程度不同地进入了文化多元性和多重性的状态。一个人，可能是语言上的塞尔维亚人，却是血缘上的克罗地亚人；是宗教上的阿拉伯人，却是生意上的以色列人；是衣着上的北爱尔兰人，却是文学上的英格兰人；是家庭伦理上的中国人，却是爱情法则上的法国人；是饮食上的日本人，却是足球上的阿根廷人；是聊天时的四川人，却是购物时的香港人；是政治生活中的北京人，却是影视消费上的洛杉矶人；甚至是这间房里的这一个人却是那间房里的另一个人，是这个小时的这个人却是下一个小时的另一个人……这些一个个的多边形和多面体，这些数不清的文化混血杂种，怎样划线站队？即便这些杂种与那些杂种之间还有很多差别，但不论强国的民族主义还是弱国的民族主义，文化认证的标签派发和政审意味是否有些不智？
第三部分熟悉的陌生人（2）
L。托马斯是美国一个聪明的生物学家。在《水母与蜗牛》这本书里，他嘲笑精神病医生们把一个人的多个“自我”，当作精神分裂症的特征。在他看来，一个人如果有七八个自我，也只是一个合情合理的小数目。多个自我共存并不是病态。如果说这种情况与精神分裂症有区别的话，那么惟一的区别在于，精神病人的多个自我总是一拥而上，乱成一团，不能像正常人做到的那样交接有序和按部就班，如此而已。托马斯的这一说法，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人的多重文化身份。我那位巴黎熟人在面对白人和面对同胞时的不同文化反应，其实不是什么反常，将其看作不同自我的自然转换，大体符合托马斯笔下的健康人标准。他也不必有什么“我是谁”一类现代人的焦虑。一个人身上冒出七八个自相矛盾的“我”而且不被自己察觉，其实没有什么大不了，并无什么出格和危险之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熟悉的陌生人”，我既是我，也是你，也是他，甚至是一切人称谓格，是一个复数化的存在。
佛祖曰：众生即我，我即众生。
除了地域意义上的移民，应该说，隐喻化的“移民”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命运。
有时间的“移民”。一般来说，年轻人容易激进，只是当更年轻的一代在身后咄咄逼人地成长起来以后，他们曾经百般轻蔑和攻击过的卫道保守，就很可能逐渐移入他们多皱的面庞和四方八正的步态，包括性欲能力减退之后，对性的解放理论很可能易为对情与谊的持守学说。这叫做此一时彼一时也，自我在时间航程中停靠着不同港湾。每想到这一点，我就不会过于认真地对待年长型的傲慢，总是想像他们在更年长的一代面前，对同类傲慢的不满，可能不会比我更少。我也不愿过于认真对待年少型的张狂，总是想像他们在更年少的一代面前，很快就会失去这种张狂的本钱，时间的魔术能轻易地使他们重返平实。一切适龄性的心理和文化表情，即便不是虚假，也不是真实的全部。
还有知识的“移民”。一个求知者可能要读很多书，在知识的地理版图上频繁流浪。特别是在资讯发达和文化多元的时代，知识爆炸总是在人们心中过多地累积和叠加着文本，在人们情感和思想的面前设置出过于混乱和歧异的路标，简直让人有点无所适从。于是，我们常常能看到这种情况：昨天还是坚定的国粹派，今天就变成了激烈的西化派；今天振振有辞的经验主义者，明天可能就变成了口若悬河的理想主义者。这种变化，可能是出于生存体验的推动，出于对现实演变的及时回应或者智力发育过程中的自我更新，但事情在很多情况下并没有我们想像的那么复杂。有时候一个知识者赞成什么，其实仅仅取决于他能够说上一些什么，仅仅取决于他碰巧读了个什么学位或者近来偶尔读到了一本什么书。如同哼哼哟哟地生出什么病，取决于街头出售着什么名贵的药片。他们不是什么现代派，只是“读书现代派”；他们不是新儒家，只是“信息新儒家”。他们是一些现买现卖的知识贩子，因此很难保证他们不在另一种时兴药片的吸引之下，很快闹腾出另一副病容。
当然还有地位的“移民”，以及各种利益区位的“移民”。人非圣人，只要活着便有利欲绵绵不绝，故社会存在制约社会意识，人在利益分配格局里的高下左右，常常成为情感和思想的重要牵引。一个人在单位受宠，可能会当秩序党；到社会上受压，则可能参加造反派，“文革”中诸多“内保外造”（或者“内造外保”）的怪现象就是这样产生的。供职于电厂的人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