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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德贵是１９３７年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他们那一批３０００多人，只活了他一个人，其余全部被日本人所杀害。他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说：
哎，那时的人老实，都不敢动，叫跪就跪，叫坐就坐。大货房里３０００多人，只有３个日本人看管，大门开着，又都没有绑，一起哄，３０００多人至多死几百个，两千多人都能逃出来，可就是没有人出头，都胆小，都怕死。
今天住在昆明郊区护福村里的民工们的心态，是不是他们祖辈的遗传？我们该如何总结中国人（中国农民）的这种性格——“缺乏公心”？“缺乏同情”？“任人宰割”？“奴性十足”？“顺从强权”？“反应迟顿”？还是“冷酷麻木”？当年大屠杀幸存者所指出的问题，今天在民众身上同样存在着，只要在护福村的那些地方，能够组织起上百个血性的汉子（一个民兵连即可）日夜巡视，抓到几个拐卖儿童的罪犯，或打伤打死几个，犯罪者马上就会畏惧，情况马上就会有所改观。
在一组互为对手的博弈中，对手总是从对方的表现中寻找策略的，中国老百姓的奴性与不敢反抗，日本鬼子就可以不锁不绑中国人，用几个人屠杀你几千人；同样，拐卖儿童者的行为也建筑在民工的麻木上，他们大白天在人多的地方轻易得手，用一颗大白兔糖换走一个孩子，就是欺负民工们的没有警惕、漫不经心。这一切都告诉我们，我们的教育必须从民众的劣根性入手，教育他们不要再这样辛苦麻木地生活了。
哎，鲁迅先生的愿望离我们仍是那么遥远！
● 老实孩子张志兵的故事
在浙江省杭州市，我采访了一个２７岁的年轻民工，他在我战友陈楚人家中做钟点工，还干其他活，如卖菜、修理自行车等。他是江西省临川地区乐安县公溪镇人，家中有父母、弟弟和妹妹。
中专文化，不过没毕业，因为家里生活困难，便跑到杭州来打工了。他来杭州是１９９７年７月，书没读完就溜了出来，害得新余远东机电学校的校长、老师都在找他。他当时身上装着要交学费的钱，所以有那么几百块。到了杭州后，找到了一家私人修摩托车的手工作坊，做摩托车的刹车片，这家作坊只有一个老板，一个本地工，加上他一个外来工，包吃包住，每月工资是２５０元。
他这样对我说道：“后来又来了一个陕西人，和我同住８平米的一间地下室。本来伙食就不好，经常吃土豆，一个鸡蛋，一盒饭，那个陕西人不吃肉，我也就没有肉吃。３个月出师后，按计件，能挣到１０００块一个月，但是四五点钟开工，晚上七八点钟收工，得干１４～１５个小时活。累是累，但我得挣钱，因为弟弟、妹妹还在那里上学，需要钱。
“我们没有什么合同，干了一气，我听说外面有的地方工资高，就跑了出去，到一家工厂去组装、包装晾衣器，这家公司叫达隆塑胶有限公司，生产各种晾衣器，每月工资是４５０元，但只上班８个点，打卡，公司挺正规的。是一个温岭老板开的。渐渐的，生意不好，开始是压半个月不发工资，后来两个月不发，不断地拖欠工资。我们车间２０多个人就罢工了，还把这种情况告到杭州市劳动局去，这样才勉强发了一点。不能干了，我于是又跑出来。后来遇到一个叫盈桂林的人，叫我跑传销，结果被他骗去了六七千块钱，把我挣到的钱全骗光了。我到公安局去报案，公安局找我随便问了几下，最后不了了之。
“我后来听说这人跑到了广州，下决心到广州去找他，谁知道广州那样大，在街上转悠了几天，身上就只剩下２００元钱了。因为我不断打手机，被骗子发现了，有一个人来问我：‘你姓张吧？’他说是我报案的那个派出所民警的朋友，说来接我的，结果借帮我买票又骗走了１００块钱，弄得我身无分文，扒火车逃票又回到杭州来了。
“后来我找到了浙江农业大学的一个生物化学有限公司当操作工，分装漂白粉，得戴上口罩作业，有活干时能拿到八九百元，没活干时就没有钱。刚去时还发过一回油、两块肥皂、一条毛巾，拿了两个月后没有了。这样，我挂在那儿，上半天班，再在外面干点活，什么擦油烟机、修自行车、卖菜、擦玻璃都干。我在陈阿姨家干钟点工，她想干活时直接传呼我，我就去了，每个小时８块钱，３块钱给家政，我得５块……”
张志兵找了一个女朋友，是家乡隔壁邻居家的侄女，比他小５岁。他女友在１３～１４岁的时候就跑出来了，到温州去当过童工，学缝纫手艺，每月２００～３００元的工资。经人介绍，他们在家里谈好对象，就一齐到了杭州。
接着，问题来了——
他与女友同居，而女友１９岁没到就怀了孕，生下了一个男孩，那是２００１年，现在这个男孩子已经３岁。
由于这个小伙子很老实，干起活来也特别勤快。我战友的爱人很喜欢他，听说他要学车，考驾驶执照，就说：“这样吧，我支持你一下。”陈阿姨给了他一个红包，那里面包了１０００块钱。他千恩万谢，加上自己的２０００多元积蓄，心想学车的钱是够了。谁知这时他回了一趟家，想给孩子报户口，结果不但孩子的户口没报上，还因为没计划生育被罚去了３０００元钱。他实在无法向陈阿姨交待，就向在东莞打工的姑妈去要钱，最后才学成了驾驶技术，拿到了驾驶证。
但是，由于他刚学的驾驶技术，没有车公里，没有经验，没有人要他开车，所以还不能凭这门技术挣饭吃。
我本以为他这时候应当苦尽甘来，命运会发生转机了，谁知仍然是在“艰苦奋斗”之中：
他住的是学校的地下室，每月８０元的租金，学校掏一半，他掏一半，水电费就得自付了，谁知那１０平方米的房子里不断地来人，他的弟弟也跑来打工了，还有表妹与堂弟等，有时候一房子住了六七个人，两张床，每张床得睡３个人，人多时还得打地铺。虽然房钱没有增加，但饭费、水电费用却是很大一笔开支。
这还不是他“艰苦奋斗”的原因，他们“夫妻”两口一月挣８００～９００块钱，加上他们的孩子，三个人生活已经够紧张了，现在却遇到“第四者插足”——这个人已快要来分他们一杯羹——他的女朋友肚子里又怀了一个孩子。
听到这里，我问道：“你的生活已经这样紧张了，为什么那么快就要第二个孩子呢？难道不能打掉吗？”
他却并不在意地说：“有两个孩子不算多。”
“……”
他的父母在农村种地，每人只有８分地，全家也就是二三亩地，只能自给自足，没有余钱剩米。他的父亲不过４７岁，还是个壮年，却抚养不起３个孩子。他１９岁出来打工，他的在小手工作坊中打工的民工妹妹十五六岁，小学还没有毕业也出来打工了，是给人家当保姆。他的弟弟，也是十六七岁，上初中时想出来见见世面，打了两个月的工后，回家不想读书了，于是也到了杭州。他出来前，家中盖房子，欠了一屁股债，直到不久前才还清。他的壮年父母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却在种田的同时还得带４个孩子（有一个是他的，另三个是他姑姑的），恐怕再接下去，他的弟弟、他的妹妹也要生孩子了，还得叫他的父母去带。
张志兵在向我诉苦，他话语平淡，却听到了心中的不平。他说：“我到杭州８年了，看着别人家的生活好，也羡慕，也眼红，自己也想好，就是没那个本事，只得出苦力，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怪爹妈没生好，条件差，想干什么事都没有靠山，全凭自己傻干。现在不想再去上学了，心野了，只想当个司机，能开个车，就心满意足了……”
他好像是在怪自己的命不好，怪自己没有一个好的老爸，但是在我看来，多生多育才是他家的贫苦之源。他父母由于农村的贫穷，带不动他们兄妹三人，这才没有让他们学到很高的文化和技术。到了他这一代，本来可以走出这个“怪圈”的，可是他才２７岁，他的女朋友才２２岁，都很年轻，就有了两个孩子，我还不知道他们总共要生几个孩子才收场。如果也是三四个四五个，他岂不是又像他们父辈一样，进入了一个永远也不能让孩子得到充分教育，永远也挣不到大钱的境地吗？
他从老家走了出来，到了一个新的天地中，虽然可以说他比他的父辈生活改善了一些，却仍然在那里绕着圈圈，一个不能提升自己到高层次上的螺旋。但是这些话我没有说，我知道他听不进去也不会懂，因为多儿多女多得福的观念，在农村有着几十辈子几百辈子的遗传，尽管在他们头上有一条计划生育的杠杠压着。
让我感到困惑不解的是，在我采访的上百个人中，那些年纪像张志兵一样大小的青年人，没有一个是没有兄弟姐妹的（少则三五个，多则六七个）——多儿多女给农村带来的是低文化与苦生活——他们像驴推磨那样，永远在同样的怪圈中重复着劳碌也重复着贫穷。
守护在混沌的边缘上
动力系统：
秩序——“复杂”——混沌
物质：
固体——“相变”——流体
计算机：
停止——“不可决定”——非停止
生命与智能：
过于稳定——“生命／智能”——过于喧闹
但所有这些又有什么意义呢？朗顿判定：“固体”和“流体”不只是物质的两种根本的状态，就像是水和冰那样，而是一种动力行为的两种根本等级，包括像分子自动机规则的空间，或抽象算法的空间这样彻底的非线性王国的动力行为。他还进一步认识到，这两个动力行为的根本等级存在，意味着第三个中根本等级的存在：混沌边缘的“相变”行为。在混沌的边缘，你会碰到复杂的计算机，很可能碰到生命本身。
难道这意味着有一天你也许能写出相变的一般性物理规律，包括能够解释水的冻结和溶解以及生命起源奥秘的规律？或许吧。也许生命起源于40亿年前的原始初汤，起源于某种真正的相变。朗顿不知道，但他无法抗拒这样的想象：生命确实是永远力图在混沌的边缘保持平衡：一方面始终处于陷入过分的秩序的危险之中，另一方面又始终被过分的混乱所威胁。他想，这就是进化：这不过是生命学得越来越善于控制自己的参数，以使自己越来越能够在边缘上保持平衡的过程。
● 有两股绳在拉扯着民工潮
城市的铁饭碗，把工人、城里人端懒了；农村的一亩三分地，把农民种穷了。同时，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