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是她的头脑与其他人的头脑生得不一样，还是有其他精神问题，这个信基督教的金老板竟然说她这是一种爱工人的行为：“罚孩子下跪，纯粹是爱的表现。” “两年多来，我对工人们那么好，没想到他们竟那样对待我，我真的很伤心。”在上午１０时召集的200多名工人大会上，金珍仙把自己比成了基督，满口说的是“爱”的语言：“罚做错事的孩子下跪，在中国和韩国可能有不同的理解。在韩国打做错事孩子的手板、屁股或罚跪，纯粹是爱的表现，因为出于爱心，我才罚你们下跪的。”工人们从她的全部话语里没有听到“道歉”两个字。工人们不干了，他们向她面对面地进行了责问。
金珍仙的最后做法更加不光彩，她坚决不肯说出“道歉”二字，在强大的舆论压力面前又无法下台，只能一逃了之。临走之时，她不仅拖欠了100多万的员工工资，而且欠下了中国厂商2000多万的贷款。甚至她连工厂里除了流水线皮带之外的所有机器，都一运而空。
对于金珍仙的所作所为，连其他韩国企业家都看不下去，认为她玷污了韩国人的人格，便自掏腰包，凑钱给瑞进公司的工人发了路费，才算稀里糊涂解决了该公司的“后事”。
而孙天帅的后来呢？
河南少康集团总经理寇万斌及其全体员工，用极为隆重的方式接纳了孙天帅，继后，他又将他送入了河南郑州大学。寇总说：“我一生办了一件最有意义的事，就是接纳了一个不肯向外国人下跪的孙天帅。”
孙天帅大学毕业后，进入了一家报社，成为一名记者，他的念头就是要为这个世界打抱不平。
孙天帅是河南邓州市十林镇王河村人，在他这个轰动事件刚刚平寂下来，王河村又放了一个“二踢脚”，这回引起反响的是北京的老百姓。
２００１年底，中央电视台在“东方时空”栏目中，以《良心》为题，分上、下两期播出了一个河南来京打工仔的事迹。
该年１０月１２日晚，北京一位７７岁的退休老人王松滨在北京民航总医院附近被一辆出租车撞伤。没有良心的司机抱起老人塞进车里，假称送往医院，将老太太拉到一条僻静的小路上，不顾老人的哀求，将她抱下车扔弃在了路旁，随即开车跑掉了。黑暗寒冷的冬夜里，老太太连声呼喊着救命。这时，正好有一个民工骑车路过这里，他急忙扔掉自行车，拦住一辆面包车亲自将老太太送到了医院。
到医院后，小伙子又抱着老人进放射科拍片子。检查确诊，老人右腿粉粹性骨折。医生说：“如果不是送得及时，老人的腿可能就保不住了。”经询问，得知他是一名河南来京打工的民工，叫孙天丛。但是，当老人的家人到来，大家手忙脚乱询问和照料老人的时候，他悄悄地离开了医院。
不久，《北京晚报》刊登了《我想见见救命恩人》的报道，引述被救老人渴望找到冬夜里救她的青年，但老人只知道他是个“河南娃”，姓甚名谁全不知道，所以老人十分内疚。许多媒体也转载了这篇文章。
后来，《京华时报》、《大河报》、河南电视台等新闻媒体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找到了他，被找到了的孙天丛说道：“我明白，人是我救定了，但是《离开雷锋的日子里》的电影中，不是有乔安山救人被误解的情节吗？”唔，他是怕救了人反被当成那个出租车司机。
看来，孙天丛是善良的，但也不失有一丝狡猾，既救了人，还不想别人对他有所误会。
十分巧合的是，这个孙天丛正是那个不肯向韩国女老板下跪的孙天帅的堂弟。
谁说河南没有英雄好汉？
还有一点称奇的是，另有一位人物，叫孙天训。和孙天帅、孙天丛都是一辈的本家兄弟。这个孙天训入伍后曾任班长、文书、营部代理书记等职，是一个在部队培养的小秀才。他退伍后曾任十林镇柳堰村的党支部书记。１９８８年调到邓州市民政局工作至今。
他看到了孙天帅的事迹后，忽生想法，忽下决心，要为他本家兄弟写一本书。在到珠海及有关地方采访数月，又写作了数月之后，这本《不跪的中国人》终于在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他还十分庄重地送了我一本，称我是军队文学界的老前辈，以求雅正。
岂敢！
边缘人的感觉
在广东、福建、江西等地，我们经常听到“客家人”这个称呼，所谓的客家人，最早产生于西晋末永嘉年间（四世纪初），黄河流域一部分汉人因战乱而渡过大江南徙。至唐末（九世纪末）以及南宋末（十三世纪末），又有大批过江南下至赣、闽以及粤东、粤北等地，被称为客家，以区别本地的土著居民，以后成为这部分汉民的自称。以粤东梅县、兴宁、大埔、五华、惠阳等县最为集中。尚有部分分布广西、四川、湖南、台湾、海南岛部分地区和侨居南洋一带。领导太平天国起义的洪秀全就是居住在广西的客家人，而叶剑英元帅也是出身于梅县的客家人。今天有许许多多在世界各国和南洋发展有成的亿万富翁和侨界领袖，都是客家人。客家人坚忍不拔的意志和聪明的经商头脑，得益于他们南北民族文化的融合和迁徙的苦难经历。
● 甘苦自知的行吟诗人们
在东莞采访时，我认识了《东莞文艺》的副主编詹谷丰，因为是同行，他相当热情，并给我介绍了活跃于东莞文坛的年轻作家们，他们人人都会写诗，还办了一份诗刊，叫《行吟诗人》，所以我称他们为“行吟诗人”们。
他们分别是：
黎启天——东莞市《厚街》报主编
方舟——国家二级作家、东莞市作协副秘书长
陶青林——东莞市《长安报》记者、编辑
王德山——在三和精密香港有限公司任职，诗人
刘大程——《行吟诗人》编委、自由撰稿人
李福登——永晋集团《永晋》报主编（壮族）
陶天财——《行吟诗人》执行编辑、港资企业内刊《光明》执行编辑
东莞市的“行吟诗人”们与本书作者合影。（左起）黎启天、王德山、方舟、陶青林、李福登、刘大程、陶天财。这帮子“行吟诗人”们，其实都是像贾岛和孟郊那样，是“苦吟诗人”。他们来到东莞打工，都有一段辛酸的经历。而今，在东莞已小有所成，他们应当有着成功的喜悦感、幸福感，但在话语之间，我听到了他们那行吟诗人的胸腔里吐出的一丝丝苦涩。我真想一下子钻到他们的心里去，了解他们此刻的所思所想。
结果在见面的时候，他们看到了我的“老土”——还在吭哧吭哧用手写笔记，便都说道：“王老师，算了吧，我们每个人把自己的经历写给你，不是省你记了吗！”
这当然更好，那么，让我随意地翻开他们的自述，请他们自己来说说自己吧！
刘大程：《在凄风苦雨中踽踽前行》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我出生于湘西凤凰县一个偏僻山村，在贫困和祖母的歧视下度过了童年。我在高中即将毕业时退学，原因是四兄妹上学，家里供不起。
回到全县最偏远的乡下，我的思想很复杂，心里久久不能平静。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那种宿命般的生存方式使我的心酸楚生痛。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从临摹惟一一本从同学处借来的石膏像起步，我开始自学绘画。
１９９３年春，我背上画板和行囊，怀揣借来的满是汗污的５００多元钱，告别家乡，踏上了漂泊的路。
我的目的地是昆明。
那趟车需要在贵阳转车，车很挤，我是不吃不喝从怀化一直站到贵阳的。在昆明下火车后是傍晚，走出火车站，面对华灯下的陌生的高楼和车流、人流，我第一次感到远离亲人和家乡的孤独。一阵茫然后，我随一个拉客的服务员去火车站附近的旅馆住了下来。前三天我在昆明城里兜了几圈，感到新鲜。第四天我按计划上街摆地摊给人取痣——我们村有个人在外头就是靠取痣谋生的。但我忽视了一点，我的外貌给人的印象不是老师就是学生，加上年龄不大，是不适合做这一行的。所以一个星期下来，收入微乎其微。后来我换了一种方式：画像。看的人照样多，但看一下问一句也就走了。当时的昆明还很不开放，一个外地人要想立足真是太难了，奔波几天一无所获。
每餐我只能拿出一块钱买两个包子回旅馆就着白开水吃。晚上，躺在旅馆的床上，听着外面淅淅沥沥的雨声，我的思想激烈地斗争着，面对生存的危机，我连打劫的念头都有。后来，在街头画像时我结识了一个姓陈的川籍美工。叫他陈哥，陈哥说准备在附近的晋城镇开一家工艺店，知道我不仅能画还能写也能刻，便要我一起干，我答应了。
陈哥带我到他那间准备开张的店里，与他一起的还有一个云南籍退伍军人老胡和一河北籍残疾人老曹。老胡原来是卖跌打药的，老曹则是街头地摊摆象棋残局的。两天后老胡走了，剩我们仨。晋城是座古镇，那时房子都很陈旧，我们的店面也是间老木板房子。地方不大，只能说惨淡经营，幸好我们经营的项目多，装潢、招牌、广告、绘画、书写、雕刻，有时老曹也出去摆一下残局，三人总算能将就度日。慢慢我对陈哥有了了解，他曾就读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油画系，后来因表现不好被开除，已在外浪迹多年，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
转眼半年过去了。这天，我收到一封寄自北京的信，是同村一个在北京当兵的伙伴写来的，信中说他最近回家知道我哥已离开人世，死因不明。我只觉得头轰地一声，两眼一黑，差点昏倒。
我含着泪强忍着巨大的悲痛踏上了归程，一跨进家门便泣不成声。我来到一片荒丘上哥的坟头，长跪不起，长哭不已。哥走了，他抛下了我们，包括两个雏女，一个两岁，一个一岁。哥生前担任民兵营长，为了给清贫的家以补贴，他买了放映机。哥是在去外地收账的归途中惨死的。头部有七八处伤，随哥同去的本村一个青年回来居然说，哥是被鬼魂迷住，不小心摔死的。而公安局的勘验结论却是他杀。这名青年劣迹斑斑，恃仗有五兄弟，不务正业，偷盗行恶，曾受过哥的责骂，后来得知他与主管此案的一个副局长居然是亲戚。
案子悬着没有任何动静。为了讨一个说法，我踏上了漫长的上访路。从县里到州里，从州里到省里，从省里到北京。有时是我与父亲一起去，有时是我一个去，有时是父亲一人去。我们卖了耕牛和一些值钱的东西，为节约开支还背着被子带着干粮，风餐露宿、披星戴月……
后来我背起行囊，重新飘泊，先后去过深圳、东莞、广州、海南、浙江等地，饱尝颠沛流离之苦。有一次，在广州找工被骗，被诈去至关重要的５０元。为了省１元坐公交车的钱，我只好从一个叫棠下的地方步行一个多小时到火车站赶火车，并从广州一直饿到家里。家里没有经济来源，又无田无土（此时已从凤凰迁至麻阳老家），只有租种田地，日子的艰难可想而知，而且常有人登门索债。面对一张张愁苦的脸、嗷嗷待哺的嘴，我只有借了车费又走出家门。
人才与劳动力市场２００１年春节后，我告别一家老幼，背着两万多元的债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