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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弄清了，下面开头两行便是“深夜一枝灯/若高山流水。”
“深夜”二字紧承题目，可作上述分析之旁证。“高山流水”是一个典故，就是俞伯牙演奏古琴，声如“高山流水”，而被钟子期听出，二人遂成知音的故事。以后，“高山流水”便成为千古知音的一个喻象。这样，前两行所表达的就是作者在深夜里对着一枝孤灯（而不是一盏），把灯认作是惟一的知音，实际上也就是独对孤灯的一种寂寞的气氛。
第三行“有身外之海”。“海”在佛家的理论体系中指人世沧桑，有所谓“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常常比喻人生的艰难。作者这句是说，灯下独坐，思绪万千，想起了“自我”之外的无限广大、无限辽远的茫茫人世，如大海一样，苦浪起伏，变幻不定。一个“有”字，点明了这人世感慨是自然而然地袭来，使人不得安宁。诗句从节奏到遣词散发出一种无处排遣的沉闷之感。实际上已然确定了全诗的基调是一个孤独的主旋律。
第四句突然一转，“星之空是鸟林”，好像电影镜头在苍茫喧嚣的海面久久徘徊之后，忽而一摇，展现出一个清新明远的星光灿烂的夜空。“鸟林”意即自由的所在。“星之空”明显是与“身外之海”相对立的意象，那么也就是“身内之海”，指自己的精神天地。结合上面几行和下两行“是花，是鱼，/是天上的梦”，意思是茫茫人海使人苦恼、烦闷，而只有在自己的内心深处，灵魂才能如鸟归林一样地自由翱翔。内心世界如花一样纯洁美丽（佛教中“花”的本义），像鱼一般自在逍遥（也可解为暗示“爱情的自由”），然而这些不过是空中的梦幻而已，美丽但是虚无。
第七行，“海是夜的镜子”，表层意思是，大海能够映照出夜的影像。实际上，“夜”字由于在头两行被纳入了一个特定的思维逻辑，这里就变成了“孤独”的象征。这样，这句就是说，在茫茫人海中，我看到了自己孤独的影子，就像在一面巨大的镜子面前，发现自己形影相吊一样。另一解，视“夜”为一般诗中“黑暗”的象征，内心灿烂，人海黑暗，两解同一。全诗共三大句，“身外之海”用第一个句号，此处用第二个，旋律很分明。这句紧承上句关于空虚幻想的感叹之后，再一次弹奏出孤独的主旋律。
第八行，“思想是一个美人”，作者在反复咀嚼人海的苦水，孤独的涩果之后，渴望寻找到一个安乐舒适的小岛，那么，只有回到自己的心海中来，玩赏自己意识世界的精致之作。接下去几行，“是家，/是日，/是月，/是灯，”这是描述在自己的思想、精神天地之中，可以出现完美无瑕的美好事物，美人是一个抽象比喻，联想由此辐射，像家庭那样舒适，像太阳那样温暖，像满月一样团圆，像面前这枝灯那样是自己的知音。思绪飞腾一圈又回到眼前。这几行对空幻的美满境界的寻求，更加反衬出诗人在现实时空里的孤独。
最后三行，“是炉火，/炉火是墙上的树影/是冬夜的声音。”“炉火”是诗人在寒冷的冬夜里取暖的用具，“是炉火”紧承上句，说思想还能像冬夜炉火一样，在荒漠的人海中给诗人以光和热。但是诗人马上看到了跳跃的火苗，以及墙壁上伴随着火苗忽闪不定的物体的影子，由此而想到，墙上的树影归根到底要决定于真实的树的存在。“树”本来并非佛教中的基本概念，但废名作为“俗家弟子”可能用来指一种本体存在。佛家素有“身为菩提树”之说。“墙上的树影”意即一种虚幻的存在，因为这里的“树”一不能乘凉以平息孤独，二不能使人修成正果，只能烧成虚无的记忆。诗人这句的意思是，精神世界中自造的炉火虽然也能给人以慰藉，但毕竟只是一种镜花水月的幻影。连同下一句“是冬夜的声音”，共同造成了一个“虚静”的氛围。佛家有句格言，叫做“无声不寂，有色皆空”。这句诗可解为炉火在冬夜里微弱的声音，也可解为炉火如同冬夜里微弱凄空的声响一样虚无缥缈。这样，最后这三行诗就又回到孤独的主旋律上，完成了一个“孤灯长想”的意境。
以上逐句解析了这首诗。把全诗十五行连起来看，仿佛是一支孤独忧郁的小夜曲。寒冷的冬夜，作者独对孤灯，浮想联翩。一会儿在想象的世界中得到抚慰，调子舒缓、安闲；一会儿又意识到眼前的寒冷、孤寂，发出轻叹。经过两次反复，于抒情曲线中完成了全诗。
由此可见，诗人所表达的思想感情确实有一定深度，既是30年代知识分子的普遍情况，又是超越具体时代的群体意识，存在着与读者发生共鸣的客观基础。尤其是全诗制作精巧，结构浑成，语言纯熟，意象准确，节奏张弛有致，韵律舒缓自然，因而，这首诗算得上是艺术水平较高的佳作。
但是另一方面，此诗在意象上和用典等方面缺乏文学符号应有的社会性，人为地在读者面前筑起生涩之墙。其中的原因并不是作者在创作时有意雕琢，而是来源于废名对诗歌的总体看法以及与此紧密相关的创作思维定式。比如说，废名强调过：“诗不能不用典故，真能自由用典故的人正是情生文文生情。”废名追求写一种所谓“立体”的诗，这样，他在把诗情转化为诗文之时，就根本不会考虑接受客体。因此李健吾先生在肯定他“描绘的简洁，情趣的雅致，和他文笔的精炼”的同时，说他“渐渐走出形象的沾恋，停留在一种抽象的存在”，“逃逸光怪陆离的人世”，“句与句间缺乏一道明显的‘桥’”，加上爱用典，使读者“收获的只是绮丽的片段”，从而不能取得“更伟大”的成果等等。这些批评是十分中肯的。过分地玩赏感情世界那些精致典雅的小“摆设”，就会使人觉得格调不够高，境界不够阔。鲁迅先生也批评过废名，说是“只见其有意低徊，顾影自怜之态了”。此话虽然有些过重，但闻者却应该深以为戒。就以《十二月十九夜》这首诗来讲，废名好像精心制作了一盏宫灯，可由于他把读者推得太远，人们很难仔细地观赏，只能隔着茫茫的苦海，从远处那枝孤灯上领略到一点浮光掠影的光彩。当然，这种情趣，也别具一番美学滋味。这也许就是废名诗作的独特价值吧。
狂飙为谁从天落
撕开的黎明：狂飙为谁从天落
公元1919年5月3日的深夜，国立北京大学雄浑而沉重的红楼内，灯火通明，人声鼎沸。礼堂内外挤满了北京各高等学校的学生代表。一位名叫邵飘萍的记者朗声道：“现在民族命运系于一发，如果我们再缄默等待，民族就无从救亡，而只有沦亡了。北大是全国最高学府，应当挺身而出，把各校同学发动起来，救亡图存，奋勇抗争。”众人听了，悲愤交加，有的顿足捶胸，痛哭失声。一个学生走上前去，激动得说不出话。只见他“刺啦”一声，撕下一大块衣襟，举起中指，一咬而破，挥指在衣襟上血书下四个大字：“还我青岛”。
便爆发了响彻整个中国20世纪的“五四”运动。
如果说“五四”是20世纪中国的黎明，那么这个黎明到来的时候；20世纪已经过去了将近五分之一。黎明期究竟有多长，从未有人界定过。假如没有呼唤，没有呐喊，黎明会不会自动到来？当人们呼喊过，撕裂过，冲锋过，仆跌过之后，这便成了一个值得冷静思考的课题。
“五四”的意义，远非赵家楼的一把火所能概括。如果站在“五四”高潮甫歇的1921年来近距离地回瞥“五四”，就会发现，刚刚过去的五六年，已然从文化穹庐上撕下了一块遮天蔽日的血腥之幕，这才使得20年代的中国，开始呈现出一片“初日照高林”的早春气息。所谓“五四”，并不是公元1919年春夏之交的一个日子，而是古老的中华文明“灵童转世”，进入一个生机勃勃的崭新文化时代的胎动期。
提到“五四”，人们都会想起鲁迅、胡适、陈独秀、李大钊。但还有一个同等重要的名字决不能忘记，那便是蔡元培。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一字孑民，浙江绍兴人，著名民主革命家和教育家。他并不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但却是这场运动最有力的支持者。
蔡元培到北京大学担任校长。他对北大进行了一系列整顿改革，实行教授治校，鼓励学术研究，为新文化运动开辟了一个宽广良好的言论空间。
蔡元培说：“北大者，为囊括大典，包罗万众之最高学府。”他的办学方针是：“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效，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
蔡元培的治校方针，实际上为新思潮、新文化开拓了阵地。他当了北大校长后就聘请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任文科学长，李大钊为图书馆主任。还有胡适、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鲁迅以及一批留学回来的自然科学家都先后到北大任教。但同时，北大也有一批以刘师培、辜鸿铭为代表的所谓旧派教授。经常有这样的情况，上一节课的教员西装革履，下一节课的教员则长袍马褂。比如辜鸿铭，他讲的是英国文学，脑后却拖着一条辫子，因为他是拥护满清帝制的……
事实上，绝对平等的空间是不存在的，任何平等都必然有其现实倾向性。在蔡元培这位国民党元老的“平等空间”里，实际获益的乃是一批中国共产党开天辟地的领导人。
中国共产党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1880—1942），字仲甫，安徽怀宁人。早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他就已经是文化界赫赫有名的领袖人物，以至于一些害怕他、仇视他的人把他叫做“陈独兽”或“陈毒蝎”。他在1904年创办《安徽俗话报》，致力于唤醒民众。曾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在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中，陈独秀被捕入狱，险些遇难。虽然共和代替了帝制，但萎靡不振的五色旗下，整个国家仍处于内忧外患的交相煎迫之中。一次次革命的失败，使陈独秀为代表的一代知识分子陷入苦苦的思索之中。陈独秀认为，以往的历次运动，都是自上而下的政治革命，而中国要成为真正的现代强国，需要一场自下而上的普遍的国民思想革命。
1915年9月，一份《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五四”新文化运动由此揭开了序幕。
《青年杂志》从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随主编陈独秀迁至北京大学，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最重要的核心刊物。
陈独秀在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指出新陈代谢是宇宙间的普遍规律，“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由此向青年提出六点希望：
自由的而非奴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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