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目前关于“现代文学”这个概念，出现了许多课题。一是在中国20世纪产生了各种文学，如何对待。以某一种价值观念进行取舍后，对不符合自己的标准的文学干脆不讲，恐怕是不妥的。比如有的当代文学教师不讲文革文学，有的连十七年也不讲。“空白处理”恐怕不是历史研究的最佳方式。但是，另一方面，也要注意不同文学的价值区分。张恨水与鲁迅就是不好随便比较的。要把这些问题研究清楚，我们就要回到文学史中去，仔细考察当时的文学生产、流通和接受的状况，包括考察出版、报刊、文学教育和各种亚文学的状况。这样我们或许会尽快找到妥善处理“现代文学”这个概念的方法。
（发表于韩国汉学国际研讨会）
无题谈诗
没有题目的文章实在不好做，就像没有项目的奥运会一样。倘若撒开缰绳漫无边际地扯上一通，难免被裁判为态度不严肃的墙头芦苇；倘若揣着裁判员的心思绞尽脑汁地大显其观诗慧眼，则又有企图凌越新诗专家的嫌疑。唐朝的科举我总有点看不惯，如果不是恩师看中了那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话，凭白居易的本事，还真说不定弄它个“八十老童生”呢。冒犯，冒犯。
由此便想到，为什么胡适在答复絮如的信中，对他所了解的卞之琳的《第一盏灯》进行辩冤，而他不熟悉的何其芳的《扇上的烟云》却表示“哀怜”呢？
自从读了“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之后，胡适的形象在我心中便永远也膨胀不起来了。据说他把名字改为“适”，来源于《天演论》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如果说在个人生活上他还可算个“适者”，那么在文学见解上，他就越来越远离“优胜”而走向“劣败”了。从1937年《独立评论》上那场关于新诗“看不懂”的争论，我觉得胡适在美学观念上已经到了江淹的更年期。念念不忘把自己摆在新文学“第一盏灯”的地位，结果却大有化作“扇上的烟云”之虞也。
无疑，胡适是个功臣。《尝试集》勇敢地扯下裹了千百年的脚带，在金莲玉笋的辱骂和轰笑声中，跌跌撞撞地印下一串解放的足迹。于是，便在一片天足的杂沓纷纭中，新诗走出了它的第一个十年。
但是，这种原始的新诗如果一成不变地保留其生活方式，那夭折就不远了。早期原始社会人的寿命都不过十几岁而已。需要出英雄，于是，新文学史又亮起了第二个“第一盏灯”，即以汉语为外语的李金发。
李金发以走私法国的象征主义而青史留名。我在《春风不度玉门关——象征主义在中国的命运鸟瞰》一文中某些有关的话，不妨剽窃于此：
法国象征主义如同一股世纪初的春风，飞越千山万水，吹到中国这座刚刚解冻的花园，为放足不久的诗坛带来异域的芳香，带来新奇美的艺术追求，使中国产生了一批幼稚而又早熟的“七岁的诗人”（兰波诗题）。然而，中国的血型似乎永远是“AB”，可以容纳一切，但一切最终要变成“AB”。仅仅十余载，象征主义就昙花一现，枯萎于现实主义灼流滚滚的夏天。进步的艺术流派何以夭折呢？
首先，中国诗坛乃至全民族的审美胃口实在太弱了，承受不了如此之大补。连胡适、艾青这样的大家都摇头侧目，只好慢慢地来了，此发展规律之必然。
其次，作品实在幼稚，佳作极少。试作定量分析，可知模仿远远大于创造，长期竞争不过浪漫派和现实派，与法国祖师相比也有辱门风。只是到了上世纪30年代中期，才勉强占领了几年制高点，不过，那已是中国化的象征主义了。
追求主体原因，则可看出诗人缺乏对诗歌发展规律的高层次把握，对古典诗歌修养不够，语言学知识欠缺，理论与创作分家等等。
终于，我们只好叹息一声“春风不度玉门关”了。《中国初期象征派诗歌研究》一书中似乎也隐隐包含了这种情调。今天，把李金发这盏灯拾起来，只能是“自将磨洗认前朝”了。由于上述那些原因如今都已基本解决，所以，二三十年代那些风得以顺利地吹过来了，但可惜已不是春风了。
现代诗歌的研究，应该成为中国新诗如何发展的重要依据。亦步亦趋，终非久计；何去何从，有待深思。舒婷与北岛，早已不再是少年时的江淹了。现代派现代派，很多人可以把梦话拿去发表，标榜为现代派。一切概念皆有其历史性。现实主义倘若一味坚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那结果必然将诗坛变成没有项目的奥运会。一种体育项目，玩的人多了，奥运会就分给它一块金牌，以后没人玩了，没人看了，自然无人报名，项目自然取消。但在体育史上，还是要研究它的起源发展、规模影响，谁拿过冠军，是否被观众认为粗暴野蛮不道德等等。例如拳击，是应该改革竞赛规则，还是一律以公开斗殴拘捕呢？
我有个想法，觉得诗歌这种形式在人类的艺术史上进入了晚年。记得在哪本刊物上看到过相似的观点，颇为欣慰。我认为，对现代派诗歌的研究最能有助于对这个问题的或肯或否，因为现代派是新诗艺术的珠穆朗玛峰。
（发表于《敦煌诗刊》2002年卷）
正打歪着篇
北京文学的贵族气
北京人的口头语
北京人有两个口头语：“就是说”和“等于是”。用这两个口头语可以连接任何上下文，例如：
“您喜欢张艺谋的电影吗？就是说他那电影吧特有个性，等于是你一看开头就被它给吸引住了。”
“我觉得咱们中国足球肯定没戏，就是说中国这个民族就不适合踢足球，等于是陪人家老外白玩儿。”
北京人的一大段话中往往塞进了许多“就是说”和“等于是”，而上下文之间却经常并不存在可以等价替换或者相互阐释的关系。北京人就是这样，把本来没有关系的万事万物都“等于”和“就是”到一块儿，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侃得云山雾罩，有时自己也忘了到底要说什么。他们并不注意事物间客观上的具体联系，而主要是为了求得主观上的表达愉悦，图个说得“嘎崩流利脆”，说完就完，谁较真谁傻冒。用个时髦的学术名词，叫做“能指的游戏”。北京人是语言艺术大师，但不是语言大师，更不是生活大师。他们在玩弄语言中得到了许多幸福感和优越感，但也有被语言所玩弄了的时候，更多的时候是被生活给玩弄，被那些语言能力平庸，甚至是结结巴巴的外地人给玩弄了。只有那些聪明的北京人，能够放弃这两个舒服的口头语，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实事求是地看世界，看人生。
（发表于《武汉晚报》）
北京文学的贵族气
北京文学的研究者一般都注意到了北京文学的平民气，从老舍到王朔，都被看成“市民精神”的代表。然而如果仔细研究北京文学所表现出来的平民气，特别是与其他城市文学的平民气进行比较的话，就会发现，北京文学在平民气之外，或者说背后，还有着强烈的贵族气。这不但是北京文学区别于其他城市文学的重要标志，而且也是北京文学的平民气与众不同的重要标志。
本文所说的北京文学是广义的，包括京派文学与京味文学，以北京人身份进行创作或者以北京生活为题材的文学。本文所说的贵族气指超越于平民日常生活之上的以精神生活追求为核心的人文气息。
京派文学的贵族气似乎不需要过多证明。鲁迅论京派和海派时早就指出，京派近官而海派近商。“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京派”与“海派”》）京派文学的作者大多不是北京人，但他们喜欢在北京当教授和文人。他们喜欢北京比较舒缓的生活节奏，用欣赏的态度来描写北京的生活。他们最重要的作品不一定是北京题材，沈从文、萧乾、汪曾祺都以“乡土文学”驰名。但他们那些“乡土文学”的特色恰恰在于是以北京文化人的视角来创作的。鲁迅把这类乡土文学叫做“寄寓文学”。他们已经脱离了自己所描写的乡土，他们身在文化的中心，遥想着那田园色彩的乡土。那乡土不是现实，而恰恰是表现他们贵族姿态的一种手段。沈从文所描绘的如歌如梦的湘西，只存在于他的记忆和幻想之中（参见拙文《沈从文的自卑情结》），他的湘西世界是作为罪恶的都市世界的对立面而存在的，是沈从文批判现代文明的参照系。如果失去了这个意义，那就有理由说沈从文《边城》一类的小说是虚伪的。他们描写的是下层社会，但关心的却是人类文明走向的形而上的问题。正如陶渊明虽然“种豆南山下”、“戴月荷锄归”，但他的思想境界仍然是贵族的。鲁迅戏称他们为“京派大师”，就是准确地看到了他们贵族气的一面。贵族也关心平民疾苦，或者说正因为他们是贵族，他们才关心平民的疾苦，重要的不是“疾苦”，而是“关心”，贵族的姿态就从“关心”上展现出来。林徽因的《九十九度中》非常关心炎热的暑天里的穷人，但小说的阅读效果却很爽快。凌叔华的《绣枕》非常关心平民女子的命运，但小说的笔调是那么优雅。正像通俗小说经常描写王公贵族的富丽堂皇的生活，却恰恰因此暴露出自己的世俗气息。京派文学正是用一种“垂青”的态度，俯瞰人间的态度，使人觉得其高不可攀。京派文学表面的轻松里，蕴藏着深厚的自负，仿佛和蔼可亲，实则距离明确。京派文学的个人性十分突出，虽称一派，但互不统属互不瓜葛，语言风格也“各村有各村的高招”。沈从文使用自己苦练出来的长短不齐的经常不合规范偶尔还有病句的抒情性语言。废名喜欢使用枯涩简洁模拟绝句表达方式的略带病态的短语。汪曾祺虽然不是北京人（籍贯江苏高邮），却最喜欢模仿北京口语，他使用一种描述性极强的又富于抑扬顿挫韵律的语句。例如小说《八月骄阳》里的一段对话：
“还有个章法没有？我可是当了一辈子安善良民，从来奉公守法。这会儿，全乱了。我这眼面前就跟‘下黄土’似的，简直的，分不清东西南北了。”
“您多余操这份儿心。粮店还卖不卖棒子面？”
“卖！”
“还是的。有棒子面就行。……”
他们的选择都是不能相互取代和复制的，具有“艺术精品”的特征。他们也因此而藐视叙述者距离生活太近的海派和其他派，以“洁身自好”的风度高蹈于文坛。从接受的角度来看，他们的读者也是很少的，大体限于知识分子阶层。他们所关心的平民是看不到也看不懂他们的大作的。京派文学家大多是平民出身，但京派文学却是彻头彻尾的贵族气文学。这是由于京派作家在文化上成了地道的北京人，他们过着被哲理和诗意点缀起来的文化生活。易中天教授在《读北京》一文中写道：
……北京人的活法是哲学的，也是诗意的。因为中国哲学是一种人生哲学。它并不来自逻辑推理，而来自人生体验。体验只能用诗来表达，生活也只有诗化以后才有艺术性。北京人的生活之所以充满艺术性，就因为他们总在做诗。或者说，总在做梦。做诗和做梦，有时并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