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候看过的书，那一直深藏在记忆中的影像如今具体成形了，而且几乎能用手摸到。那刀疤，罗史伏尔，红衣主教的爪牙。
第三部分：脸上有疤的男人记忆（1）
在火炉的面前，他保持当初在沙发里一模一样的坐姿。
——阿加莎·克里斯蒂《罗杰·克洛伊德的谋杀案》
这是我第二次出现在舞台上，也就是科尔索再度来找我的时候。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是在他去葡萄牙的几天以前。据他说，那时他已经怀疑大仲马的手稿和《幽暗王国的九扇门》只是冰山的一角罢了，为了了解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他必须去调查这两本书之间那如同死者泰耶菲手上打结的领带一样交缠的历史背景。这并不容易，我告诉他，文学领域里很难有清楚的分界线。所有的著作都与其他著作有某些关联，到最后成了镜子般的反射，或俄罗斯玩偶般彼此层层叠叠的文字游戏。胆敢去寻求其中的源头，或想从中架构出一套准则的人，若不是太过愚蠢，就是普通的文学研究者。至于我，什么都不知道。这种时候我只会从书中去寻找答案，书本的记忆比我们人类好多了。
“罗史伏尔是《三个火枪手》中最重要的配角之一，”我对科尔索解释着，“他是红衣主教的助手，也是米莱荻的朋友，同时也是达太安树立的第一个敌人。我记得清清楚楚的，是1625年4月的第一个星期一，在默恩那个地方……当然了，我指的是故事中的达太安，而不是克尔琪尔斯·山多拉写的《达太安回忆录》中的那个真正存在过的达太安。不过罗史伏尔并没有相对应的历史人物，大仲马是从山多拉的另一本虚构的《罗史伏尔伯爵回忆录》中撷取这号人物来用的……有人说，他可能是罗史伏尔侯爵，也就是亨利·路易·阿罗尼，但这已经牵扯得太远了。”
我从茶会所在的咖啡厅里，望向窗外傍晚街道上的车流。我们身旁还有一些其他的朋友，桌上摆满了报纸、茶杯和正冒着烟的烟灰缸。其中有两位作家、一位正走下坡路的画家、一位事业正如日中天的女记者、一位舞台戏的演员和四五个坐在角落的学生，久久地目瞪口呆，看着我像望着上帝一样。在他们之间，科尔索穿着大衣，靠在窗玻璃上，喝着杜松子酒，不时地记着笔记。
“此外，”我接着说，“为了等着看达太安和罗史伏尔决斗，而从头到尾看完《三个火枪手》六十七章的读者们，最后都失望了。因为大仲马只用两三行字就解决了这个关键问题，而且老是巧妙地为他们避开这个机会。在续集《20年后》一开始，作者就交代达太安和罗史伏尔已经交手过很多次了，而罗史伏尔的身上也多了更多的刀疤。然而，他们已不再互相仇视了，而是彼此存有一种只有在宿敌之间才有的奇异敬意。命运再度使他们为互相对立的两派人马奋战，只不过比从前多了一种友善的默契。罗史伏尔落入马札尼诺主教手中，逃出巴士底监狱，参与了福伦德内乱，最后死在达太安的怀里——在一场混乱中，达太安没认出他来，失手一剑刺死了他……他对着达太安说：‘这是我的命运，我从你的三个剑伤中复原了，但我活不过你的第四个剑伤。’说完就死了。‘我刚杀死了一个老朋友。’达太安这么对波尔托说，这也就是他给黎塞留主教的老爪牙的墓志铭。”
这番话引起了在座众人的热烈讨论。那位曾主演过《基督山伯爵》电视剧的过气小生，整个下午眼光都没离开过那名女记者，在画家和两位作家的鼓动之下，开始大谈他对剧中人物的回忆。我们就这样从大仲马谈到泽瓦科和保罗·费巴，最后还是无可避免地提到拉法叶·萨巴提尼的伟大。我记得还有人提到了胡里欧·维尼，但只是起哄的性质罢了。在这场有关剑术、英雄冒险小说的热烈讨论会中，维尼笔下那种缺乏灵魂的冷酷英雄在这里并不受欢迎。
至于那位在周报中执笔某专栏的时髦女记者，她的文学知识只能从米兰·昆德拉算起，所以她也自始至终保持缄默，惟有听到自己曾听过的一些人名、书名和轶事才松了一口气似地点头表示同意。在此同时，科尔索就像一贯静静等待的猎人一样，他以专注的眼神一直盯着我，慢慢地等待众人的讨论回到主题上。女记者直言不讳地表示，她认为冒险故事都太过肤浅，科尔索趁着众人处于窘迫的沉默中时，把话题再转回原点。
科尔索边咬着铅笔头的橡皮边问道：
“巴肯先生，您对于《三个火枪手》中罗史伏尔的角色有什么看法？”
所有的人都望着我，尤其是那些学生们，其中有两位女学生。我不懂为什么在某些场合中，人们总是把我当成得道的高僧一般，每次我一开口，他们就目瞪口呆，一副准备聆听真理的模样。甚至于我在文学性的杂志上发表的评论，竟能对一些新进作家的命运造成决定性的影响。没错，这真是荒谬极了，但这就是人生。有一次在一个愚人节，我随意地对那本一点都不怎么样的作品《我，奥南，寻找自己》大大地胡吹乱捧了一番。后来那本书不但大卖，还得了全国文学奖。为了这事我永远不能原谅自己，但所谓的文学奖也不过就是这么一回事。
第三部分：脸上有疤的男人记忆（2）
“刚开始的时候，罗史伏尔是个敌人。”我说，“他代表了黑暗的力量，剧情中黑暗的一面……他是围绕着达太安和他的朋友们的恶魔般阴谋的爪牙，红衣主教暗中设的诡计，屡次让他们遭逢危险……”
我注意到其中一位女学生露出微笑，表情中带有一丝嘲弄。我猜不出那是针对我的话还是她自己的沉思产生的，她让我暗吃一惊。我说过了，我向来习惯于学生们像狂热的信徒聆听教宗圣训时般的崇拜眼神。这引起了我对她的兴趣，虽然在她一加入我们时，她那双不安定的绿眼珠、像男孩般的褐色短发早已引起了我的注意。她坐得离我们稍远一些，保持着旁观的角色。我常会邀请一些文学课的学生来参加我们的茶会，却从来没见过这位女学生。她有一双让人印象深刻的清澈眼珠，几乎是透明的，和她晒得黝黑的皮肤形成对比，看来像是个喜好户外活动的女孩。她身材匀称，配上一双细长的腿，让人不禁想像衣服底下的肌肤想必也是同样地黝黑。我注意到她另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她什么戒指、手表或耳环之类的东西都没戴，她的耳垂上没有任何耳洞（西班牙人有为女婴穿耳洞的习惯）。
“……罗史伏尔是个谜样的人物，让人想了解却又永远触摸不到。”我努力把心思转回茶会上，接着说，“就像他脸上的疤一样，充满了神秘感。他代表了达太安的矛盾和无力感。达太安曾不停地追捕他，却总是错过机会；曾想杀他却杀不了，直到20年后当两人已经化敌为友时，却反而误杀了他。”
“你的达太安似乎是满倒霉的。”较年长的作家发表他的意见。他最新的小说只卖了500本，但之前光是靠用病态的假名艾米莉·佛斯特发表的侦探小说就已经赚够了。我深表赞同地看看他，感谢他即时的发言。
“没错，不要怀疑。他对生命充满热忱，但这却为他带来了不幸。即使他一生为法国皇室尽心尽力，20年来仍只是一名侍卫队中的火枪手。直到《布拉吉洛尔子爵》最后几行的结局中，他才在荷兰的战区得到了心里一直梦寐以求的元帅权杖，却立即被一颗子弹射穿身亡。”
“就像那个历史中的达太安一样。”那位演员说，他的手已经进展到女记者的大腿上。
我啜了一口咖啡，点头同意。科尔索继续盯着我看。
“总共有三个达太安，”我说明着，“历史中的达太安公爵，真名叫卡洛斯·巴兹卡思，在1673年6月23日战死于荷兰，被一颗子弹贯穿喉咙。他所率领的士兵有一半以上也跟着丧命……比起故事中的达太安，他的一生似乎稍微幸运一点。”
“他也是伽司戈尼人？”
“对，那里的路比克村现在依然存在。还有个纪念碑，写着：‘达太安公爵，1615年生于此地，真名为卡洛斯·巴兹卡思，在1673年6月23日战死于荷兰的一场包围战中。’”
“有个不符史实的地方，”科尔索边参考着他的笔记边说，“据大仲马的小说情节，故事一开始的1625年时，达太安就已经18岁了，但事实上，历史中的达太安这时才10岁而已，”他微笑得像只有教养又爱质疑的小白兔，“那种年纪耍剑太早了点吧！”
“没错，”我同意着，“大仲马修改了这个地方，好让他活跃于路易十三和黎塞留主教的时代。卡洛斯·巴兹卡思刚到巴黎时，应该也很年轻，史料中记载他于1640年时已在侍卫队中服务，只是不曾在黎塞留主教的时代担任火枪手；当他进入火枪队时，国王路易十三已经逝世了，他其实是活在马札尼诺主教的时代。在这两个真实与虚构的达太安之间，有着10到20年的差距。大仲马在《三个火枪手》的畅销之后，又续写了两部囊括法国40年历史背景的作品，后面的这几部作品就比较注重史实了。”
“关于真正的达太安有很多史实记载吗？”
“有很多。在马札尼诺主教与国政部长的书信中都出现过他的名字。就像故事中的主角一样，他在福伦德内乱时是马札尼诺主教的助手，帮助国王路易十四。他们甚至托付他逮捕和押送财政大臣傅克。他也曾陪同路易十四前往法山岛去找他的未婚妻玛丽亚·德雷莎，所以他也可能认识著名的西班牙画家维拉斯哥……”
“听起来像个普通的贵族子弟，一点都不像大仲马笔下冒险犯难的达太安。”
“别被外表给蒙骗了。卡洛斯·巴兹卡思一生都在奋战，他曾在度雷纳军团中待过，在1657年被封为火枪队队长。10年后成为火枪队的将领，曾以骑兵将军的身份在比利时带兵作战……”
科尔索边听边眯起眼来。
“对不起，”他靠向桌前，举起拿着铅笔的手来，问道，“请问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升为将军的时候？……1667年。为什么您会对这有兴趣？”
他露出门牙轻咬下唇，但这只是一瞬间的小动作。
“没什么，”他开始说话时，神色马上恢复正常了，“只是碰巧同一年在罗马有个人被执行火刑。这是个有趣的巧合。”他看着我问，“您对亚力斯·托嘉这名字有印象吗？”
我想了一下，一点头绪也没有。
“没有，”我回答，“这跟大仲马有关系吗？”
他迟疑了一会儿。
“没有，”他看来不太确定地说，“我想是没有。请您继续刚才的话题，您正讲到关于真实的达太安在比利时的事。”
第三部分：脸上有疤的男人记忆（3）
“他最后战死于荷兰，就像我之前说过的，和他的兵士们光荣地战死沙场。他们当时被英军包围……一颗子弹就这么穿过他的颈项。”
“那么，他从来没当过元帅了。”
“没有，可以说那是大仲马给他的补偿吧，既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