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领。一个人学术兴趣的转移，固然有个人的因素，也有一些偶然的机缘，
但对王瑶来说，他学术道路的曲折，更多地折射出的是一个时代对学术自由
的制约。王瑶曾想过离开清华，因当时南昌大学曾请他去做系主任，“而且
教的课是中国文学史”（《文集》499 页）。可见王瑶对自己专业的留恋。我
常常这样想：如果王瑶生活在一个崇尚“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环境
里，他的学术成就要远胜于今日。我们多了一位现代文学的开创者，但却少
了一位治中古文学的专家，这其中有什么值得我们深思的东西呢？朱德熙
说：“我一直认为昭琛具备一个大学者应有的素质。要是环境更好一点，兴
趣更专一一点，他一定会做出更大的贡献”（《王瑶先生纪念集》第13 页）。
从王瑶早年的经历看，他不仅仅是一个专注于学问的人，还是一个具
备现代知识分子气质的人。学生时代的王瑶，曾显示出对政治的热情，他在
清华读书时，写过大量的时评。在一二·九学生运动中，他也是很积极的一
位。但王瑶对政治的热情，是那种读书人对政治的热情，简单说就是好议论，
并非想在仕途上有所求。这种对政治的热情，是王瑶那个时代读书人的精神
气质。王瑶在1935 年加入共产党，40 年代又入了民盟。用当时流行的知识
分子分类法，大概属于中间偏左的。但王瑶本人有名士气，别人和他自己都
说过“很高傲”。王瑶的这种气质决定了他自己是一个不适于过党派生活的
人。1948 年当有人拉他加入新民主主义文化学会时，他曾说过“我听说有
组织的约束性，就拒绝了”。可见他本质上还是一个祟尚自由的人。他的理
想是：“一方面努力研究学问，希望成一个学者，一方面也对民主运动多少
做点事情”（《文集》497 页）。可以这么说，早年清华的教育背景，培养了
王瑶的精神气质，如果不是后来的历史变幻，王瑶作为一个在专业之外对社
会保持热情和关怀的知识分子，他所产生的影响要更大些。
在一个新的环境下，王瑶选择了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从他个人的意愿
来说，他想尽量和新的时代保持合拍，但早年的教育和个性又和这种主观愿
望相冲突，尽管他已经不是在完全独立的精神状态下完成了《中国新文学史
稿》，但由于突然做违心的选择，他的这部新著还是不自觉地流露出曾经有
过的独立思考，当时批评这部书的人认为：“这本书的根本弱点，是思想性
低，没有站稳无产阶级立场，甚至于有敌我不分的地方，加以分析力、概括
力不够，编写的态度和方法不谨严，因此就产生了一连串的错误和缺点”（《文
集》507 页）。今天再看这样的批评，我们应该为王瑶庆幸。这种庆幸可以
表述为，在特定的时代氛围下，王瑶准备放弃自我来适应新的环境，但早年
养成的客观精神已成为一种精神气质，融进了血脉中，所以总不免要流露出
来。今天人们之所以看重王瑶的旧著，虽然理解它带有时代的局限，但从中
依然能够感到有一个学者的真诚。王瑶自己写过长文《〈中国新文学史稿〉
的自我批判》，在50 年代，他也曾写过批判胡适、批判胡风的文章，在那样
的年代里，王瑶说过许多违心的话。对知识分子在那种处境下的无奈选择，
我认为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对侯朝宗等人应举行为的分析，很能帮助
我们理解。陈寅恪说：“盖建州人关之初，凡世家子弟著声庠序之人，若不
应乡举，即为反清之一种表示，累及家族，或致身命之危险。。。关于此点，
足见清初士人处境之不易。后世未解当时情势，往往作过酷之批评，殊非公
允之论也”（该书下册1118－1119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王瑶当时
的处境，从他1951 年写给一位向他请教文学史教学问题的人的信中可见了
一斑。信中提到李辉英时本：“李辉英原曾有所叙述，今已删（政治上有问
题）”（《文集》602 页）。当时就是这样的处境。
王瑶到了晚年，精神气质又重新回到了他的青年时代，晚年王瑶特别
怀念他在清华度过的岁月。他对清华学派的呼吁，实在是怀念他的青年时代。
人们怀念王瑶，敬仰王瑶，其实是在表达对一种精神和人格的怀念。晚年王
瑶以他人格的力量唤起了人们对独立精神的向往，这是他留给我们远比他的
著述更伟大的力量。王瑶是很理智而清醒的人，80 年代初，他在给石汝祥
的信中就说过：“过去的时间不仅耽误了像我的孩子们（30 岁上下），也耽
误了如您我这样的中年和老年人。”（《文集》642 页）痛哉斯言！
钱钟书：书生气又发作了
国内近几年出版的关于钱钟书研究的书很多，我见到就买了，时间一
长，就积攒下一大摞，最近我集中翻了一遍，忽然生出一点感想。
现在国内外研究钱钟书的，以学术为主，即多数研究者的着眼点在于
钱钟书的小说、诗词和他的学术论文，这当然是很重要的，但研究一个学者，
如果光注意他的学术而忽视他的思想，时间久了，这样的研究总会越走越窄
的，特别是像钱钟书这样经历了这么多风云变幻的学者，他的经历本身，就
是一部丰富的当代历史。
前几年，我在一篇研究《观察》撰稿人的论文中，就想把钱钟书作为
同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类型看待，可惜由于当时所知材料有限，未能深
入下去，但对于钱钟书作为一种知识分子的类型来研究，我觉得还是能够拓
宽钱钟书研究的视野的。国内已出的几本钱钟书传记，似乎也未能从这个角
度出发，写出一个知识分子的独特经历。李洪岩《智者的心路历程》有所涉
及，但还没有着意为之。
我一直以为像钱钟书这样的知识分子，如果能够深入他们的内心，在
大量资料的支持下，剖析出他们内心的苦恼、无奈和最终的生存方式，这对
深入了解中国知识分子是很有帮助的。
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治哲学、政治学、社会学、
文学等的学者，似乎总不如治史学的人看得透。看得深，当然这只是一个大
致的说法。就说政治选择，一般推论，那些治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的学者，
应该在理论上对政党、国家这些东西有更深切的了解，看过去这些学者写的
文章，他们也都是极犀利、极清醒的，但纸面上的深度并没有融入自己的行
为。倒是那些治历史的学者不一定有超过这些学者的理论深度，但判断起事
情来，似乎总比另一类学者高明。比如胡适、傅斯年、钱穆、姚从吾、毛子
水、陈寅恪这些做史学研究的人，比冯友兰、金岳霖、贺麟、钱端升等人，
在许多事情上，还是更有决断。虽然历史的复杂性远不似这样简单，个人的
处境和选择中有许多偶然因素，诸如个性、当时的处境、朋友的位置还有家
累等等，但历史研究总是由结果推断原因，这样一想，中国知识分子的道路，
就更具有某种色彩了。
钱钟书这样的学者，现在看来，他的选择是充满矛盾的。以钱出身清
华和留英法的教育背景，我们不应该推断出他现在的结局，因为一个人的理
想是由他们的教育背景决定的。从政治理想上说，钱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
的一员，但钱本人对他同时代那些知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又多数看不上
眼，读过小说《围城》和《猫》的人都是有这种感觉，也许这与钱钟书的个
性有关，也许与他父亲曾告诫过他不要做徐志摩、胡适之一类的新派人物有
关。我总觉得钱钟书看不上他同时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还不光是自视甚
高的个性，更有深刻的东西。当时自由主义的许多知名人物，在政治理想的
追求上固然代表了多数人的意愿，但这部分受西方文化影响较重的人，在做
人这一条上似乎未能完全和他们的理想相一致，而钱钟书对此有更高的理
想，即一个人说和做应当是一回事。
尽管当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理想很诱人，但由于钱钟书很了解他们
的生活，特别是个人生活，以他的道德衡人，那些人自然就不入眼，至少当
时他们许多人在个人私德上，钱钟书是有自己看法的。钱是1910 年生人，
在自由主义人物中，如果不算严复、梁启超那一代，直接从胡适这一代算起，
钱是第二代的人物，在这第二代的人物中，钱是受中国传统道德影响较重的
一位，可以说他是较看重做人的道德的，这一点钱和陈寅恪很像。
吴忠匡曾说“文革”中钱给他写信即言：“郭章二氏之书，几乎人手一
编。吾老不好学，自安寡陋，初未以之遮眼；第则庶几能得风气，足于多闻
后生竞走趋矣。章文差能尽俗，未入流品。。”这是钱看到《柳文指要》后
的感想，当时他对郭、章二人均有反感，他也从未遵父命去看过章行严，因
为他们所为，不符钱钟书的道德观。一般说婚姻问题上很能见出一个人的基
本道德观，至于是因为有这样的婚姻才导致那样的道德，还是因为有这样的
道德才产生了那样的婚姻，各人可以有各人的看法，但钱对许多自由主义知
识分子的偏见，肯定有他们个人婚姻选择上的随意性这一因素。
钱钟书曾说过，他是一个闭门不管天下事的人，但中国的读书人，哪
有真不管天下事的，这话不过是一种托辞而已。钱钟书在内心深处有自己独
特的看法，可惜的是他这些东西都被现实生活无情地消磨了。
就个性而言，钱是一个喜欢特立独行的人，但这种个性最终能在一个
人身上差不多完全被压抑，也可见出生存处境的严酷。钱在选宋诗的时候，
就不选文天样的《正气歌》，表面看是嫌它道学气过重，但谁又能说这不是
另一种形式的抗议呢？钱给杨绛《干校六记》写的小引，看似幽默和平静，
但内心里却有更深的悲愤。1988 年钱钟书给《光明日报》写了一则短文《报
纸的开放是大趋势》，压抑了多年的钱钟书终于说话了，可惜时间不久，他
又沉默了，而这时他已到了人生晚年。这次的沉默，也意味着，除了过去学
术文章中偶有自己的愤懑流露出外，钱钟书40 岁以后，几乎没有再说什么
自己真想说的话，而这样的机会对钱钟书这样的老年学者来说已经赶不上
了。对一个学者，特别是像钱钟书这样极有个性的学者，是多么的痛苦啊！
他和自己的时代表面看是达成了平衡，但在内心这种冲突又时时浮现出来。
这痛苦，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或许更能感觉到。
1982 年夏天，胡乔木请钱钟书为他改诗，钱钟书就真改了，对此李慎
之在《胡乔木请钱钟书改诗种种》一文中说：“他（胡乔木）拿出两张纸，
上面写的就是后来在‘七·一’发表的《有所思》。然而涂改批注很多，一
望而知是钱钟书的笔迹。他一面给我看，一面说‘我做旧诗总是没有把握，
因此要请钟书给我看一看，改一改，不料他给我改得这么多，你看怎么办
好？’我说：‘这是钱先生书生气发作了。还是我来给你办一点外交吧’。”
（《百年潮》1997 年第2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