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端升就失去了真实表达自己的机会。50 年代初期，他写的为数不多的阐
释新时代宪法和国家机构的一些文章，早已没有了自己的独立见解。1941
年钱端升在给胡适的一封信中说起当时昆明的情形“国内有三大事，即国共
争，物价涨，日又有侵入滇省模样。然弟所见，最糟者仍是政治无进步，号
称进步者无论共或反共，均是totalitarian（极权主义者），亦是不愿入轨
道者，其余更可知，奈何。”（《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401 页）40 年代晚期，
40 多岁的钱端升曾参加过旧政协，作为一个宪法专家，他可能对联合政府
的承诺寄予了天真的幻想，因为这个承诺在40 年代的确是鼓舞人心的，知
识分子更是如此。1957 年钱端升成了右派。
60 年代初，胡适在台湾谈起旧日的朋友如陈寅恪、姜立夫等人时，还
很关心钱端升，胡适说：“现被三反五反之后的钱端升、朱光潜、沈从文、
华罗庚等人，听说过得非常的苦。”（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
第10 册2556 页，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0 年。）当60 年代台湾报纸上有关
于大陆学人摘去右派帽子的报道时，胡适注意到“第一名是钱端升，这里面
一些年轻——40 来岁的如陈达（人口专家）等，好多是清华出国成绩很好
的人。”（同上，第10 册3844 页）可见对钱端升的关心。）
二
费孝通一生直接和胡适发生联系的事，目前我们知道的不多，费孝通
小胡适11 岁，已是两代人。虽然没有多少直接的交往，但胡适当年办《独
立评论》、《现代评论》和《新月》时的许多朋友，有些是费孝通的师长，有
些则是他的朋友。费孝通本人的思想，虽然在40 年代末给人留下了向左转
的倾向，但当时费孝通的左转并非走向政治的操作，而依然是自由主义知识
分子天性的流露，他的左转只是偶然顺应了某一在野的政治势力。
就他一生的言论而言，反专制、反独裁是他的本意。费孝通在他同时
代的知识分子中，虽然后来介入了一些政治活动，但我还是愿意将他作为一
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评价。
1988 年，在谈到与民盟的关系时，费孝通说：“当时后方的知识分子存
在着爱国的共同立场和抗战胜利的共同愿望，但是思想上没有统一，更说不
上行动上的一致。思想上的统一需要政治觉悟，行动上的一致需要政治组
织。”（《我与民盟》9 页，群言出版社1991 年4 月）
费孝通对胡适一直是很敬重的。《胡适的日记》中曾记有1943 年费孝
通赴美时拜会胡适的情况，胡适说：“费孝通教授来谈，他谈及国内民生状
况，及军队之苦况，使我叹息。他说，他的村子里就有军队，故知其详情，
每日每人可领24 两米，但总不够额，每月35 元，买柴都不够，何况买菜吃？
如此情形之下，纪律哪能不坏？他说，社会与政府仍不把兵士当做人看待！
兵官每月400 元，如何能不舞弊走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5 册，
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0 年）另外能举出的例子是我做《观察》周刊研究时，
见到的胡适写给费孝通的一封短信。这封信是费孝通交给当时《观察》周刊
编者储安平发表的，这信一般的胡适书信选中都漏收了（耿云志、欧阳哲生
编《胡适书信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年，该书未收胡适致费孝通的信）。
这封信是胡适读了费孝通翻译的《美国人的性格》，发现其中的两处错误，
主动写信告诉费孝通的。以下是胡适信的全文：（《观察》第3 卷第4 期第23
页，观察社1947 年，上海。）
孝通先生：昨天在观察二卷二十二期看见大作《负了气出的门》，开
篇两节里就有两个大错，不敢不奉告。
第一节说邱吉尔“显然的歪曲了历史，即使没有歪曲，也不免是断章
取义”。邱吉尔说“他身体流着的血，一半是来自美国的”。他的母亲
是
美国纽约的Jennie Jerome，。。 当然可以说他的血一半是来自美国的。
他说
的是史实，并没有歪曲历史，也没有断章取义。
第二节说怀德海名字里有个North，。。 这并不错。但你解说错了。你说
“原来他是North 将军的后裔，而这位将军是奉命来镇压美国独立的”。
这样一位将军，小怀德海说的大概是指美洲独立时的英国首相LordNorth。
当时北美十三邦最恨的是英王乔治三世和他的首相Lord North。
先生既发愤写“美国人的性格”，似乎不可不多读一些美国人人知道
的历史。如上述两例，都是人人知道的常识。若不改正，必遭读者耻
笑，
故不敢不奉告，想能蒙原谅。
胡适
卅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此信是我南飞前一夕写的。写了后，我不敢寄出。今重看一遍，觉得
朋友有切嗟之责，故补寄上。乞恕！适之（卅六年九月八日）。
费孝通收到胡适的信以后，很快回信表示感谢，从那封信，可以看出
费孝通对胡适的敬重。写那封信的时间是1947 年9 月10 日，据这个时间推
测费孝通的思想倾向，按流行的说法，他已经是中间偏左的知识分子了，但
从他给胡适的信中，我们能感到胡适在费孝通的心中还是一个非常受人尊敬
的人。费孝通的信是这样的：（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编《胡适来往书信选》
下册232－233 页，中华书局1983 年）
适之老师：
接到八月二十五日的信，十分感激，而且高兴，高兴的是因此从此可
以称你作老师了。我已经把来信寄给安平兄，请他在《观察》发表，
以免
误及读者。
我说“歪曲历史”和“断章取义”原是想说：从历史的过程说，美国
人的血是从欧洲去的，至少大部分是如此。邱老有意把自己的“血的
倒流”
来标榜，用意是想去歪曲to bend 一般对于历史的成见。他自己的个
例是
历史上的“断章”，少数例外之意，用以取义，使美国人听来高兴。行
文
不慎，多少也犯了弄笔头的毛病。
怀德教授的故事是他和我说的，我没有问清楚底细，把爵士变成了将
军，罪无可赦。从美国回来之后还写过一本《初访美国》，其中又有不
少
关于历史的叙述，不知有没有类似的错误，奉上一册，公余之暇，或
可作
为消遣之用。
并祝
著祺
孝通
三六，九，十
40 年代末，费孝通他们这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是复杂的，
至少我们可以说，在思想上他们没有放弃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只是由
于过分痛恨执政党的腐败和极权，而暂时认同了在野政治势力的某些主张，
在这一点上，费孝通留给后代知识分子的启示是很深刻的。1949 年8 月31
日，费孝通写过一篇文章《我参加了北平各界代表会议》，就在这一年，这
个纯粹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开始不断怀疑起自己早年的教育来。
1950 年8 月他把自己写的这类文字收在一本为《我的一年》的书中，
这本书是研究转折时期费孝通的重要材料。其中有一段说到自己参加北平各
界代表会议时的情景：“坐在我旁边的是钱端升先生，昆明‘一二·一’运
动开始发动起来的那天晚上，我们也坐在一起。轮到我上台演讲时，联大校
舍四围枪声突起，子弹在头顶掠过。这种景象和现在一比，真是地狱和天堂
之别。这个差别在哪里呢？今天我可以安心的在会场里听讲和发言，有的只
是融融一堂的温情，没有枪声来威胁了。为什么呢？很明白的，反动派的武
装被解除了，反动派的活动被镇压了。这是专政，一点也不错，有这些专政，
才有我们在会场里的民主。没有这些专政，我们的会场又会变成西南联大的
草坪了。我于是又点头了，领会了民主和专政是怎样结合起来的。”（费孝通
《我这一年》3－4 页）费孝通的经历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他对
新时代的许多评价是在1949 年前后得出的，这时思想改造运动还没有到来，
他的有些文章甚至是写在1949 年10 月1 日以前的。对此我是这样理解的：
40 年代末，费孝通尚不足40 岁，年轻人的气质还在，容易为暂时的或眼前
的新气象所迷惑，这是其一；其二，也许当时的费孝通已经感到了某种压力，
非这样认识不足以保全自己，但关于此点，我尚未见到可靠材料，仅是推测
而已。从50 年代初费孝通的经历中，至少我们能了解两点，第一，新时代
的新气象确实是真实存在过的，由于那些诱人的承诺和鼓舞人心的口号，对
于民族情感本来很强的中国知识分子，可能确实有扬眉吐气之感，这种简单
的思考逻辑，一直持续到1957 年之后。第二，新时代初期对受过西方教育
的知识分子还是友好的，征尘未洗，还没有来得及清理他们的思想，这时从
未涉足实际政治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天真地以为真正的民主时代到来了，
至少有相当一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当时改造思想时，不乏真诚的一面。
我一直认为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身上具有轻信的弱点，这对具体人来说不
是什么严重的缺点，但那么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同时具有这个特点，就预示
了他们的不幸，当然这种不幸要在多少年后才看得清楚。1957 年费孝通写
了一篇很著名的文章《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自然他也就成了著名的右派。
三
按潘大逵生活的时代和他的活动情况，他有可能与胡适发生联系，但
目前我还没有查到他们交往的材料，潘大逵在晚年写的回忆录《风雨九十年》
中（《风雨九十年——潘大逵回忆录》，成都出版社1992 年6 月），也没有提
到他和胡适的交往。但没有和胡适的交往的经历，并不影响我们把潘大逵也
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待。
潘大逵和费孝通一样，当年也是民盟活动的积极分子，当时的民盟实
际是一个很松散的知识分子群体，他的变化是后来出现的。潘大逵只在西南
联大停留过很短的时间，在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中，他是参预政治活动热情
较高的一位，1957 年潘大逵也成为右派。
四
以上我简述了三位教授和胡适的关系，现在可以回到我的结论上来。
“一二·一”学潮前，在西南联大这个民主堡垒中，保持着追求自由和
民主的传统，当时时事晚会演讲的四教授本身也分别处于不同的政治团体，
钱端升和伍启元是老国民党员，潘大逵是民盟成员，而费孝通是无党派人士，
他们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实际承担了一种现代知识分子的职责。他们4 人都
有自己的专业，但他们没有以这种专业为逃避现实的借口，要知道在当时那
样的情况下，敢于在时事晚会上自由讲演是有很大危险的。
但从已披露的历史资料看，作为教授，他们没有什么恐惧感，费孝通
演讲的时候突然断电，而且枪声四起，他仍激昂地呼喊：“不但在黑暗中我
们要呼吁和平，在枪声中我们还要呼吁和平。”这种知识分子的勇气，在以
后的费孝通身上就没有再出现过。40 年代的社会环境有恐怖的一面，比如
闻一多、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