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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了话语概念架构以后，文化研究试图理解电视如何指导和组织人们的社会体验。他们认为，对娱乐和愉悦的欲望常常能把人们带入电视世界，但电视的话语权力，从长远上看是最突出的，因为它为人们提供了在其日常生活中思维与行动的规范准则。电视的话语权力包含于电视图像的全部语言之中，它有时能以十分微妙的方式发挥作用并指导实践活动。
尽管这种方式极具洞察力，但在日常电视使用问题上，电视话语权力（及其抵抗）的观念依然是抽象的，与人们收视电视时的实际行为内容还有一步之遥。结果，话语概念架构不能充分地把握电视使用的社会复杂性。
考察电视使用社会复杂性的一种更为合适的方法，是承认电视的话语权（或许可以对其客观结构进行详细、先期的分析），随后必须把这类观念搁置起来，把人们的电视使用作为构成其日常生活的例常的放松和娱乐活动的一部分，重新进行建构。用这种方法，分析的注意力可以集中于讨论电视如何影响这些惯例活动，而同时又不忽视这些例常生活本身的复杂性的社会学意义。
在进行我的田野研究和深度访谈时，从一开始，我的意图就是要说明作为电视使用一部分内容的社会关系。事实上所有的研究方法都承认（即使他们并不集中讨论）人们相互之间的互动能极大地影响电视权力，在某种情况下能使权力放大，而在其他情况下则能使之发生转向，并使之受到限制。在我与电视收视者的访谈过程，人们一开始并且不断地重复提到其他人——家庭成员、同住者及其朋友——这些人都是与收视者一同分享闲暇时光的人。当然，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各有不同，但家庭生活这一社会事实在所有人那里却是不变的常数。其中重要的要素包括：访谈对象是与人同住还是独处；他们是否有孩子；他们一般是单独收看电视还是与人一同收看；当他们谈论电视或电视机开着时，他们交谈的类型；他们的爱好，包括俱乐部、所属俱乐部、所属阶层、团队体育活动以及他们经常参加的小组聚会，等等。正如我预期的那样，许多人的个人体验事实上是社会性的，而且我感到，把握其全部内容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这将极大地影响对他们的电视使用的分析，特别是事关电视权力问题的时候。
我不仅考察了常常影响家庭生活的社会互动和群体生活，而且同样关注个人的思想和体验，这种体验既来自在于个体与他人的共处情境，也来自于他们的单处情境。人们内在的思想与体验，并不比人们与他人相互之间的所作所为少一些社会性。人们在世界中与大量客观事物，如与电视和与其他人的所发生的难以忘怀的际遇，都是社会地构造的，而不必具有外部的表达，如通过语言或者行动。换言之，他们的思想、体验和行动存在于与他人的关系之中。作为一种社会活动，电视使用一般被构造为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使用电视的人具有一定的分离性与独特性，这是就客观事物，如电视和其他使用电视的人而言的。但在此同时，人们又是与电视和其他使用电视的人保持联系的，正是这种同时存在的分离和联系，人们的电视使用才有可能存在着一种内部的思维过程，也由于这一点，构成社会生活的任何一种活动中才可能存在着一种内部的思维过程。
讨论电视使用的社会性，就是承认人们投身于媒体时所具有的内部思维过程，与传统上理解的社会生活的外在指标在为人们的体验提供文化形式方面，具有同等的重要地位。我认为，当我们面对像电视这样的以私下的方式发生作用的技术问题时，情况就尤其如此。一般而言，正是这种内在的思维过程，这种情感体验的内部世界，在关于收视文化的学术探讨中被忽略了。正如我所说的那样，我从这个研究一开始的时候，就试图保证我能考察这个内部世界，并在我对人们与电视关系的分析中为其保留一个重要的位置。所以，在本章中，我对人们在其投身电视过程中所具有的思维性过程给予了特别的关注。
第四部分；收视文化的经验考察对作为社会体验的电视的说明
在投身电视过程中，人们为媒体所具有的话语权提供了一个机会，让它们进入他们家庭，成为他们创造、生活并维持的社会世界的一个部分——在某些情况下，成为重要的一部分。在我最初的电视研究中，事实上似乎每个收看电视的人都能意识到他们投身于媒体的规律性（或非规律性）。因此我认为，如果有机会的话，电视收视者真的可以对把电视有规律地带入其生活进行再建构。人们投身电视的这种一般性，成为我重新构造人们与电视关系的出发点。
当问题涉及到职业成员的时候，电视使用社会性的重构很明显必须扎根于电视收视者生活的特殊性中。一般地，白天工作的上班族投身电视的第一种机会是在工作之后，在这期间他们完成了进入家庭生活的转变。严格来说，他们的工作时间并不是他们自己的，而且这段时间也不能给他们提供任何机会去看电视或从事其他的活动，而这些活动正是他们在闲暇时所作的，包括各种放松和娱乐活动。工作世界对职业成员来说具有种种不同的意义，但一个共同的意义是，工作代表了家庭生活的一个对照，而家庭生活又反过来影响工作生活。不管人们在家庭做什么，我们有把握说家庭生活总是会被上班下班所打断。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开始与我访谈的职业成员讨论电视使用问题，询问他们的工作情况——工作的例常情况、压力及其报酬。我主要关注的是他们下班之后他们一般会做什么。这是我了解他们日常生活的切入点，也是理解他们的切入点。
在我先期研究的基础上，我把访谈计划的大部分内容放在对从工作到家庭生活转变的再构造上，而且我特别感兴趣的，是理解人们一般如何在电视使用问题上安排时间完成这一转化。但为了理解投身电视对他们所具有的意义，我还需要重新建构转化期间电视在其日常生活中的位置。这意味着在访谈中我必须说明他们如何使自己倾向于电视和其他活动。我还必须说明他们收看什么，如何收看，在收看电视时他们一般还做什么，包括他们从事其他活动的方式（我从未对那些说他从不收看电视的人进行访谈）。另外，在我完成所有这些任务的过程中，我不预设电视在他们的生活中占据着一个特殊的或重要的地位。总之，在描述性说明中，我必须把握所有的社会学因素和社会心理学的过程，这些因素和过程对天天实现从工作到家庭转化的人们来说，具有一般性意义。由于我对工作日的惯例生活特别感兴趣，所以我要求我的访谈对象向我描述他们一般都做些什么，他们度过这一转化时间和最后进入夜间这段时间的过程。我同样也要求他们再现他们周末的惯例活动以及电视在此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但访谈期间我们的会谈一般主要集中在工作日发生的活动上。
第四部分；收视文化的经验考察思维自觉性：内部领域的分析处理
除了确定我的访谈对象所参与的活动之外，我发现明确地考察人们对其所做活动的思维自觉性是十分重要的。正如我在前面所说的那样，我所关心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像那些分析人员对待外部社会世界那样仔细地对待内部社会世界。在收视文化的真实世界中，人们一般不会区分他们活动的不同方面，他们一般不会分析他们自己的电视使用活动，也不会对其他活动的参与进行分析。但是，在人们的活动过程中的确存在着思维意识的内容。在他们目前所从事的活动基础上，他们在精神上倾向于他们即将进行的活动，而且他们真的投身于某种特殊的活动，他们又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他们能够在意识上自觉地投入到活动中去。在活动的任何阶段上，人们在思维上都是自觉的——他们能思考——而且他们的思维自觉性会发生变化。因此，这种思维自觉性构成了社会行动最重要的内在维度。通过前期的田野研究，收视者日记的利用，先期工作的完成，开放结果的访谈，以及与电视收视者的非正式的交谈，我发现区分人们投身各种活动，包括电视收视活动的思维自觉性，与他们对活动的参与的思维自觉性，是十分有意义的。就是说，人们使自己倾向于某活动时是怎么想的，并不必然等同于他们投身活动时决定何时终止这类活动时所具有的思维自觉性。
为了系统地研究人们投身电视（及其他活动）的思维自觉性，我要求我访谈的上班族向我提供一份他们下班之后日常生活的一般说明。就是因为转化时期之前的工作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内容，我想当被问及的时候，他们对其行动是足够熟悉的，也能够在自由交谈中再现这些活动。在访谈中，我还询问他们作为上班族一般都经历的种种情况。我询问他们在经过紧张、激烈的一天工作之后的劳累的感觉，以及在一天顺利的工作之后所具有的放松和精力充沛的感觉。随着我们谈话的深入，我很有兴趣去重新建构他们的电视使用活动，以及在电视使用活动之前、之后及同时发生的其他活动。但我特别感兴趣的是让他们详细地告诉我工作之后的活动过程，以便我能够获得他们在这些时间段上的思维自觉性的理解。
我利用思维自觉性的连续性这个概念去考察上班族所投身的各种活动。我就这一连续性问题提出以下几点：习惯性，这是思维自觉性程度最低的把握活动的方式，在此，人们出于习惯而行动，实际上，人们以一种不假思索的方式取向于某种活动；逃避主义，这是一种对事物的把握稍有思维自觉性的方式，在此，人们一般最起码具有某种获得自由的欲望意识，在精神、情感、物理和社会方面都脱离当下的情境（并非由于习惯而行动）；游戏，在这种对活动的取向中，人们不仅企图摆脱他们以前的行动和体验，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以把自己与以前的活动相分离的方式思考，并通过这种分离，以一种创造性的或想像的思维结构，投身于其他事物中去；最后，反思。反思最具思维自觉性，人们借此监测和评价当前的思想和体验，试图预测如果他们选择一种活动而放弃另一种活动的话，他们会如何思想，如何体验，而且一般来说，他们会试图把握他们所选择的活动在什么地方以什么方式适应他们的闲暇活动的总体脉络。
当问题涉及考察人们参与各种活动的思维自觉性问题（与投身活动的行动相对应）时，我确定了社会行动的四个维度，这些维度将适用于各种活动，并在同时使我们能够比较它们之间的思维自觉性情况。首先，我想了解人们参与其选择的活动时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第二，我认为了解人们是否有能力控制他们的活动很重要；第三，我想确定人们是否以这样一种方式参与活动，即所发生的行动与先在的行动相关，并建立在先在行动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