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有时又模棱两可，而有时又与我想像的完全不同。
而《离婚法庭》一剧，就像……“他与她睡觉时被我捉到，或者他又殴打我，或者……”那很枯燥因为它总是千篇一律，只是不同的人，不同的名字而已。在开剧前几分钟内人们就可以判定说：“嗯，他会赢或她会赢”。而我往往是对的。对《法官》一剧，你需要看完事情的整个经过才会知道结果。
另一位观众是《大医院》（General Hospital）的剧迷，她在考虑电视的建构性和更多地集中注意力于故事本身这两种不同类型的收视方式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在访谈中她指出15年来她一直“粘在了”《大医院》这一节目上，因为，她说：“它播放的时间对我来说非常合适，而且你会被剧中的人物吸引——你观看得时间越久，便会对角色更加熟悉”。但她又继续谈到：
我觉得我明白剧中人物角色只是一些角色而已。我并不认为那些演员就是她们所演的那种类型的人。偶尔我也会被诱入这样一个事实中，即他们都是真实的人物——这取决于他们演技的好坏。上周有一个场面确实让我泣不成声，那是有关养父母的。我想那时我确实不再认为他们仅仅是剧中的角色了，他们都成了伴随着现实的问题的现实的人。
其他的观众在他们的收视活动中也在这种区别之间进行调整。一位妇女从《王朝》（Dynasty）最初开始播放的时候就一直观看这一节目，她说：
他们都是真实的人物……布雷克·凯灵顿（Blake Carrington）是个了不起的人，他也是人，在董事会里他是个混蛋，但是他也具有爱心和关怀，他爱她的妻子，他们维持着这样一种关系。他妻子很敏感也很脆弱，而且感情丰富。他们都是真实的，仿佛现实中的人物一般。
当人们以两种方式或其中任何一种来观看节目时，与其他方式比较，他们很有可能在心灵和情感上都被引入到这样一个节目的叙事套路中，并且在整个节目过程中都保持着这样一种投入。正是这种叙事套路才使得电视中所描述的社会生活的意义得到最精心的对待。在描绘节目或部分节目的内容时，叙事传统的套路代表了人物角色的心灵和情感活动。在特定场景中，我们可以看到剧中人物的思考、感受及行动；我们也能看到在不同情况下各个人物之间的相互影响，并以这种方式亲眼目睹不同的思想与情感、不同需要与动机，甚至不同的欲望是如何被表演和呈现出来的。而故事线索的发展及其结局决定了在节目的不同场景及不同章节中人物的思想、情感和意愿。故事的发展，其中当然包括摄像机角度的选择和剧本的编辑，为电视提供了一种有意义的刻画社会行动的视角。所有这些内容在时间上展开，并具有持续性。通过叙事传统的套路，社会行动的刻画能够具备节目的深度和复杂性，最重要的是发展的特性，这一点使得人们认为节目是与“现实生活”相一致的。
第四部分；收视文化的经验考察社会行动层面上的收视活动（2）
在以叙事为基础的收视活动中，人们能对剧中人物、故事及所描述的地点具有心灵和情感的参与，人们能对电视刻画的社会行动的深层次性、复杂性，尤其是其发展性进行再建构。叙事传统所阐述的意义变成了在他们自己头脑中的意义。与此同时，每个人都作为自我参与收视活动。人们把自己置于不同的情形中，判断和评价剧中人物的动机和行动，猜测其行为导致的结果并想像剧中人物的生活将是什么样子。而所有这些都发生在电视形象所展示的世界中，这就使得每个作为自我的人的行动与别人出现于他们生活中时的行动迥然不同。然而他们作为自我的这种行动丝毫不会降低其真实性。那些我所访谈过的观众在叙事收视活动中都是积极的参与者，正如以下访谈节选所展示的。一位观众叙述了她是如何积极再建构她所观看的内容的意义的：
我想那些节目……像《人民法庭》可能是最棒的。因为我喜欢看故事结局……你知道，有个家伙问我：“你认为瓦帕纳法官将会说什么？”于是我们就试图去猜测。这节目也有教育意义，因为它涉及法律，你确实可以从中学到许多东西。就如发生车祸之类的事，很多人可以把你送上法庭……如果你没有至少一种以上的判断，他就会非常沮丧。所以你知道，如果这种事发生在你身上，你不得不作出几种判断，否则会被人取笑。我们喜欢此类节目，因为在法官判决前你可以试着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再看法官如何评判，在《幸运轮》中我们就这样尽力去揣摩其线索。
另一位，《我们的家》（黄金剧场播出的有关家庭取向的节目）的忠实观众，也叙述了她对寻找节目中故事线索的积极参与：
此剧不仅在家庭成员的相互关系这一点上引人入胜，而且它还具有教育价值。因为他们总会带给你不同的问题然后去解决它们。它教给你一种真正的生活方式。
我喜欢剧中的成年人教育孩子的方式。他们允许孩子自己做决定，但他们会把自己看问题的方式灌输给孩子。他们总是留出余地让孩子做决定，而从不命令孩子去做事情。我喜欢那样，虽然在现实生活中很难这么做，但这确实是有益的。
我愿意成为《我们的家》一剧中那类老头。在他直言不讳的时候，他表现出了富有人情味的一面，虽然90％的时间里他都会控制收敛自己，我很钦佩他，当他考虑自己打算说什么的时候。观看节目时，我把自己置于同样的情境中，思考我会以这种方式行动（与老人的作法不谋而合）。你会看到在有些事情上他很固执，然后就会犯错误，但他从不封闭自己的思想。我的意思是，或许几天时间之内他会把自己封闭起来，但他最终总会想通并把事情做对。我希望自己也能像他那样。
以其中一种方式进行收视活动或两种方式都采用，不管社会行动在故事传统套路中如何进展，观众都必须在他们的头脑中对之进行再创造。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在多数情况下他们就会不自觉地陷入其它的收视关系中，从而以叙事为基础的收视活动的独特性也会随之至少是暂时性地消失。而如果他们的确这么做了，他们建构节目意义的各种方式同时就扩展了叙事传统所描述的对社会生活的话语指导和组织的作用。这样，他们关于人类及其行动、社会背景甚至更宏观的美国——实际是世界——社会生活的自己的理解，就是电视权力作用下的结果。并且，正如我先前所说，人们在以叙事收视中的意义创造活动，本身就是一种作为自我而行动的能力的扩展，而电视的话语权力，也可以被理解为能够产生自我的这种能力。
第四部分；收视文化的经验考察对具体刻画的合理性的质疑
即使是随意的收视文化的观察者也能发现，当人们在收看电视时他们并不认为其所见所闻都是“合理”的，这一点显而易见，即使在他们寻找合理性节目并因此参与到以叙事为基础的收视活动中来的时候也是如此。当然在我的研究中也不例外。我访谈的并与之一起收看电视的那些人，往往会对屏幕上掠过的内容非常挑剔。即使大多数时间他们都在寻找合理性的东西，并希望投入到人物角色的生活中以及堪称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的那些故事中去，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是指出节目的大部分内容具有不合理性。不过他们的确会持续地观看下去，或许这也是对电视节目的批判之所以此起彼伏的原因之一。
在这些人当中，我发现基本上有三种不同类型的批判性收视活动。第一种是人们对社会行动具体刻画之合理性的质疑；第二种是人们超越了具体刻画而认识到其不合理性的一般模式；第三种则是人们意识到了程式化节目的商业基础。
批判性收视活动以其不同形式非常清晰地表明看电视是人们进行的一种反思性活动。实际上，每个人都尽力诠释他们所看内容的意义，即使在通常情况下他们并不明确地把他们的批判发展成为对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文本已经作出“对立性”的解读。在我的研究中，甚至那些说自己很少参与以叙述为基础的收视活动的人通常也会对所观看的节目之合理性提出质疑。通过对具体刻画的合理性提出质疑，或者对这些批判进行概括，以及通过识别程式性，人们试图概括商业及制度对节目的生产和分配的要求如何影响节目的叙事传统。对具体刻画的合理性提出质疑是批判性收视活动中最基本的形式，也是最有限的形式。在收看电视节目时，人们无疑会就叙事传统的某一方面提出争论，不管是情节和场景的建构，某一场景是如何被“表演出来”的，还是故事线索如何被建构，它在节目的某一部分或整体中如何收场，人们通常会对他们的所见所闻提出质疑。
例如在我的研究中，很多观众都对日间肥皂剧《大医院》作出了批判。在涉及两个普通人物鲍（Bo）和霍普（Hope）时，这一特定的故事情节在人们眼中已经失去其可信性了，因为剧中两个人物与国外情报间谍以及高层黑手党人物之间的纠缠，似乎与展现两个人物之间的关系所设计的日常生活中更加私人和情感取向的问题“偏离得太远了”。类似地，一位《我的孩子们》的观众对该剧中一位人物的孩子之成长的不合理性作出了如下评论：
我是说，他们有了一个孩子，一年之后孩子就去上学，而不是去幼儿园。他们（制片人）使故事情节向前发展，但是却没有丝毫的现实性……例如找不到临时照看婴儿的人，没有足够的钱买衣服等此类问题……我们都希望剧中人物能够有足够的钱。
另一位《我的孩子们》的观众在访谈中集中讨论了某一特定故事线索的不真实性。在此线索中，杰西（Jesse）是一个普通人物角色，她打算秘密地去帮助警察进行一项调查：
有些东西太不真实了，例如像杰西。如果我想去秘密地破一桩小小的案件，因为我想这样做，而且我是城市议员，没有人会笑我多管闲事，当然他们也不会给我枪……我笑那剧情太不真实了。
一位经常观看“考思比秀”的观众说，尽管她很钦佩“一直贯穿于剧中的那种亲密和关爱的感情”，但有时剧中表现的内容她看来有些不合理：
当孩子们出来闲逛的时候，我说：“这像一个典型的家庭吗？”（指最近上演的剧情中的某一场面）……你知道那件毛衣值多少钱吗？我在商店里见到它，价值120美元，而它却穿在一个小孩——鲁迪（Rudy）身上！她很快就会长大，衣服三个月后就不合适了。
以类似的方式，另一位观众就《诺特的着陆》中刻画的绑架的不合理性作出了评论：
他们所做的事情我们在现在生活中是不会那样去做的，就像那个绑架凯伦（Karen）的家伙，简直太可笑了。那家伙很明显是疯了。他绑架的方式——绑架别人的人是不会那样做的。那个家伙在一个场景中是个头脑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