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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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第4期- 第2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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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严格选题:“这里面的诗差不多没有一首不是他反复吟咏,百读不厌的每位大诗人底登峰造极之作”。 
  2.深入理解:“深信能够体会个中奥义,领略个中韵味”。 
  3.译不厌精:“不独一行一行地译,并且一字一字地译,最近译的有时连节奏和用韵也极力模仿原作”。 
  梁宗岱苦心孤诣去攀登译诗高峰,加上他天生的诗人气质,最后达到的境界是留在山脚下望山兴叹的人无法想象的。他的作品当年得到广大读者垂青,至今仍广泛流传,未来一定也不会被忘记。 
  (《梁宗岱著译精华(插图本)》6卷,刘志侠校注,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12月版,153。00元) 
卿谋“三哭”
裴 伟 
  苏州才子唐伯虎(1470~1523),曾留下“三笑”佳话,而在150年后当地另一位才子有“三哭”的掌故,鲜为人知。 
  钱锺书《槐聚诗存》(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版)收钱锺书1937年作的《石遗先生挽诗》:几副卿谋泪,悬河决溜时。百身难命赎,一老不天遗。竹垞弘通学,桐江瘦淡诗,重因风雅惜,匪特痛吾私。作者自注:先生续诗话、评余二十岁时诗、以汤卿谋黄仲则为戒、卿谋湘中草卷六闲余笔话云人生不可不储三副痛泪……(第23页) 
  同书1938年《泪》中有诗句:“卿谋几副蓄平生,对此茫茫不自禁”。(第25页) 
  余英时先生在悼念钱锺书的文章中评:默存先生冷眼热肠,生前所储何止汤卿谋三副痛泪。(余英时:《我所认识的钱锺书先生》,《文汇读书周报》1999年1月2日) 
  令钱先生动情的“汤卿谋”,到底何朝、何地人? 
  新发现的柳亚子先生写于民国肇造的一则书话《汤卿谋“闲余笔话”》,专门提及汤其人其事,特别谈及其与苏州文学家尤侗(1618~1704,字展成)的关系:“卿谋,吴中才士,与尤展成为性命交,一时瑜亮,无忝齐名,生当明季,时局日非,而两人又落魄不拘,辄发为文章,凄馨哀艳。别有一本《闲余笔话》,为卿谋小品,风味雅近《世说新语》,盖晋宋间人玉麈尾之余沈也。中杂展成语,成于卿谋夭折以后,不胜黄公酒垆、山阳邻笛之感,益足征两人交情之纯挚矣!卿谋闻威宗殉,悲不自禁,大临一哭,卒以哀死,而展成应胡清鸿博之试,感福临知遇之恩,至于倦倦不能自己。出处殊途,衷怀遂判。不知班、荆地下将何以为情也。《闲余笔话》刻于展成《西堂全集》,再刻于吴江沈氏《昭代丛书》别集,近东瀛有印本。1912年3月17日”(郭长海、金菊贞:《柳亚子文集补编》,第84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查《明诗纪事》(清代陈田辑撰)第六册辛卷二十八、页三四六三有“汤卿谋简介”——“汤传楹,字子辅,更字卿谋,吴人。诸生,有《湘中草》六卷”,及其按语:“卿谋早擅才华,诗多绮语,亦有隽语,惜年仅二十五而夭折,未见其止”。《纪事》选汤诗4首,其中《新婚》一律为绮语:“日影和烟上画廊,双鬓悄立整罗裳。传来絮语欺鹦鹉,睡足脂痕晕海棠。扣领含羞留待束,搴帷匿笑不成妆。守宫的的争衾艳,未许人前理绣床”。 
  钱仲联教授主编《清诗纪事》(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版)“尤侗”条,《湘中草》六卷悉附《尤太史西堂全集》之后。 
  《湘中草》作者立场如此“特殊”,其著当然未能收入《四库全书》。《四库禁毁丛刊目录》载:《尤太史西堂全集》三种六十一卷附《湘中草》六卷,清康熙间刻本,集部,第129~130册。 
  由此看来,汤卿谋(1620~1644)真性情中人,他有时也忧国忧民,写诗寄愤,但大多数时间里,他向往的是风花雪夜的安乐:“风月娟然,天下第一有情物,而于韵士美人,犹为亲近”。住处在苏州城“馆娃里”,几间老屋,一院花木,他起名荒荒斋,写了一篇《荒荒斋记》,说明究竟——“然而室荒于外,腹荒于内,知我者,谓我荒斋中人;不知我者,亦谓我荒斋中人。既而叹曰,以荒士居荒斋,固其所也,何害。遂名之荒荒斋”。 
  在《闲余笔话》中,汤卿谋自说他的“哭话”:人生不可不具备三副眼泪:哭国家大局之不可为;哭文章不遇知己;哭才子不偶佳人。还谈到“天下不堪回首之境”有五:衰逝过旧游处,悯乱说太平事,垂老忆新婚时,花发向陌头长别,觉来觅梦中奇遇;未免有情,感均顽艳矣。然以情之最恶者言之,不若遗老吊故国山河,商妇话当年车马,尤为悲悯可怜。 
  尤展成为他写的小传里,与上文有出入,说的是:“人生不可不储三副痛泪,一副哭天下大事不可为,一副哭文章不遇识者,一副哭从来沦落不偶佳人。”(尤侗:《西堂杂俎·汤卿谋小传》(卷上),第144页) 
  汤卿谋之哭,在江南影响巨大。如反映贺双卿文学活动的文献《西青散记》有:汤卿谋曰:“……人生须有两副痛泪:一副哭文章不遇识者,一副哭从来沦落不偶佳人。”(赵)凤岐……曰:“……吾则以一副痛泪哭失节之佳人。”段玉函曰:“佳人失节,思之亦必自哭;不自哭者,安得闲泪哭之?”(史震林:《西青散记》卷二,第28-29页) 
  清末民初湖南龙阳有位诗人易顺鼎(1858~1920),字实甫,自署忏绮斋,又自号眉伽、一厂居士等,光绪举人,曾被张之洞聘主书院经史讲席。“马关条约”签订后,上书请罢和议,反对割辽东、台湾,“揖盗于门内”。曾两赴台湾助刘永福抗战。庚子事变时,督江楚转运,此后在桂、滇、粤历任道台。辛亥革命爆发逃居上海,后去北京,与袁克文交游,袁世凯称帝后,被任为代理印铸局长。袁帝制失败,易顺鼎纵情于歌楼妓馆。 
  易顺鼎专门取了一个凄冷之极的别号“哭庵”。他继承汤、尤的说法:“人生必备三副热泪,一哭天下大事不可为,二哭文章不遇知己,三哭从来沦落不偶佳人”,强调“此三副泪绝非小儿女惺忪作态可比,惟大英雄方能得其中至味”。联系易之行藏,与晚明卿谋等人一样——将“沦落不偶佳人”与“天下大事不可为、文章不遇识者”并列,但卒章显其志,在《哭庵记》中强调:“吾之哭与贾谊、阮籍、唐衢、汤卿谋等不同,只哭母而不哭天下。” 
  其实晚清举人顺鼎以母亡哭,未免矫情,何如晚明卿谋真诚坦率,乃真正的性情中人! 
始诸饮食
段 炼 
  何炳棣在《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大出版社2005年版)中,用相当多的篇幅谈及家族制度对于个人成长的影响。其中一个细节颇有趣味: 
  除父亲外,身教言传对我一生影响最深的莫过于外祖母张老太太……最使我终身不忘的是我吃饭时,外祖母不止一次地教训我:菜肉能吃尽管吃,但总要把一块红烧肉留到碗底最后一口吃,这样老来才不会吃苦。 
  这一细节之所以让我印象深刻,是因为它让我想到幼年时,祖母也曾有过类似的教诲。不过,和张老太太的观点不同,祖母特别强调米饭的重要性。她经常在餐桌边说,无论在外边应酬,还是饭前吃过零食,抑或正餐时因吃菜太多不想吃饭……总之,一定要多少吃些米饭,“盖在(已吃过的东西)上面”——在她看来,只有这样,才真正“经饱”(耐饿)。 
  这两种“始诸饮食”的家庭教育,虽然在肉和饭的选择上存在差异,但同样证实了何炳棣的感慨:“请问:有哪一位国学大师能更好地使一个五六岁的儿童脑海里,渗进华夏文化最基本的深层敬始慎终的忧患意识?!” 
  那么,如何理解这种餐桌上的差异? 
  张光直在《中国古代的饮食与饮食具》(载《中国青铜时代》)中,通过阴阳五行之说,对中国古代的餐饭制度和饮食习惯的秩序进行了一番描述。他认为,从广义上说,“饮食”可分为“饮”(水)与“食”两个部分。所以,我们在《论语》等先秦典籍中,能读到许多与此相关的句子。比如:“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雍也》)又如:“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述而》)这些描写证实了张光直的结论:“一餐饭最低限度应包括一些谷类食物(以粟为主)和一些水。” 
  如果沿着这一基本饮食结构往上走,走到“士大夫甚至王公的餐饭”,张光直认为,就需要在“食”与“饮”之外,再加上第三个范畴,即“菜肴”。这就是说,从狭义上看,“食”又可细分为“食、饭”(土)与“膳、羹”(火)两个部分,即饭或谷类食物与作为菜肴的肉类与蔬菜(即现代话的“菜”)。这一中国饮食方式的结构本质,从晚周直到今天一直未变。 
  显而易见,就菜肴部分而言,相对于蔬菜,肉食在中国的饮食体系中无疑是“一种最低限度的生活上所不必需的奢侈品”——这也正是张老太太对最后一块红烧肉情有独钟的根本原因。所以,张光直说:“在饭菜之间,饭较菜更高级(按,此处张说疑有误,似应为更低级),更基本。” 
  因此,中国人餐桌上饭与菜的搭配关系,呈现出一种微妙的张力。从高端看,菜肉较饭食更加高贵,因此最后的红烧肉是由苦到甜的隐喻;从低端看,饭食较菜肉更加朴实,所以最后的米饭成了基本生活保障的象征。对此,赵元任的夫人杨步伟在“How to Cook and Eat in Chinese”中有一段有趣的描述:“在各处都有一个重要的观念是‘饭’与‘菜’之间的对照。多半的穷人主要吃米(如果吃得到的话)或其他谷类食物为主食,而吃菜吃得很少。菜只是配饭的……但即使是富家的小孩,如果他们肯多吃饭也是会被称赞的。” 
  正是这种餐桌上的实用理性与灵活机制,使得中国的父母既遏制了小孩对菜肴的尽情享受(如吾乡方言所说:“菜是咽饭的”),也实现了营养结构的隐性平衡。而杨步伟女士的这一态度,与我祖母强调的米饭的重要性似乎不谋而合。这大概就是孔子所谓的“肉虽多,不使胜食气”(《乡党》)的一丝余绪吧。 
  何炳棣的这段回忆,也让我想到《唐会要》中记载的西域粟特商人教育小孩的方法。粟特人生了小孩后,必定要喂新生儿吃蜜糖,并在他们手上涂胶水。这是希望小孩长成后,既甜言蜜语,又能拿钱如胶水粘物,也就是擅长商道、争分铢之利的意思。以我看,这样“甜蜜的祝福”,比《颜氏家训》中那位士大夫教其子“鲜卑语及弹琵琶”(相当于今日考G考T以及钢琴过级),“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相当于今日考国家机关公务员),显得更有人情味,也更宽容豁达。 
  不过,相比之下,我还是更喜欢张老太太“最后的红烧肉”以及我的祖母“最后的米饭”。记得在《战国策》记载的那次殿上辩难中,触龙语重心长地对赵太后说:“父母之爱子女,必为之计深远。”其实,“父母之爱”又何必往深远处“计”呢?千百年来,这份朴实而温暖的舐犊之情,不就埋藏在每天餐桌上的那一粥一饭之中吗? 
  (《读史阅世六十年》,何炳棣著,广西师大出版社2005年7月版,36。00元) 
马叙伦与“三白汤”
朱小平 
  自古以来,文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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