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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生活李敖梁实秋 — 一代大儒太软弱了（2）
李敖说：“1965年12月28日，《文星》杂志被罚停刊一年，《纽约时报》请我写新闻稿，乃与萧孟能一同拜访梁实秋，请代为英译，但他表示为难。谈了两小时，告辞出来，萧盂能和我都觉得梁实秋连这点小忙都不帮，真与《文星》对他的尊敬不太相称了。《文星》风雨飘摇之日，我被警备总部捕去约谈，最后由特务陪同，放出找保。我走在马路上，心想这种政治性的案子，谁敢保我？看样子只好找一位德高望重有名气的大人物保一保，方不致连累他。想来想去，以为人既放出找保，事情不大，因此路过梁府，登门为请。不期梁实秋在特务面前，婉为拒绝。他对我说：‘你还是找别人保吧，实在找不到别人，我再保你。’我识相而退，最后找到‘立委’王兆民先生保了。当天晚上，他打电话给余光中，表示未能保我，至感难过。从此以后，我恍然大悟，决定自己处逆境时，绝对不要妄想正人君子会援之以手。此后20年间，我再也不敢‘连累’他了。直到1987年5月间，为了他一稿两卖，涉及《文星》版权的事，我们才通过信。5个多月以后，他就死了。在他死前最后10年，他与我比邻而居（他住在我家大厦旁边的电梯公寓里），古人‘天涯若比邻’，我却‘比邻若天涯’，梁实秋说他自己在台湾过的是‘苟且偷安、逃避’的生活，我却不屑如此。双方有这么大的差距，多么‘天涯’呀！”
李敖继续写道：“梁实秋跟我讲了一个笑话，他说每次王敬羲离开梁府，都要偷偷在门口留下一泡小便才去。梁实秋一直装作不知道。有一天，王敬羲居然很神气地自动招出来，他说：‘每次我都撒泡尿才走，梁先生知道吗？’梁实秋答道：‘我早知道，因为你不撒尿，下次就找不到我家啦！’王敬羲是余光中的朋友，人嘻嘻哈哈的，倒也爽快，只是以文化人兼市侩，可鄙而已。在蒋介石下令扑杀《文星》时，他在香港打出《文星》招牌，虽扩散《文星》毒素有功，但自己趁机中饱，却是实情。他向我约槁，我写了一本《借古不讽今》，偷装在茶叶筒里，由一香港来的女作家携出台湾，他印出来了，却不付一文版税。我被捕后，他在《南北极》杂志有以声援，可以肯定。……前面谈到《文星》时代我与梁实秋的交往，也数落了他的不是，不过，梁实秋有一事，最令我感佩感恩，就是他还有老辈的那种主动推荐人才的气度。自我被陶希圣请出‘文献会’后，梁实秋认为李敖如此人才，任其流落，太可惜了，因此他不得我同意也没告诉我，就秘密写信‘中央研究院’王世杰院长、历史语言研究所李济所长。对李济说来，其实这是有点难堪的事，因为李敖是他学生，自己学生自己都不能赏识，还要劳动校外的与李敖非亲非故的梁实秋推荐，这不是有眼无珠吗？尽管梁实秋甘冒不韪，推荐了李敖，王世杰、李济他们还是拒绝了。这一拒绝内幕，多年后我才完整了解。……当时‘中央研究院’不接受梁实秋的推荐，真正的原因明明怕‘立法委员’胡秋原等人，但却假托出一个李敖人品上的理由，这是最高学术机关负责人不该有的怯懦，也恰恰反证了人品上出了问题的，原来是他们自己。他们在人品上既未能坚持道德勇气，也未能维护学术尊严，甚至起码的知人论事的求真态度，都出了问题。例如他们假托出所谓李敖‘品行不端’、‘行为不正’，就是毫无根据的……”
第六部分：生活李敖与柏杨的恩恩怨怨（1）
生活李敖·自述
与柏杨的恩恩怨怨
在台湾文坛上，李敖和柏杨曾经是一对受读者青睐的作家。但是，由于各种性格与立场的不同，在台湾当年的白色恐怖环境中，难免产生种种不愉快的磨擦。李敖在事过多年以后在《回忆录》中谈到了他在白色恐怖时期与作家柏杨的交往经过，孰是孰非，暂且不论，权且把它当成一段逝去的历史来看。因为聪明的读者会从这些往事的追思中，发现作家李敖性格中的某些特点。
李敖回忆说：“1968年时候，发生了柏杨（郭衣洞）案，冤狱发生前后，我义助柏杨，做了一些事，前后持续7年之久。我对柏杨的义助，主要乃基于同情与人权，而不在他是一位作家。……我与柏杨相识于1965年，并无深交，到了1967年，偶有来往。1968年2月29日晚上10点半，他突然打电话给我，很神秘、很急迫地说，无论如何要我去他家一趟，于是我去了。他请我到他书房里，神色很是不安。他知道我曾一再被治安机关‘约谈’过，经验丰富，乃反复问我被‘约谈’的细节，并说他出了一点麻烦。原来1967年5月，他的太太艾玫应《中华日报》社长楚崧秋之聘，主编《中华日报》家庭版。家庭版中刊有《大力水手》卡通。艾玫事忙，编务有时由柏杨代办，柏杨在1967年10月6日到13日刊出的卡通中，选登译文，出了纰漏—被调查局认定有‘侮辱元首’之嫌。于是，1968年2月29日这天，艾玫被‘约谈’，一连10多个小时后，还没消息，柏杨慌了，乃电话请我去他家，特别对被‘约谈’的一般情况，详为打听。我当时只觉得怪怪的，怪柏杨为什么老是问这些问题，并不知道艾玫已被请去，柏杨也没透露。到了12点，我打算告辞了，忽然楼下有汽车声，接着艾玫开门，踉跄而入，大哭大叫，连说：‘他们审我一连15个小时啊！他们连我上厕所都要跟着看啊……’经柏杨照顾了好一阵子，艾玫情绪才稍稍平静，最后柏杨才向我说出‘大力水手’事件的全部情形，并问我意见。我说，看来国民党来意不善，你要有心理准备，柏杨深以为然。我对他们加以安慰后，已是夜里两点，就回家了。第二天清早，果然不出我所料，柏杨也被请去‘约谈’了。‘约谈’长达27个小时，事后（3月2日）柏杨有长信给孙观汉，备述始末，其中一段谈到我：‘向先生突然报告这坏消息，实在遗憾，但又怕以后不能再向先生修函，则趁此时机，且做最后一叙，想一想我真是个老天真，见识且不如李敖这个年轻人，李敖先生经常携带一小衣箱及洗脸漱口用具，准备随时被捕，我常讥笑他小人之心，把台湾合法政府看成什么了？诚如先生言，社会上多少总有公道，想不到我和艾玫突然受此，不但无颜对祖先，且无颜对李敖……’
“柏杨是2日中午放出来的。这封信是2日下午见过我以后写的。我在日记上说：‘早为柏老办事（向调查局抗议等），午始放出。下午见一面。’见面后柏杨问我意见，我说：‘他们这次放你，只是观察你被放后一时反应或跟什么人联络，我看事情还没过去，你要交代的，就先妥为交代吧！’他听了，决定采纳我的意见，写信给孙观汉，并向艾玫交代‘身后事’。他留了一封长信给艾玫，艾玫拿来听我意见，我也做了一些建议。柏杨信中‘外务找祖光、李敖’、售出版社‘请左焕文、李敖介绍’、‘书则赠李敖’、‘但盼告寒爵、申虹、紫忱、李敖，俟有机会，为文’等话，前两点是杂务，都由屠申虹他们料理了。柏杨的藏书我一本也没收受，我向艾玫说：‘这些藏书是柏老的心血，请给他完整保存，等他回来享用。我是不敢收的。’最后一点倒是我最关心的，但是我已被国民党完全封锁，实在没有机会为文，因此，我决定向海外设法。”
“我的方式有三项：一、尽量把有关案情的一切文件偷运到海外，其中最重要的是柏杨自己的答辩书。因为我告诉过柏杨，人一入狱，要想合法传出手写的东西，就难难难；但是若以答辩状等法律文书偷关漏税，则或许能有漏网的机会。因为给律师参考的法律文书，为诉讼所必需，理应放行才是。我相信柏杨会记得我的话，他下笔又勤又快，牢中无事，把自己冤狱详细道来，必然精彩。柏杨入狱后，我请艾玫再做这一暗示给柏杨，果然柏杨就把答辩书陆续供应出来了。我主要通过我的美国朋友梅心怡等的协助，流传海外，使柏杨冤情和知名度大显于天下。二、尽量把柏杨冤狱新闻转达给外国记者。在这方面，我主要通过美国记者魏克曼（Fredaric Wakeman）等的协助。在他们的协助下，《纽约时报》在1969年7月3日和9月7日，都有长篇报道；《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在1971年7月16日，也有长篇报道。这样更使柏杨的冤情和知名度大显于天下。三、尽量展开营救行动。在这方面，我主要通过孙观汉。孙观汉是美国匹兹堡大学物理学博士，是用闪烁计数器测定中子的第一人，也是用陨石粒子测出月球自行发光的第一人，拥有在美注册的40种以上的专利。曾任台湾清华大学原子研究所第一任所长、美国西屋公司放射线与核子研究所所长。我通过孙观汉营救柏杨的事，值得特别细说一下……
第六部分：生活李敖与柏杨的恩恩怨怨（2）
“柏杨在10年冤狱家破人老以后，回到台北，公然表示原谅并同情迫害他的特务、检察官等人；另外在1988年1月15日的《中国时报》上，以《悼蒋经国先生》为题，大做肉麻的吹嘘，举凡‘杰出’也、‘英明’也、‘衷心的祝福蒋经国先生在天之灵’也，全部出笼；又在第二天1月16日的《中央日报》上，以《永怀哀思免于恐惧的自由》为题，再做肉麻的吹嘘，举凡后悔没单独与蒋经国‘合照’也、‘值得称赞’也、‘功德’也、‘蒋经国先生领导上开明、宽容的胸襟’也，也全部亮相。这种置蒋经国整他、使他10年冤狱家破人老的杰作于不问，反倒殷殷以马屁报怨的作风，古人的以德报怨，又算老几呀！柏杨一方面向蒋经国重抬旧屁，一方面已经变成一个吓破了胆的人，连‘警察总监’都不敢碰了。远流出版公司为他印白话《资治通鉴》广告，广告中印了区区‘借古讽今’字样，柏杨都坚持一一涂去，令远流出版公司的同人叹息不置，他们没想到柏杨的胆量，竟已一至于此！柏杨不但对蒋经国发贱，以德报怨，同时对李敖却一反其道，以怨报德。他出狱后，写《活该他喝酪浆》一书，扉页题的是‘谨将本书献给余纪忠先生暨夫人感谢对我的照顾和爱护’；他写《按牌理出牌》一书，扉页题的是‘谨将本书赠给罗祖光先生暨夫人感谢患难中对我的帮助’；他写《大男人沙文主义》一书，扉页题的是‘谨将本书赠给史紫忱先生暨夫人感谢对我深挚的友情’……从国民党中常委到国民党大特务，一律即溶咖啡式快速感恩不绝，而此辈中常委与大特务，却是在他受难时理都不理他的，试问李敖这种在他真正‘患难中’对他‘帮助’的、‘照顾和爱护’的，是不是也该有点次于献书、赠书的待遇呢？被柏杨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