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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宁、费俊也都做完了笔录，坐在走道上的一张长椅上等王智。另有一张单独的椅子，离长椅约有三、四米远，上面坐着壮汉，看来他也做完了笔录，在此听候发落。所不同的是壮汉的一只手背在身后，被一副手铐铐在椅背上。他垂着头，没有了以前的兴奋，甚至连一点声息都没有，王智他们怀疑他是否还活着。显然，他就这样被人家弄到办公室里去做了笔录，也只有在此木讷的状态下壮汉才可能是驯良的……总之壮汉的笔录做得很顺利，现在他坐在一张单独的椅子上，低垂着头，有如沉思，那拖把似的头发披散下来遮住面孔，又有点像害羞。他在椅子上动了动，并未引起注意──倒是他那悄无声息的模样若能持之以恒的话没准会让人侧目而视。然而就天性而言壮汉是不惯于沉默和安静的，要不是他遭受的打击过重有很强烈的受挫感，甚至连这半小时的寂寞都是不能忍受的。他在椅子上动了动，并未引起王智等人的注意，于是他再次动了动，并清了清嗓子。在他的左近没有别人，只有王智他们。他们曾是他的敌人，这一情况对壮汉十分不利。然而他别无选择，除了继续吸引昔日的敌人如今的邻人还能干些什么呢？要知道装死并不是一个好办法，况且他壮汉喜欢结交天下英雄。俗话说得好：不打不相识。壮汉从引起注意开始，进一步自言自语，继而发展到与王智等公开搭讪。他在椅子上坐立不安，弄出各种响动，显然，这里面有伤疼等原因，但也不完全如此。壮汉一会儿哭爹喊娘，一会儿长吁短叹。他问正在抽烟的马宁：“能给颗烟抽吗？”马宁点了一支烟过去塞到壮汉的嘴里，后者用发黑的门牙咬着那烟，一阵猛吸，腹腔到胸膛起伏不定，犹如一个浪头从此经过。壮汉叼着烟，越抽越短，升腾的烟雾将他的眼睛熏成了一条小缝。由于手被铐在椅子上，吸烟的一整套动作都得由两片嘴唇和上下门牙完成。壮汉的嘴部动作很花哨，然而卓有成效。这支烟很关键，抽得壮汉体力和信心倍增。那烟虽然是他开口要的，但是马宁点好了递过来的，在壮汉看来自己与王智他们之间竟有了一种难兄难弟的感情。就甭问他们各自是怎么进来的了，反正此刻都呆在同一个地方（派出所的走廊里），都刚刚做完了笔录，暂时无事，但不能走开。他们有着相同的处境和相同的目的（听候处置或发落）。壮汉在他的椅子上长叹一声“唉──”，然后说道：“我这叫好心办坏事！”他摇着头，一副痛心疾首的模样，说话间拿眼睛偷偷地瞟王智他们，看他们如何反应。壮汉很想得到王智们的同情，这么说似乎有那么一点自我检讨请求原谅的意思。他什么时候求过人？即便是公开认错的话也只能到这个程度了。王智、费俊扬起下巴，满脸不屑与之为伍的神情。他们对壮汉的感叹听而不闻，两人大声而热烈地交谈着，间或会不经意地看上壮汉一眼，那目光就像看一件偶尔进入视野的什么希奇古怪的东西。他们坐在这里，与壮汉同处一处完全是迫不得已，是暂时而偶然的。幸亏他们与他并非是坐在同一张椅子上。在他们的那张椅子上王智、费俊尽量坐在另一头，而与壮汉靠近的椅子一头则空出许多。他们还不断地站起身来踱步，以示与椅子间并无不必然性的关联。他们站起、坐下，即便是坐着时也在椅子上做出各种可能的姿态，而这些姿态是壮汉无论如何也做不出来的──他和他所在的椅子已连成一体，关系牢不可破。
马宁的表现略有不同，他不担心坐得与壮汉靠近，看待壮汉的眼神中也充满了探究。马宁不仅为壮汉点了烟并递过去，对方说话时他一直在频频点头。马宁郑重其事地对壮汉说：“你要学学法！”王智、费俊在一边掩口而笑，马宁浑然不觉，仍然是那么的一本正经。“你要学学法！”他再次强调指出。壮汉那本已开始明亮的目光随即暗淡下去了。“我不识字。”他无可奈何地说。
“不识字就让人讲给你听。”马宁说：“不管识字不识字都要学学法，法不仅是为识字的人制定的。不管识字不识字都要学法、守法，否则就要犯错误，那时候后悔就来不及了！”
一九九八年元月二十五日二稿于南京
障碍一九八五年
朱浩从广西给我来信，说他和王玉站在南宁的大街上接吻。可王玉是谁呢？我不是很清楚。想必是老方那边的一个女孩，长得也一定很漂亮。我没有去过老方所在的城市，即南宁，只能想像它四季如春，色彩丰富而艳丽。朱浩在马路边搂住那个形象模糊的女孩，我想像疾驶而过的车辆用烟尘把他们遮蔽了。当他们的唇舌分离，尘埃也跟着落定。这很象某个电影镜头，是吗？我自觉无聊。
那是一个这样的年代：为激怒路人朱浩搂着王玉在大街上公然接吻。朱浩又是怎样向我描绘他与老方的第一次见面的呢？“……在一家旅馆里，象两个杀人犯一样地一见钟情。”朱浩在给我的另一封信里如是说。你也许已经看出来了，这里面有那么一点自命不凡。我们都写诗，隶属于某个诗歌社团或同一种写作风格。我、朱浩、老方，还有东海，本来我们都互不认识。由我把诸位的诗稿搜罗到一本交流资料上，印刷成册。之后我们相互通信、彼此支持。然后就是历时两到三年的断断续续的见面。我最先认识朱浩，然后是东海。然后是朱浩和东海的见面。然后是我与老方。朱浩与老方历史性地见面以后，只剩下东海与老方没有相见了。当年我和朱浩在济南见面时，其中的一个说了句：“我终于找到了党。”可见，这还是一个夸大其辞的年代。
朱浩带着我抄给他的地址去找老方。他新婚不久，第一次离开妻子，有如鸟儿飞出了牢笼。他和老方一起喝酒、去大学讲座，在后者经营多年的地盘上享受着诗歌的馈赠。崇拜者、鲜花和姑娘……年纪比我们稍长的老方把朱浩描绘成“一匹幸福的种马”。那么那个“每人一辆摩托车，前面挂着‘大诗人某某’的牌子周游全国”的主意又是谁出的呢？不是朱浩就是老方，不是朱浩给我的信里这么说过，这样的话就是出现在老方给我的信中的。
那段时间里他们给我的信是过去三年的总和。他们不仅自己大言不惭，还力图震撼千里之外我平静的生活。我结婚比朱浩还早，下决心把热情限制在文学范围之内。平时我喜欢把朋友们的故事在圈子里发表一下，以博得大家一笑。朱浩去南宁出差后我讲的大都是朱浩的故事。当时东海受到诱惑，也想去南宁看看。我含糊地批评了朱浩的行为，我说：“要是他想和什么姑娘接吻也不应该在大街上呀？他可以让老方给找一个地方，两人睡上一觉都可以。何苦要刺激保守的南宁市民呢？”我在想：那王玉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使朱浩以和她接吻为乐，而不是睡觉。这我就不能理解了。我也是一个结了婚的人，让我和老婆以外的女人睡觉我还能接受。可是不睡觉光接吻，这样情意绵绵、青春孟浪是什么意思？
朱浩曾对我说过：“这个世界上只有禽兽才会离婚。”现在他这样做不是要导致离婚么？于是我写信给老方，想从侧面了解一下王玉的情况。老方的回信中根本没有提及王玉的名字，只是说朱浩在南宁“干了些十八岁的事情”。和诗人们交往有时就会碰到这样的问题：他们都很欣赏自己的说法，至于都说了些什么，那只有天知道了。
什么是“两个杀人犯一样地一见钟情”？
什么是“找到了党”？
什么是“只有禽兽才会离婚”以及“幸福的种马”？
什么是“干了些十八岁的事情”？
障碍“黑裙女”
他们让我带一份电报上楼。我低头瞟了一眼，是朱浩从济南拍给东海的，让他去火车站接“黑裙女”（电文如此）。收发室门前议论纷纷，显然就是因为这件事。看来东海的同事们已经传阅了这份电报。他们问我：“黑裙女是谁啊？”他们知道我是东海的朋友，不然也不会把电报交我带上楼了。我一定知道一点内幕，他们认为。的确，我知道一点。这件事甚至还与我非常有关呢。但我对他们说：“我也不知道。”他们中的一个就说：“如果是蔡英东海敢不敢收留？”
蔡英是这个夏天里公开通缉的政府要犯，是个女的，也很年轻。如果她着一身黑裙也一定不会让人感到意外。如果她要人接站的话，电文上总不至于写明蔡英吧？当然，自称黑裙女也不见得更好。可不，已经引起了群众自发的注意。“去问问东海，要是蔡英他敢不敢去接？”“要是敢接，那才叫有种哪！”
见到东海我把电报交给他，并说：“王玉明天下午到。”东海问我：“你怎么知道黑裙女就是王玉？”我说：“朱浩给我打过电话，他可能和王玉一起来。”东海说：“王玉不是在南宁吗？”我说：“上周二去的济南。”“去找朱浩？”“是啊。”“我怎么什么都不知道？”东海若有所失。“那他为什么把电报拍给我，而不是拍给你？”
我说：“大概你住得离车站比较近吧？要么朱浩考虑到你有单位，有家，不象我成天到处乱窜，他们怕电报送不到。”话虽如此，其实我心里也在嘀咕：以前朱浩来许城都是我去车站接他的呀，吃住也都在我那里。
我把在楼下听到的议论说给东海听，东海当了真：“要是蔡英我肯定接待，至少她还是一个女人么！”说完嘎嘎嘎地大笑起来，就象一只鸭子。
第二天下午四点左右我再次来到东海家。东海已经出门接站去了。他们家的老保姆在，请我在客厅里坐下，泡了茶。东海的妻子在卧室里，已经病入膏肓了。她是癌症，手术后又转移了。这件事儿已经拖了两三年，今年入夏以后我就再没有见到过杨真。据东海说：杨真的脸肿得有常人两个那么大，身上已经开始溃烂了。东海每天给她换两次药，三顿饭也都由他送进去。甚至连老保姆也已经有个把月没有看见她了。此刻，杨真隔着一道布门帘和我说着话儿。她的声音很正常，一点都不象有病的样子。
她问我来的那个黑裙女是谁？看来在为东海担心。关于蔡英的风言风语已经传到她的耳朵里去了。我向杨真保证：黑裙女决不是蔡英，也不是任何动乱分子。她不过是一个女孩子，名字叫王玉。而王玉是朱浩的朋友。
“是女朋友吗？”杨真问，这让我很难回答。她又问是不是朱浩和王玉一块儿来？我告诉她：“电报是朱浩拍的，让接王玉。到底一个人来两个人来很难说。”杨真又问：“你怎么没和东海一起去接人呀？”我说：“本来我是想着和东海一起去的，没想到他走得那么早。一个人去接也差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