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说，我们现代人都希望“快”！什么都希望快一点、再快一点。火车希望能够一再提速、邮包希望有“特快专递”，信息希望一下子就能知道（短信、email）……
又比如说，我们都希望“进步”。我们都觉得“向前”总是件好事，已经没有人有闲工夫去“坐看云卷云舒”了。
再比如说，我们都认为应该有“平等”，每个人都应该是平等的。让我们再想像自己头上有一个“老爷”、“大人”、“皇帝”，肯定会感到别扭！所以，我们常常会说：“这是我的权利！”对！“权利”也是一个现代性的词汇。
我们都知道，自然科学在近代发生了一次革命。在近代科学的推动下，我们的社会、自然界，包括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对真理的看法都随之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这些看法，就是具有“现代性”的看法。其中有两条很关键，那就是“普遍主义”和“经验主义”。
这是什么意思呢？
所谓“普遍主义”，就是说，只有可以被普遍推广的东西才是真的、好的东西。科学所告诉我们的那些规律、规则，都是可以普遍化的。一般说来，这些知识在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适用。所以科学就是真的、好的东西。同样的道理，一种行为，如果每个人都可以那样做，它才是一个好的、可以采取的行为。如果你觉得可以做的事情，并不是我觉得可以做的，那么这种不可普遍化的行为就不是好的行为，至少它不能作为通行的法则。
所谓“经验主义”，就是说任何东西都要拿到经验中来检验，看看它在经验中有没有“用”，有没有“效果”。而科学、法律这些东西在现实中的效用是很明显的，所以这些东西就形成了我们现代社会中最重要的东西。
现代的思想，从笛卡尔、洛克的时代就开始了，但是对这些现代思想家的思想进行反思和分析，然后提出“现代性”的概念，却只是近百年来的事情而已。
第三部分现代之后
20世纪的70—80年代，虽然没有战争，但却是一个人类意识到生存危机的时代。核技术的大规模应用、化工产业造成的环境污染、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拼命掠夺……这些所带来的全球生态问题、能源问题、人口问题，都是前所未有的人类生存问题！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感觉到：“也许地球明天就会灭亡！”
为什么我们会这么焦虑呢？是什么让我们这么焦虑呢？人们找来找去，竟然发现，这一切的根源似乎都来自科学！科学技术在创造巨大财富的同时，也造成自然和谐与秩序的丧失，造成了人性的扭曲，造成了人伦的毁灭。否定理性、否定科学成为弥漫在知识界和思想界的一股潮流。
对科学的失望，对理性失望，也就是对西方近现代以来的文化表示失望。曾几何时，西方的现代文化告诉我们，科学能够发现真理，理性能够指导我们生活得更好。但是现在呢？现在的事实是，科学给我们带来了危机，理性也没有为我们指出一条有希望的道路。
于是，哲学家们开始试图消解和否定整个近现代以来的西方哲学体系。它们发生在现代哲学之后，是对现代哲学和现代生活的背叛和抛弃。这种思潮就是哲学史上的“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一词最早在19世纪70年代使用，本来是指一种抛弃普遍性、批判现代设计风格的建筑学思想。而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后现代主义”，其真正兴起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到70年代影响广泛，自8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才以法国为中心，开始在全世界流通了。其中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福柯、利奥塔等等。
法国人利奥塔说，我们一直以来都有一个关于“真理”的梦想，觉得有一个叫“真理”的东西是存在的，而我们就是要去获得真理，并且我们可以在科学的方法中获得真理。
但是，利奥塔反问道，这是真的吗？世界上真的有“真理”吗？我们真的需要“真理”吗？我们过去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些问题！“真理”对于我们人类，好像是一位高高在上的君主，我们都在对他卑躬屈膝！另一位法国人福柯也说，真理成为了一种霸权，其他的东西都要向它看齐。
而一个叫罗蒂的美国人则说，我们总是信心百倍地要发现事物背后的“本质”，然后把这种发现当作“真理”的认识。可是，事物的背后真的就有一个“本质”吗？我们的心灵真的就具有反映本质、发现真理的能力吗？
在近现代思想家那里，这些都是不成其为问题的问题，但是在后现代思想家这里，却成了一些很大的问题！然而，后现代哲学家们却并没有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答案。或许他们根本就给不出，也或许他们根本就不想给。因为，即使给出了答案，谁又能保证它是“真的”呢？
从现代走向后现代之后，我们需要新的沉思……
第四部分樱花之国
樱花是日本的国花，樱树被尊为“圣树”、“神木”，日本一些神社每年都要举行名叫“安乐祭”的民俗活动，以祈求樱花神的保佑。日本诸岛蜿蜒几千公里，到处都有樱花的足迹，每年三四月间，灿烂的樱花簇拥怒放，形成一片樱的海洋。
其实在古代日本，樱花最主要的功能还不是供人观赏，而是为了农耕的占卜。古时候，日本人站在山上远眺开在山间的樱花，然后根据樱花的状况，来估计一年稻谷的收成。如果在樱花盛开的季节播种，就可以保证水稻的丰收；如果樱花瓣纷纷落下，就意味着收成不会太好。所以古代的日本农民对樱花一直都有一种又喜又忧的复杂心情。喜的是，樱花一旦开放，就是一片繁荣似锦；忧的是，转瞬之间，不知哪夜樱花就要凋零。
到了日本平安朝的中期，樱花才渐渐取代梅花，成为日本人最主要的观赏对象，而且在日本文化中的地位也渐渐升高，被日本人寄托了众多的精神内涵。
如果只看一株樱花，那么它并不起眼———它既没有牡丹的富贵，也没有玫瑰的热烈，色彩也只有素淡的红、白两色，显得阴柔有余而阳刚不足。
但是樱花的魅力与其说来自单独的一株，不如说来自群体。每一株樱花都不繁荣，但是集中到一块，却是铺天盖地、锦簇堆积、欣欣向荣的。这种集合的力量，颇为日本人所欣赏。
有人说，一个日本人是一条虫，三个日本人就变成一条龙。这话不无道理。日本画家池田满寿夫也曾说，日本是一个多能工巧匠而缺少天才的民族。的确如此，但正是这样一批勤恳的工匠们，却有着强烈的团体精神，反映到政治上，就表现为民族的种群意识。在日本人的骨子里面，集体协作的精神，对等级秩序的遵守和服从，是非常明显的。日本人愿意在一个团体中各安其分、各尽其才，以追求最大的整体效应。
第四部分樱花与武士之道
在日本，有一句民间谚语说：“花要樱花，人要武士。”就是说，樱花是花中的第一，而武士则是诸种身份中的第一。在日本人看来，樱花与武士之间有着许多相同的气质。这些气质也体现了日本民族整个的思想意蕴、价值标准和审美内涵。
在古代，身配双刀、代表着杀戮的武士，常把自己和樱花相比。这似乎很难理解。其实，这除了阴柔、平和的樱花在强硬、暴烈的武士心理上起到了一种补偿的作用外，更重要的是，樱花的那种转瞬即逝的凄美，同武士对生活的理解有所关联。
武士的兴起和壮大，是在日本转变为封建贵族社会的时期。从11世纪初期开始，武士已成为一个阶层广为流行。在民间，到处可见腰别长刀，头挽发髻、身着真垂的武士浪人。而分散各地的武士也会聚集在一地，统一指挥，组成武士团。武士团有着极强的宗族观念，坚决执行首领的命令。他们在战场上的武勇和对主人的献身精神，是武士个人和武士团的基本要求。
在强蕃林立、狼争虎斗的年代，生命对于武士来讲，是危机四伏、稍纵即逝的。武士随时都有可能为自己的主子献出生命，他们的生命如同脆弱的樱花，一阵狂风就可以抹煞殆尽。
但是对于这些武士而言，从短暂的樱花生命中，他们看到的却不是同命相怜的哀愁。因为武士有自己的“武士之道”。宽泛地讲，武士道是日本武士的道德规范和生活礼仪，它最核心的部分，也就是武士所具有的精神———对自己主人的忠诚和牺牲。
樱花的迅速飘逝，说明了世间没有永恒。同样地，武士也觉得，自己的生命算不了什么，肉体消灭了，只不过是返回神国的一种方式。自己的生命就像一株小小的樱花而已，相对于自己主人的利益和整个集团的利益而言，谁会在意自己渺小的生命呢？
这样的感触固然有些悲壮，但是对生命的不尊重，也给这个民族的狂热打开了后门。主人发出了命令，武士们就会拼命战斗。但是当他们在战斗的时候，可曾考虑过真正的是非曲直、正义与否呢？
第四部分佛渡东瀛
日本也是一个佛教大国，有着很悠久的佛教传统。不过说起来，日本的佛教其实来自于朝鲜。而朝鲜的佛教当然是来自于中国。中国的佛教，在许多方面都与印度本土的佛教思想不太一样，它注入了中国人的很多思维和理解。所以，整个东亚地区的佛教，有着比较接近的气质。对于日本人来说，佛教从中国而来，经过朝鲜，到达东瀛。
早在6世纪初，佛教就传入了日本民间社会中。而6世纪中叶，也就是562年，朝鲜半岛的一个国家———百济的国王派出使节，将金铜释迦佛像和其他的一些佛教用品赠给日本。这就是佛教传入日本的开始。后来，高句丽的僧人慧慈东渡日本，成为日本圣德太子的老师。此外，还有高句丽僧人慧灌赴日开创三论宗，新罗僧人审详赴日始传华严宗等等。
然而，在6世纪晚期，日本的上层集团出现了崇佛、反佛的两大派别。以苏我马子为首的崇佛派，以武力击垮了反佛派。这样一来，佛教才得以在日本公开合法地传播。
圣德太子摄政之后，以崇佛作为刷新政治的手段，积极支持佛教发展，先颁布弘扬佛教的诏书，后来通过法律，把佛教信仰从一种个人私事转化为一种国家公务。
我们知道，在唐朝，日本有很多“遣唐使”，在这批人中就有不少求法僧人。那时，中国的佛教各宗纷纷传到日本。
8世纪中叶，中国高僧鉴真历经艰难，东渡扶桑，创立日本律宗。日本朝廷对其十分重视，赐田地，建寺院。鉴真不仅在日本弘布戒律，还与弟子们主持设计、建造了庄严精美的唐招提寺，将中国唐朝的建筑技艺传至日本，赢得日本人民“禅光耀百倍，戒月照千乡”的极高评价。
在日本的平安时代，天台、真言两宗在日本最为流行。日僧最澄来大陆求学，得到了天台宗秘传。回到日本后，他在比睿山创日本天台宗，强调众生皆有佛性，人人可修心成佛，一时间有很多人追随。
而日本真言宗（又称密宗），是日本和尚空海到长安来求法时，由中国高僧惠果传授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