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和底格里斯河向来就是定期泛滥的，上面讲述的洪水不过是十分严重的一次泛滥罢了！ 伍莱认为他发掘的乌尔陵墓是属于公元前4000年的墓葬。在这批文物被他发现之前，神话和传说就是人们对于这个阶段的古代历史的知识，而伍莱把这截古代历史知识空白填充了。这个时期的一个国王后来又被他证实确有其人，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国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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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美尔这个民族本来只是科学推断而得的一个民族，而现在对这个民族的确实存在已经没有任何怀疑了，无数苏美尔艺术品和工艺品已经在现在的博物馆里展出来了。然而，对苏美尔人的源起，我们还可说是一无所知，在这个方面还得靠分析和推理。 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即最后进入幼发拉底—底格里斯河流域的民族是苏美尔人（他们黑色头发，不同于闪米特人，所以铭文中称苏美尔人为“黑发人”）。苏美尔人进来之前，两个闪米特部落居住在这片土地上并且大概是两个不同的部落。但新进来的苏美尔人却拥有高度发展的文明，主要的一些方向已达到了成熟的境界，并把这些传给了野蛮的闪米特人。 苏美尔人的家乡到底在哪儿呢？这个谜考古学家至今还未破解开。 苏美尔语同土耳其语或都兰语有些相似，关于苏美尔人目前仅仅了解这一点，其他的一切纯粹都是设想。如果一个民族把神都表述为站在山上，人们在祈祷时也要处在高位上，乃至在自己占领的平原上特意建筑假山或阶梯塔以作祭神之用，恐怕这个民族来自于平原地带是不太可能的。他们是不是从伊朗高原或伊朗以东或以北的亚洲山区来的呢？看上去这种可能性很大，因为迄今为止，美索不达米亚发掘的最早期的苏美尔建筑，全都是按照木结构的原则建成的，而普遍使用这样的建筑方法的应该是森林茂密的山区。 然而，这个方面并不能肯定，因为一些古老的苏美尔传说正好与上面的推断相反。这些传说是关于苏美尔人是从海上进入美索不达米亚的，而且还有一些事实能够证明这些传说。 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之后，亚瑟·凯斯爵士得出下面的结论：“追踪古苏美尔人的根源，可以从阿富汗和俾路支向东走，直至距美索不达米亚1500英里之下的印度河谷。” 凯斯爵士这样的话刚刚落音不久，在印度河谷，高度发展的古文明遗迹就被正在发掘的考古学家发现了。在出土文物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若干长方形的戳印，其样式、打印方法和印文的内容都与苏美尔发现的戳印一模一样。 然而，这个神秘的“黑发”民族到底来自何方仍然无法确定。苏美尔人的起源十分古老，可供参考的资料又十分有限，所以必须小心谨慎地对待。假如再将所谓的世代国王名单考虑进去的话，那么苏美尔民族的源起时代就更加久远了。 巴比伦早期历史上的年代都同重大事件相关。历史记载的最早的年代是从第一伊新王朝（约公元前2100年）开始的，从这里就开始了历代国王的名字记载，这份国王名单是一张简明的图表，但具有的考古价值却很高。过了许久，一份更加详细的国王名单又出现了，制成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三四世纪。根据考证，巴比伦僧侣尔索洛斯是这份名单的作者，他是用希腊文写的。 从这份古帝王名单能够看出，苏美尔人的历史与人类的历史是同时开始的。《圣经》说，在亚当之后与洪水来临之前，总共有10位“英武的祖先，都活得很长”。而苏美尔人记载的苏美尔的“原始国王”，也恰好是10位。以色列的祖先的寿命长得让人无法置信，亚当130岁喜得长子之后又生活了800年。长寿的代表人物是玛士撒拉（《圣经·创世记》载：亚当第八代孙玛士撒拉活了969年———译者注）。然而，在苏美尔传说中，古苏美尔人的寿命还要长得多。有一则传说故事说，古代8 位国王在位时间总长为241200年。另一个故事把所有10位国王的名字都列出来了，他们一共统治了456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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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洪水发生了，接着，乌特—那匹什提的子孙重新繁衍了人类。这一时期的国王，在公元前2100年左右的巴比伦历史学家的笔下，是被描写成真实的历史人物的，但这些国王中有几个是神话中半人半神的人物，并且传说洪水之后的第一个王朝23位国王的统治时间为24510年零3个月又3天半。考古学家当然不会重视这样的材料。另外，20世纪之前，从来就没有任何文学资料被发现，能够证实第八王朝之前任何一个国王确有其人。但随着发掘工作的进展，伍莱看到，这迄今为止已知的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得到证实的越来越多，同时，这些国王名单的价值被进一步看到了。这种情况同谢里曼和鲍赛尼亚斯的认识过程极为相像：对一个问题两个人都产生了新的想法，接着就幸运地发现了重要古迹而使新的想法得到了证实。 在迦勒底乌尔附近的阿鲁拜德，伍莱发掘了尼茵—库尔萨格女神庙，庙里有阶梯、平台、走廊和镶铜的木柱子，还有雕刻有鹿、狮的镶嵌装饰，这是世界上最为古老、艺术精湛、规模恢弘的建筑之一。伍莱出土的文物精芜相杂，其中有一颗金珠值得一提。 这棵金珠上刻有铭文，从中伍莱获得了与这座神庙的建造者有关的初步资料。铭文清楚地刻着“阿—安尼—帕达”这个名称。 接着一块石灰岩柱脚石板被伍莱发现了，上面镌刻的楔形文字证实了这座神庙的奉献者是“乌尔国王梅斯—帕达的儿子、乌尔国王阿—安尼———帕达”。 梅斯—帕达的名字在国王名单中，他是洪水之后第三朝的开山祖，也就是乌尔第一朝的开国之王。这样，这个一向被人认为是神话中的国王就成了真实的历史人物。 本章开头谈及对黑猫的迷信、时钟盘12格划分法与60进位制的习惯，这些现代的东西，古巴比伦早就有了。从苏美尔到现在，文明如同一根线纵贯数千年。在这个过程中，其他的文明间或把这根线暂时切断了，但这些文明大部分都是自生自灭了。苏美尔文明的创造力非同小可，无论何地，只要碰撞到苏美尔文明，就要留存它的痕迹。巴比伦和尼尼微这绚丽多姿的奇葩，就是从苏美尔的种子中孕育出来的。 有名的《汉穆拉比法典》石碑在苏萨出土了。据考证，这部石刻不过是古苏美尔人的一些执法原则和惯例的发展。从现在的观点能够看出这部法典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它的指导思想是关于犯罪有一个十分清楚而又完整的概念。整部法典都贯穿着这种纯粹的法学态度并借此而排除了一些宗教观念。比如宗族仇杀，这是苏美尔之后的各国文化中不断发生的一种社会现象，且本世纪初，欧洲的某些地区的宗教仇杀还不时发生，而《汉穆拉比法典》却早已规定禁止宗族仇杀。苏萨石碑文中同现代法律精神最相吻合的一点就是对非法行为采取报复措施的，只能是国家而不是个人。刑法是严厉冷酷的，法典规定了大量残忍的惩处手段，这是东方式暴政的标志。然而，这些并不对整体造成影响。《汉穆拉比法典》为客观态度树立了榜样，而这种客观精神又在贾斯丁尼安和拿破仑的法典中得到了体现。 在巴比伦，医学与巫术是分不开的。在拉丁语系中，“巴比伦”和“迦勒底”两个词都具有“巫师”的意思。究其根源，就在于此。而苏美尔是巴比伦医学的源头。巴比伦设有国家医学院。在很多情况下，医生必须按照宗教的规律行事，但医生有时是对国家负责的。《汉穆拉比法典》对医生的职业做出了一些具体规定，比如第218条，关于某些医疗事故规定处罚办法如下：“如果医生用铜制手术刀给重伤者做手术，致使病人死亡，或者用铜刀给眼创病人做手术导致病人失明，应该把医生的手指剁掉。”苏美尔人崇拜星座，许多苏美尔的神和宗教仪式流传到了巴比伦和亚述，只是在名称和形式上略有差异而已，甚至一直流传到后来的雅典和罗马。 对太空和星体运动，巴比伦人也具有了一些科学知识。星座学、年历和计时的理论依据是古巴比伦的天文学所提供的。巴比伦僧侣计算水星运动的精确度超过了后世的希巴克斯和托勒密。月球公转一周的时间，他们算出的结果同现代最精密的仪器测定出来的结果只相差4秒。 苏美尔人的60进位制与闪米特人的10进位制相结合的产物，就是巴比伦的数学。为了解决两种计数体制并用产生的某些问题，一种计算表就被制造出来了，实际上就是古代的计算尺。巴比伦的算术看上去笨拙，却能表达极为巨大的数字。人们知道，即使在西方，庞大的数字也是近代的概念。例如，公认为在数学和天文学上有很高成就的希腊人，也把10000这个数字视为“一个巨大的、数不清的集合体”。直至19世纪，西方世界普遍懂得百万的概念，然而，库云吉克出土的楔形文字却记载了一套数学的计算程序，如果写成现代的数字，计算的得数应该是195955和200000000。直至笛卡尔和莱布尼茨的时代，这样的数字才重新回到计算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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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容怀疑的一点是，巴比伦的数学明显地掺杂有星相占卜的成分。在苏美尔和巴比伦的文化遗产中，大部分都杂有一些迷信的成分，十分琐碎的事儿也把巫卜的内容加进来，这显然是不可取的。迷信巫术常常变成宗教的狂热，这种狂热表现为巫师的邪恶表演。 后期的罗马和摩尔人的阿拉伯把这种影响传到了西方。西方有大量内容愚昧的书籍，《巫师的榔头》是其中较为开明的一部，撰写这部书的根据是一部楔形文字铭文，这篇铭文共有泥牌8块，题目是《燃烧》。 关于“黑头发”的神秘民族，我们不少的资料是由兰纳德·伍莱提供的，他举出一个建筑方面的例子，来说明苏美尔文明的影响是怎样地深入而又持久：
欧洲被亚历山大征服之前，建筑是没有圆拱结构的。对希腊来说，圆拱结构也是新鲜事物。亚历山大大帝征服欧洲之后，圆拱被希腊建筑师大量使用，加上后来罗马的影响，圆拱结构渐渐变成了西方建筑的突出特点。圆拱建筑在巴比伦随处可见，公元前600年尼布甲尼撒重建巴比伦城时大量使用圆拱结构。至今以巴尔还能够看到一座圆拱建筑，它是巴比伦国王库里—加尔朱的庙，建于公元前1400年左右。公元前2000年，苏美尔普通市民的住宅，其门沟都是砖砌的楔形圆拱结构。在尼普尔，有一条古代圆拱排水道，它的建造年代更加古老。乌尔国王陵墓中有拱形屋顶，它的建成时间比这圆拱排水道还要早四五百年。圆拱建筑结构就是早期苏美尔文明流传到现在的一个鲜明的物证。
伍莱把自己的观点作这们的综合：
假如单纯以成就的大小来评价人类的功绩，那么在衡量了年代和环境的因素之后，应当承认苏美尔文明值得推崇。尽管它的成就并非十分卓越，但是，在对人类历史的影响上，苏美尔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