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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万事俱备”之后，“新目标”也就此映入了恐怖主义者的眼帘。从社会学心理学的角度看，袭击平民和经济目标虽然没有象征性或战略性目标受到袭击那样具有轰动效应，但对人们经济信心和生活意志的杀伤力却并不小。由于这些目标更加难以防范，受到袭击的可能性未必就小于重点目标，这对人们正常生活的影响十分之大，对消费心理和投资心理也具有很大震撼。事实也正是如此，在巴厘岛发生恐怖袭击事件后，那里的旅游业和相关产业都受到了极大影响，很长时间无法复原，人民生活也受到很大影响。而在利雅得发生恐怖袭击事件后，许多国家随即要求国民不要去那里旅游，冲击“立竿见影”。不仅如此。如果当局不能很好处理危机，“基地”组织和其他别有用心的组织便很有可能乘虚而入，并浑水摸鱼。
事实上，在“9·11”以后，“基地”组织便发现同时袭击西方具有象征意义或战略意义的重要目标变得更加困难了，它便转而组织或鼓动其他组织去袭击东南亚、南亚、中东、非洲甚至拉丁美洲的西方目标。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基地”成员不断变换身份前往目标国，通过互联网接收指示，进行计划和筹备，并从低水平犯罪团伙、有组织犯罪团伙、有内线的慈善团体及激进的海外侨民那里获得支持，然后袭击既定目标。
更危险的是，“基地”组织的反西方的全球圣战观念正在成为其他恐怖组织的精神力量，全球恐怖力量有可能进一步和重组，而如果这种观念在伊斯兰国家和一些散居国外的穆斯林中不断演变并成为一种心态，它就将更加难以对付。从这种意义上说，某些国家的军事反恐和单边反恐已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局限性，它们必须认识到，没有全面、深入的国际合作，没有对恐怖主义产生根源的洞悉和根除，基地组织和更多的恐怖组织将很难被重创和消灭。
第七章：反恐进行时“巴格达不是终点”？
尽管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善后问题远远谈不上解决，但布什战队中的“鹰”们似乎已把目光投向了远方，这引起了许多的忧虑，也引起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有力竞争者克拉克的非议。在克拉克看来，美国国内某些人仍在沿用冷战思维，认定恐怖主义背后一定有“国家背景”，所以要“抽干沼泽地”，而这一计划是注定要失败的。
针对美国现行的反恐政策，克拉克反问：“我们为什么不团结国际上反对‘基地’组织的力量呢？……如果我们要惩罚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为何不先向联合国提交‘基地’的恐怖活动证据，再成立一个反恐国际法庭呢？”他的建议是，打击恐怖主义应该从切断其民众基础做起，“针对他们（恐怖组织头目）个人，展示他们无能的一面，将这些（恐怖）组织连根拔起。我认为这远比把他们赶回支持他们的一两个国家，然后把我们的精力投向那里要好。”1
但布什却未必认同他的看法。早在“西点讲话”时，布什就曾表示，美国必须使用各种手段来揭露在“60个或者更多国家”的恐怖主义秘密活动小组，必须同其盟友一道根据不同情况来对付支持恐怖主义的政权。从邪恶轴心3国到支持恐怖主义的7国，再到“60个或者更多国家”，美国所考虑的打击范围在不断扩大，这也预示着美军在实施“先发制人”时将会出击到全球许多地方。
在伊拉克之后，伊朗显然是一个重要目标。据美国国务院2003年4月30日公布的《2002年全球恐怖主义形势报告》称，尽管有来自美国政府的巨大压力，但7个被确定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古巴、伊朗、伊拉克、利比亚、朝鲜、叙利亚和苏丹──在2002年仍没有采取一切必要行动，完全切断他们同恐怖主义的联系，这其中，伊朗被认为是当年最积极地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美国指责说，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和情报安全部参与策划和支持恐怖主义行动，并继续支持形形色色以恐怖主义手段来实现其目标的组织，尽管伊朗方面逮捕了一些“基地”组织成员并把他们交给外国政府，但与此同时，其他一些“基地”组织成员却在伊朗找到了安全的避难所，甚至还可能得到了伊朗政府某些方面的保护。令美国和以色列同样不满的是，伊朗不仅用言词，而且以行动继续向黎巴嫩真主党和巴勒斯坦拒绝派组织，特别是哈马斯、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和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总指挥部等组织提供资金、庇护、训练和武器。此外，伊朗还对中亚地区、阿富汗和伊拉克同“基地”组织有联系的极端组织提供支持，只不过这种支持程度低于对反以色列组织的支持。对以上的指责，伊朗不予接受，并且在反恐领域给予美国积极配合，但这并不能减轻布什政府特别鹰派分子对伊朗的敌意，加上美国对伊朗发展核武的警惕，都使得美伊关系的前景变得黯淡而危机四伏。
朝鲜是又一个令美国有反恐和防扩散双重忧虑的国家。尽管朝鲜自1987年以来未曾为任何恐怖主义行径提供支持，尽管它屡次声明反对一切形式的国际恐怖主义，但美国仍然坚信它曾向几个恐怖主义组织出售了武器。同样令美国不满的是，朝鲜也没有对美国过去就恐怖主义问题展开讨论的提议做出回应，没有按联合国安理会第1373号决议对所有国家提出的要求，对从事或企图从事恐怖主义活动的个人的资金和其他金融资产或经济资源立即采取冻结措施。不过，较之防扩散的忧虑，美国对朝鲜在反恐问题上的指责只能算得上是“配料”，问题的关键还是在朝鲜半岛的无核化上。
叙利亚也是美国最有可能打击的目标之一。在伊拉克战争形势明朗后，叙利亚政府很快便缓和了与美国的紧张关系，加强了与美国及其他外国政府在打击“基地”组织、塔利班及其他恐怖主义组织和个人等方面的合作，同时还阻止包括新闻媒体和清真寺在内的任何地方出现的公开支持“基地”组织的苗头。但美国仍不依不饶，认定叙利亚继续向一些巴勒斯坦组织提供政治和有限的物资支持，包括允许这些组织在大马士革保持总部或办事处，其中一些组织从事过恐怖主义活动。2003年9月14日，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更是刊出猛料，认定上千名“圣战者”中的很多人都是在叙利亚境内接受游击战训练后才渗透入伊拉克展开反美活动的。两天后，美国副国务卿约翰·博尔顿、白宫发言人麦克莱伦便先后指责叙利亚允许武装分子穿越边境进入伊拉克袭击美军士兵，并试图获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支持伊斯兰激进组织的活动。披着鸽派外衣的鹰派分子博尔顿警告说，美国将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叙利亚的问题，但也不能排除包括政权更迭在内的其它方式。此后不久，10月8日，美国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便以悬殊的票数通过了制裁叙利亚的议案，指责大马士革支持恐怖主义并谋取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扬言，“这一投票结果将向大马士革和全世界传送一个强烈信号：美国不能容忍一切支持恐怖组织的国家”。不过，在对叙利亚采取更强硬措施之前，华盛顿应该好好想想东正教都主教马尔·格雷戈里奥斯·易卜拉欣说过的一句话，“基督徒在叙利亚比在中东其它任何地方生活得都要好。除黎巴嫩外，叙利亚是中东地区唯一一个基督徒可以和穆斯林平起平坐的国家。”1在伊拉克难以“善后”、巴以冲突此起彼伏的情况下，冒然把叙利亚拖入动荡的境地，对谁都没有好处。
古巴是美国的另一个心病，也是一个长期的心病。尽管古巴于2001年签署并批准了所有12个反恐怖主义的国际公约，但美国认为它仍反对以美国为主导的联盟开展反全球恐怖主义的战役，并一直大肆批评很多与此相关的美国政策和行动。美方为此举了很多例子，如古巴多次派特工向世界各地的美国机构提供假线索，妄图破坏“9·11”之后的调查工作；2002年，古巴继续收留一些恐怖主义分子和美国的在逃者；古巴政府允许多达20名巴斯克民族和自由组织成员在古巴居留，并为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和民族解放军提供了某种程度的安全庇护和支持。不过，由于古巴有卡斯特罗的坚强领导，且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追求”，美国轻易不会对它下手。
苏丹和利比亚虽然还在“黑名单”上，但受攻击的危险度却已大大下降。其实早在“9·11”之前，苏丹就与美国开始了反恐怖主义的合作，其中包括与美国政府不同机构建立密切关系，调查和逮捕被怀疑参与恐怖主义活动的极端分子。令美国多少有些满意的是，尽管苏丹政府被认为对类似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等恐怖主义组织仍有所支持，但苏丹参加了有关反恐怖主义的12个国际公约和议定书中的11个，还参与了为结束自1983年以来连绵不断的内战而展开的区域性努力——这是与美国敦促苏丹拒绝向恐怖主义分子提供庇护的目标相平行的一个政策重点。不过，对非洲的其他地区，如索马里、肯尼亚，美国仍不能放心。
一面是伊朗、朝鲜、叙利亚的“岌岌可危”，一面是利比亚、苏丹的日渐“超脱”，映射出的则是“9·11”事件后布什的“以反恐划线”和“以防扩散划线”的战略思维。正如布什向全世界所宣称的，“你要么跟我们站在一起，要么跟恐怖分子站在一起”，在反恐和防扩散问题上的导向已逐渐成为布什政府评判其他国家与美国关系的重要标准，“9·11”后，美国与俄罗斯、巴基斯坦和苏丹等国关系的变化，以及“邪恶轴心论”的出台，都在很大程度上参照了这个标准。
对于美国这种孤立人而不是团结人、热衷政权更迭而不是全力打击“基地”的做法，国际社会颇有微词。2003年9月22日，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特别指出，在同恐怖主义的斗争中，要力图通过心智去战胜它，因为恐怖主义的产生有其深刻复杂的原因，打击恐怖主义绝不是军事力量单独可以办到的。
这也正是许多国家与美国在反恐问题上存在的重大分歧所在。不同于美国的军事反恐思路，大多数国家关心的不是发生了的以及也许还会发生的政权更迭，而是要为恐怖主义以及滋生恐怖主义的世界环境找出答案，而美国政府非友即敌的政策则“促进了两极分化，助长了极端态度，从而为那些一直试图进一步分裂世界的恐怖分子提供了滋生的土壤”。2在当今世界上，有50个国家的人均年收入低于1450美元，28个国家濒临“破产”，穷国和富国的人均差别超过1∶100；即便是在发达国家，贫富差距也在进一步拉大。这些都为恐怖主义的滋生和蔓延提供了可乘之机。
就连美国学者也承认，“9·11”袭击表明，“失败的国家”不仅仅是一场人道主义悲剧；它们还可能成为一个严重的国家安全问题。在他们看来，塔利班政府和“基地”运动产生于阿富汗境内旷日持久的内部冲突，本·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