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里厄第一次认识格朗以来，他还是第一次话说得那么多。尽管他说话时依然咬文嚼字，但是几乎总是能找到适当的字眼，好像他对当时要讲的话，早已思考过了似的。
格明很早就结婚，对象是邻居家的一个贫穷的年轻姑娘。他就是为了结婚才辍学就业的。让娜和他都从未到他们那个区以外的地方去过。他是到她家去看她的，让娜的父母看见那位沉默寡言、举止笨拙的追求者感到有点好笑。她父亲是个铁路工人，休息时间常常见他坐在靠窗的角落里，一双粗大的手平放在腿上，沉思地注视着街景。她母亲则终日忙于家务。让娜帮着她。她身材长得那么纤细，使格朗每次见她过马路时总是要为她担上几分心：所有车辆一到她面前都成了庞然大物。有一天两人在卖圣诞节礼物的店铺面前走过，她朝着橱窗里陈列的东西看得出了神，把身子往后一仰靠住他说：“太美了广他紧握着她的手腕。这样他们就订了终身。
往后的事，照格朗说，十分平凡，正如一般人一样：他们结了婚，还有点相爱，两人都工作，工作一忙，爱情也就淡了。由于办公室主任食言，让娜也只得工作了。读者读到这里，应该用些想象力才能了解格朗的话。劳累的工作助长他随波逐流、得过且过的思想，他越来越少说话，他也没有能够继续满足他妻子的希望：仍得到他的爱。一个忙于工作的人，生活在贫穷中，前途逐渐渺茫，每晚在晚餐桌上默默无言，在这样的环境中哪里还谈得上爱情？让娜也许已感到痛苦了，但当时她忍着没离开他；人们长期饮着苦酒而不自知的情况也是有的。这样一年一年地过去，到后来，她走了。当然她不是一个人走的。“我爱过你，但现在我厌倦了……我并不因这次出走而感到幸福，但是并不一定为了幸福才找新的开端。”这就是她信中的大意。
现在轮到约瑟夫·格朗开始难受了。他也可以有新的开端，正像里厄提醒他的话那样，但他却失去了信心。
他就是经常地想着她。他本来想写一封信给她为自己辩解。“但是，”他说，“这有困难。对此我已想了好久了。在我们相爱时，我们无需说什么话就彼此了解。然而双方的爱情不是永久不变的，有一个时期，我本来可以找些话来留住她，但我没有做到。”格朗用一块方格子的手绢擤鼻涕，再擦擦他的胡髭。里厄瞧着他。
“医生，”格朗老头说，“请原谅，但是我怎么说呢？……我信任您。在您面前，我能说话，说了使我感到激动。”
显然，格朗离关心鼠疫还有十万八千里。
晚上，里厄发了一份电报给他的妻子，告诉她说，城已封了，他身体健康，要她继续当心自己的身体，他惦念着她。
封城后过了三个星期，里厄从医院里出来的时候，看到一位年轻人在等他。
那人说：“我想您认识我吧。”
里厄觉得好像曾见到过他，但思索着不敢肯定。
“我曾在事件发生前，为了了解阿拉伯人的生活情况而来讨教过你，”那人说，“我叫雷蒙·朗贝尔。”
“啊，对了！现在您大有文章可做了。”里厄说。
对方显得有些烦躁，他说他来不是为了这件事，他是来请里厄医生帮忙的。
他接着说：“原谅我的冒昧，但是在这城中我没有熟识的人，我们报馆的通讯员不幸是个笨蛋。”
里厄邀他陪自己步行到中心区的一家诊疗所去一次，因为他有事要吩咐。他们就顺着黑人居住区的小街走去。天色逐渐朦胧，但是过去一到这个时刻就很吵闹的城市，现在却变得出奇的安静，从余辉未尽的天际传来的几声军号声，只能说明军人们还作出像在执行任务的样子。他俩沿着坡度很大的街道往下走，两旁是阿拉伯式房屋的蓝色、赭石色和紫色的墙头。朗贝尔谈着，情绪十分激动。他把妻子丢在巴黎，说真的，这也不是他的妻子，但同妻子没有多大区别。封城开始后他曾给她打过一份电报。起初他认为事情长不了，他只想设法同她通信联系。他在奥兰的同行们告诉他，他们对此无能为力；邮局把他拒之门外；省府一位女秘书对他的要求则嗤之以鼻。他最后只好去排了两个钟头的长队，获准打了一份仅仅只有“一切均好，不久再会”几个字的电报。
但是今天早晨起床时，他忽然想到毕竟他不能预计事态会持续多久，决定离开奥兰。由于他是经人介绍过的（他的职业有这种便利），所以他能够见到省府办公室主任，他向主任说明原委：他与奥兰市无关，没有必要留在这里，他是偶然来此的，因此按理应让他离去，即使出去后要接受检疫隔离也在所不惜。主任对他说他对此十分理解，但就是不能作例外处理。主任又说他将再研究一下，但总的说来情况是严重的，不能作出任何决定。
朗贝尔说：“但我毕竟是外地人。”
“这没有疑问，但总而言之，还是希望这次疫病不要拖得太久。”
为了结束谈话，他试图安慰朗贝尔，提醒他能在奥兰找到很好的报道资料，如果仔细考虑一下，任何事件都有可取的一面。朗贝尔只能耸耸肩膀。这时他们已走到市区的中心。
“真是糊涂话，医生，您是明白的。我不是生来就是为着写报道的。也许我是生来为着同一个女人一起过活的，这难道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吗？”
里厄说，这种说法不管怎样，看来还是合情合理的。
在中心区的大街上，见到的已不是平时的人群了。几个行人急急忙忙地向远处住所走去，没有一个人面带笑容。里厄想，这是那天朗斯多克情报资料局的通报造成的。一般情况下，市民们本来在事后二十四小时就会恢复信心，但是在当天，人们对数字仍然记忆犹新。
朗贝尔突然说道：“这是因为她和我，我们相识不久，但十分投机。”
里厄不说什么。
朗贝尔又说：“我打扰您了。我只想要求您为我出一张证明，说明我没有患上这种倒霉的疾病。我想这也许对我有用。”
里厄点头答应。这时一个小男孩撞在他的腿上跌倒在地，他轻轻地把他扶起，然后两人再起步走到阅兵场。蒙着一层灰色尘土的无花果树和棕榈树的树枝一动不动地下垂着，树丛中有一座满是尘土的、肮脏的、象征共和国的雕像。他们在像前停步，里厄把两只满是白灰的脚先后在地上蹬了蹬。他朝朗贝尔看看，这位记者的呢帽戴在后脑勺上，系着领带的衬衫领子的纽扣解开着，胡髭也没有好好剃过，脸上一副负气不服的神情。
里厄最后说：“我理解您的心情，这点您不用怀疑。但是您的想法是有问题的。我不能为您出证明，因为事实上我并不知道您是否患有这种病，即使您现在没有病，我也不能证明您在离开我直到走进省政府的一段时间内不会传染上。况且，即使……”
“况且，即使什么？”朗贝尔问。
“况且，即使我给了您证明，对您也无济于事。”
“那为什么？”
“因为城中像您这种情况的人有好几千，然而没有放走过一个。”
“但假使他们本人都没有染上鼠疫呢？”
“这个理由还不够。我也明白这是笑话，但是事关大家安全，也只有这样做。”
“但是我不是这里的人嘛！”
“从现在起，唉，您同大家一样，也算是这里的人了。”
朗贝尔激动起来，他说：
“这是个人道问题，我向您发誓。也许您不体会一对情投意合的人两相分开的滋味。”
里厄并不立即回答。过了一会，他说他认为自己是能体会这一点的。他衷心希望朗贝尔同他的爱人重逢，希望一切相爱的人们再度相会，但是碍于法令，碍于鼠疫，他的任务是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不，”朗贝尔痛苦地说，“您不会体会，您是在讲大道理，您生活在抽象观念中。”
医生抬头望着象征共和国的雕像说，他不知道他是否在讲大道理，不过他讲的是明摆着的事实，这两者不一定是一回事。记者整了整领带说：
“那么照您说我只好另想别法了？但是，”他接着以不服气的口吻说，“我会离开这个城市的。”
医生说他是理解他的想法的，但是这事情与他无关。
朗贝尔突然发作了，大声说：“不，这事与您有关。我来找您就是因为人家告诉过我，在这次决定中有您很大的份儿。当时我想过，您这个参加系铃的人至少可以解一次铃。但是您却无动于衷，您根本不顾任何人。您没有为分居两地的人着想。”
里厄承认，在某种意义上，这话不错，他确是不想考虑这方面的情况。
“啊！我明白了，”朗贝尔说，“您就要讲些为了公众利益之类的话厂，但是公众利益也要以个人幸福为基础的！”
甲厄仿佛从分心的状态中醒了过来。“得了，”他说，“不光是有这一面，还有另一面，不要就下断语。但是您发火总是不对的。假使能解决您的问题，那我当然高兴之至。但问题就是我的职责所在，不能徇情。”
朗贝尔忍不住大摇其头。
“不错，发火是我错。而且我这样也浪费掉您不少时间。”
里厄要求朗贝尔随时把进行的结果告诉他，并且请这位记者不要对他耿耿于怀。他又表示以后肯定会有一项计划让他们走到一起来的。朗贝尔突然显得困惑不安起来，他沉默了一阵之后说：
“这我相信，不管我怎么想法，也不管您方才和我说些什么，我相信这点。”
接着他又犹豫起来说：
“不过我不能赞同您的看法。”
他把呢帽往前额一压，快步走开了，里厄目送他走进让·塔鲁住的旅馆。
过了一会儿，医生摇了摇头，当然记者盼望重获幸福的着急心情是有道理的，但责怪他“生活在抽象观念中”是否正确呢？鼠疫蔓延得更快了，使医院中每周的牺牲者高达五百来人，而他在医院中过的这些日子难道也是抽象的吗？的确，这场灾祸中也有抽象或不现实之处，但当这种抽象观念涉及到人的生死问题时，那就必须认真对待，不能掉以轻心了。里厄只知道这不是最容易办的事。比如说，他所负责的那所辅助医院（像这种医院现在已有三所）就不很容易管。他叫人把那间面对门诊室的房间修改了一下，供接收病人之用。那间房间的地上挖了一个水池，水中加了臭药水，池中央有一个砖砌的小平台。病人抬到平台上，迅速地脱去衣服，丢入池中。病人洗过身，擦干后，披上医院里的粗布衬衫，送到里厄那里，然后进入病房。现在不得已只好把学校的风雨操场用来收容病人，总共放了五百张病床，但几乎全部都有病人了。早上里厄亲自主持病人的人院、防疫、腹股沟肿块切开等工作后，还要查核统计数字，午后回去看门诊，最后到了晚上再去出诊，直到深夜回家。前一天晚上，他母亲把媳妇的电报递给他的时候，注意到他的双手打着哆嗦。
“是在抖，”他说，“但只要坚持下去，我就不会这样紧张了。”
他体格健壮，能顶得住，而且事实上他并未感到疲劳。倒是这些出诊中的情况使他感到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