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给面包，就给新鲜空气吧！”它有时可以在墙上看到，有时在省长走过的时候可以听到。这句讽刺性的话是号召人们进行示威游行的信号，尽管这些游行很快被镇压了下去，但其严重性是大家都能看到的。
报纸当然听从上面的命令，不惜一切地大肆宣扬乐观主义。一翻开报纸，就能读到，目前形势的特点是，全城居民临危不惧，确是“镇定和冷静的动人典范”。但是在这座与世隔绝、什么事情都无法保密的城里，没有一个人会相信这个由全城居民所作出的“典范”。如果要想对上面所说的镇定和冷静有一个确切的概念，那只须到一个隔离场所去，或者到行政当局所组织的某个隔离营里去看一看就够了。不过，那时候笔者恰好在别处有事，对里面的情况不了解，所以只能在这里引用一下塔鲁写的事实。
塔鲁在他的笔记本里记载了他与朗贝尔一起到设在市体育场的一个隔离营里去的一次访问。体育场的位置几乎就在城门口，它一面朝着一条通行电车的街道，另一面朝着一片空地，这空地一直延伸到城市所在的高原的边缘。体育场的四周一般都围有高高的水泥墙，所以只要在四个出人口上设一些岗哨，人就很难逃得出去。同时，四周的围墙也阻挡了外面一些好奇的人去打扰这些被关在里面受检疫隔离的不幸者。这些不幸的人，尽管看不见电车，却整天听得到它们的隆隆行车声，每当他们发觉电车的闹声特别大，就能揣测到那是办公室上班或下班的时间。因此，他们也就知道，尽管他们被排斥在生活之外，但是生活依旧在离他们几米远的地方继续下去，只是这道高高的水泥墙把他们与外界分隔了开来，造成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即使把他们分别地放在一些星球上，也没有如此不同。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塔鲁和朗贝尔决定到体育场去。足球运动员贡扎莱斯也陪他们一起去，他是由朗贝尔找来的，而且他是听了记者的话才最后同意去负责轮流看管体育场的。朗贝尔要把他介绍给隔离营主管。贡扎莱斯在与朗贝尔和塔鲁见面时说，在鼠疫发生之前，这正是他穿着球衣要开始比赛的时间。现在所有的体育场都被征用了，赛球已不再可能了，因此他感到空闲无事，他的神态看上去也是如此。这是他接受着管工作的原因之一，不过他只答应在每周周末值班。那天天气正好是半阴半晴，贡扎莱斯抬头看了看，颇为遗憾地说这种既不下雨，又不炎热的天气最适宜于赛球。他竭力回忆了比赛前在更衣室里涂擦松节油的味道，摇摇晃晃的看台，黄褐色球场上颜色鲜艳的运动衫，中场休息时的柠檬或冰凉解渴的汽水。此外，塔鲁还记下了下述的这件事。一路上经过郊区高低不平的马路时，贡扎莱斯见到石子就当足球踢，他力图把石子踢进阴沟洞里去，而当他踢中的时候，他就说：“一比零。”当他拍完一支烟的时候，他把烟蒂向前吐出去，然后就试着用脚在空中把烟蒂接住。在体育场附近，有一些孩子正在玩球，他们把球朝这三个人踢过来，于是，贡扎莱斯就把球准确地踢还给他们。
三人终于走进了体育场。看台上住满了人。运动场上搭起了几百个红色帐篷。帐篷里有卧具和包裹，老远就可看到看台没有拆去，主要是为了在天热或者下雨的时候可以让那些住在里边的人躲一下，不过，到夕阳西下时他们得回到帐篷里去。在看台下面装上了淋浴设备，而原来运动员的更衣室已经被改成办公室和医务室。大部分住隔离营的人都在看台上，另一部分人在运动场边缘徘徊，有些人则蹲在帐篷人口处，用毫无表情的目光看着周围的一切。在看台上，许多人躺倒在那里，好像有所期待似的。
塔鲁问朗贝尔：“他们白天干些什么？”
“什么也不干。”
几乎所有的人确实都空着两手，什么事也不干。这一大片黑压压的人群静默得出奇。
“最初几天，他们到了这儿，彼此都合不来，吵吵闹闹，”朗贝尔说，“但是后来日子一长，他们的话就越来越少了。”
根据塔鲁的记载，他了解这些人的心情。在开始时，他看到他们挤在帐篷里，闲着无聊，不是听苍蝇嗡嗡作响，就是在自己身上东挠西抓。如果遇到有人愿意听他们说话，他们就大声地倾诉他们愤怒或者害怕的心情。但是，自从隔离营里的人数越来越多，大大超出了限额的时候起，愿听他们抱怨的人就越来越少了。于是他们只得默不作声，互相猜疑。事实上确实存在着一种猜疑的气氛，它从灰色而透亮的天空中压下来，笼罩着整个红色的隔离营。
是的，他们每人脸上都带有猜疑的神色。既然已把他们同旁人隔开了，那么这不会是平白无故的，因此他们的脸上都带着那种既害怕又在思索原因的人所特有的表情。塔鲁所看到的每一个人，都是目光呆滞，一副团与他们原先所过的生活全面隔绝而感到痛苦的神态。由于他们总不能老是想到死的问题，所以他们干脆就什么也不想，他们等于是在度假。“但最不幸的是，”塔鲁写道，“他们都已被人遗忘，而且他们也清楚地知道这一点。过去认识他们的人因为在想别的事情而把他们忘了，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至于那些爱他们的人，也把他们忘了，因为这些人四出活动，千方百计想把他们弄出隔离营，已经搞得筋疲力尽。由于他们的亲人一心想到的是他们的离营问题，结果反而把他们本人给忘了，这也是正常的。弄到后来，人们发现，即使在最不幸的时候，也是谁都不能真正地想到谁了，因为，要真正地想到一个人，那就意味着要一分一秒也不停地想到这个人，不能被任何事分心，不论是家务事，是苍蝇飞来飞去，是吃饭，还是身上发痒。但是苍蝇飞和身上痒总是会有的。所以日子要打发得好也不是容易的事。而这一点，他们都很明白。”
隔离营的主管人再次朝塔鲁他们三个人那边走过来并对他们说，有一位奥东先生要见他们。他先把贡扎莱斯领到他的办公室去，然后带着朗贝尔和塔鲁朝着看台的一个角落里走去。奥东先生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一边，他看到他们来就站起来迎接。他还是同以前一样打扮，还戴着那条硬领子。塔鲁只发现他两鬓的头发比以前乱得多，都竖了起来，一只鞋的鞋带散开了。这位推事显得很疲倦，他讲话时目光从不正视对方。他说，他看到他们很高兴，并委托他们谢谢里厄医生替他办过的事。
其他的人都没有讲话。
“我希望……”推事过了一会说，“菲利普没有受到太多的痛苦。”
这是塔鲁第一次听到推事提到自己儿子的名字，因此他意识到事情起了变化。太阳已经落到地平线上，阳光在两朵云彩中间斜照到看台上，给三张脸染上了一层金色。
塔鲁回答说：“没有，没有，他真的没有什么痛苦。”
当他们离开的时候，推事继续朝太阳落下去的方向眺望。
他们跑去向贡扎莱斯告别，他正在看一张轮班值勤表。这位运动员一边笑着一边和他们握手。
“至少我又找到了更衣室，”他说，“还是老样子。”
过了一会儿，当隔离营主管人陪送塔鲁和朗贝尔出去的时候，在看台上响起了一阵沙沙声。接着，那些平时用来宣布比赛结果或介绍球队的高音喇叭，夹带着嗡嗡的声音通知说，这些被隔离的人应该回帐篷去，要发晚餐了。这些人慢腾腾地离开了看台，拖着懒洋洋的步子回到帐篷里去。当他们都安顿好之后，有两辆电瓶车；就是人们在火车站里看到的那种车子，装着两只大锅子，开到两个帐篷中间。只见人们伸出胳臂，两只长柄勺子伸人两只大锅里，然后从锅里把食品捞出来分别放在两只饭盒里。电瓶车又开动了，它开到下一个帐篷前又停下来分发晚餐。
“这倒很科学。”塔鲁对主管人说。
“对，很科学。”主管人一边同他们握手，一边得意地说。
暮色苍茫，天空万里无云，一股柔和而无暖意的余辉沐浴着隔离营。在傍晚的宁静环境中，从四面八方响起了一阵阵匙儿和碟子的声音。几只蝙蝠在帐篷上空飞来飞去，然后又突然消失了。从墙外传来了一辆有轨电车在轨道的岔口上轧轧作响的声音。
“可怜的推事，”塔鲁在跨出隔离营大门时喃喃地说，“真该替他想想办法。但是怎么去帮助一个推事呢？”
24
在这座城里另外还有好几个这样的隔离营，由于对它们缺乏直接的消息来源，所以笔者为了审慎起见，就不能再多谈了。不过，有一点倒是可以提一下，那就是这些隔离营的存在，从那儿散发出来的人的气味，黄昏时刻高音喇叭的巨大的响声，围墙的神秘感，以及人们对这些被摈弃的地方的恐惧，这一切已成了市民们精神上的沉重负担，使得大家更加惊慌失措，忧虑不安。他们与市政当局的摩擦和冲突事件都随之增加了。
到了十一月底，早晨的天气已变得很冷了。倾盆大雨把路面冲刷得干干净净，雨过后，天上也好似洗过一样，看不到一丝云彩，晴空下，雨后的路面闪闪发光。每天早晨，一轮淡淡的太阳在寒冷的空气中把明亮的阳光倾泻在这个城市上空。相反，到了傍晚时分，天气又回暖了，这正是塔鲁所选定的同里厄医生谈心的时间。
一天晚上，十点钟左右，在度过了漫长而累人的白天后，塔鲁陪里厄到那个患气喘病的老人家里去出诊。在陈旧的住宅区的房屋上空映照着柔和的星光，一阵微风悄悄地吹过黑暗的十字路口。两个人走过了一段宁静的路程，来到了这位老人的家里。老人谋煤不休地告诉他们说，城里有些人同市政当局不和，说那些油水大的美差总是落到某些人手中，说老是冒着危险的人总有一天也要轮到自己倒霉。老人还搓着双手洋洋得意地说，看来可能还要大吵一场。在医生护理他的时候，他一直不停地评论着时局。
他们听到在他们上面有人走动的声音。病人的老伴发觉塔鲁显出很想打听一下的样子，于是就向他们解释说，有些女邻居在平台上。他们同时也了解到，从平台上看出去，风景很优美，以及屋子的平台往往是有一面与另一幢屋子的平台相连接，这样，街坊上的妇女们就可以足不出户而相互串门。
“是啊，”老人说，“你们上去看看，那儿空气很好。”
到了上面，他们发现平台上空无一人，放着三把椅子。从一边望去，目力所及，只见一排排的平台向远处延伸，最后与一个黑趣越的、像岩石般的巨大物体相接，他们认出了这是他们所能看到的第一座山同。从另一边望去，越过几条街和那隐没在黑暗中的港口，可以一直看到地平线，那儿海天一色，波浪起伏，隐约可见。在远处，他们知道，那是悬崖，再远一些，一束微光总隐忽现，很有规律，他们看不见那发出微光的物体：这是航道上的灯塔。它自今年春天以来，一直在向绕道驶向其他港口的船只发出信号。风吹云散，夜空明净，皎洁的星星在闪闪发光，遥远的灯塔上的微光犹如一掠而过的银灰色微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