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在的，自从统计数字开始下降以来，这些笔记变得相当奇怪。可能是由于疲劳的缘故，笔记的字迹显得很难辨认，而且它的内容也常常东拉西扯。此外，塔鲁的笔记一直是以记述客观事实为主，但现在却第一次充满了个人的见解。比如，在记录有关科塔尔情况的冗长篇幅中，人们可以读到一小篇关于这个玩猫老头儿的报告。根据塔鲁自己所说，在鼠疫期间，他对这位老头儿始终是很尊重的，无论是在鼠疫发生之前，还是在鼠疫结束之后，这老头儿一直使他很感兴趣，至于后来情况变了，老头儿再也不能引起他的兴趣，这当然是很遗憾的事，但这决不能怪塔鲁缺乏诚意，因为他曾设法找过这老头儿的。在一月二十五日那天晚上他们分手之后，过了几天，塔鲁曾站在那条小巷口，希望能看到老头儿。那些猫已毫不爽约地回到了原来的地方，在几处充满阳光的地方取暖。但是在老头儿习惯出现的时刻，百叶窗却仍紧紧地关闭着，而且在以后的一些日子里，塔鲁再也没看见百叶窗开过。于是，塔鲁出奇地得出结论，认为这个小老头儿正在恼火或者已经死了。如果在恼火，那是因为老头儿以为自己有理，是鼠疫坑害了他；如果已经死了，那么就应该考虑一下他的情况，正像考虑那个患气喘病的老头儿一样，想一想他是不是个圣人。塔鲁并不认为他是个圣人，但是认为他的情况能给人一种“启示”。塔鲁在笔记本里写道：“可能人们只能达到某些近乎圣人的标准。在这种情况下，就只得去做一个谦逊而仁慈的恶神了。”
在这些笔记里人们还可以看到许多有关其他人的评论，但这些评论总是与科塔尔的事情夹杂在一起，而且经常写得很分散。有些是写格朗的，说他现在已经康复，重新开始了工作，好像连一点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有些提到里厄医生的母亲。塔鲁跟这位老太太住在同一幢房子里，他们有时候也聊上几句。塔鲁把这些零星的谈话内容、老太太的态度、她的微笑以及她对鼠疫的看法都认认真真地记录下来。他重点描写了老太太的谦卑，她讲话时的那种简单明了的表达方法，以及她对某一扇窗户的偏爱：这扇窗朝着宁静的街道，傍晚，她一个人坐在窗前，略微挺直身子，两手放得安安稳稳，目光凝视着前方，这样一直坐到暮色苍茫，夜幕渐渐降临到她的房内，把她变成一个黑影，最后把她那静坐不动的轮廓淹没在黑暗里。塔鲁还重点描写了她在屋里从这间走到那间的那种轻盈的步伐，还有她那善良的品质——虽然她在塔鲁面前从不明显流露出来，但在她的一言一行中他处处能隐约体会到这一美德。最后，塔鲁认为，她具有一种无须多加思索就能懂得一切的本领，尽管她沉静。谦逊，但她在任何一种“光芒”之前，哪怕是在瘟神的“光芒”之前也毫不逊色。可是人们发现，塔鲁在笔记中写到此处，笔迹就开始歪歪扭扭起来，显得十分奇怪。而他接着写的那几行字就很难辨别了。最后的几句话第一次涉及他个人的事，这又一次说明他已控制不住他的笔了：“我的母亲就是这样的人，她也同样谦卑，我很喜欢她的这一品质，我一直想跟她在一起。我不能说她在八年前已经死了，她只是比平时更谦卑地躲人耳目罢了，而当我回过头来的时候，她已不在那儿了。”
言归正传，现在该谈科塔尔了。自从统计数字下降以来，他曾以种种借口，到里厄那儿去了好几次。但是实际上，每次他总是要求里厄对疫势进行预测。“您是否认为鼠疫就会这样一下子连招呼也不打一声就停止了？”他对于这一点是怀疑的，或者至少他是这样说过的。但是他重复地提出这些问题，这似乎说明他的信心也不够坚定。在一月中旬，里厄早就很乐观地回答了他的问题。但每一次，这些回答非但没有使科塔尔高兴，却相反地使他产生种种反应，这些反应因时而异，有时是恼火，有时是沮丧。到后来，医生不得不对他说，尽管统计的结果表明情况有了好转，但还不能就立即高呼胜利。
“这就是等于说，”科塔尔接着问，“人们还一点也拿不准，鼠疫说不定在哪天又会卷土重来，对吗？”
“对的，正像治愈率也可能越来越高一样。”
这种捉摸不定的局面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值得忧虑的，但却显然使科塔尔感到宽慰。他曾当着塔鲁的面，和他区里的商人们谈话，竭力宣传里厄的见解。说真的，他也不难做到使人相信他的话，因为现在人们对这些初步胜利的狂热已经过去，在许多人的思想里又产生了怀疑；省里的公告确实激动人心，但当这阵激动的劲头一过，怀疑的阴影又回到人们中间。科塔尔看到大家这种忐忑不安的心情时，感到放心。但有时候他也感到沮丧。“是啊，”他对塔鲁说，“最后城门总会打开的。到那时，您看吧，人们一定都会把我撇下！”
在一月二十五日之前，大家发现科塔尔的性格变化无常。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他总是设法讨好他区里的居民和熟人，但突然整整有好几天，他老是和他们顶嘴。至少，在表面上，他退出了社交场合，一夜之间，就开始过起一种遁世的生活来。在饭店里，在戏院里，在他常去的咖啡馆里，人们再也看不见他的踪迹。不过，他似乎并没有恢复他在发生鼠疫以前所过的那种有节制的、不引人注目的生活。他整天关在自己的套房里，叫附近的一家饭店给他每天送来饭菜。只有在晚上，他才偷偷摸摸地跑出去买一点他所需要的东西，而一出店门，他就奔向行人稀少的街道。虽然塔鲁在那时遇见过科塔尔，不过他也只能从后者的嘴里掏出了几句最简单的话。过不多久，人们一下子发觉科塔尔又变得爱跟人交往了：他滔滔不绝地和人谈论鼠疫，征求每个人的意见，每天晚上又高高兴兴地出没于人群之中。
省里发布公告的那天，科塔尔无影无踪了。两天后，塔鲁在街上遇到了他，后者正在那里徘徊。科塔尔请塔鲁陪他回到郊区去。由于那天下班后塔鲁感到特别累，所以他迟疑了一下。但科塔尔坚持他的请求。当时他显得很激动，话说得很快，嗓门很高，手势乱打个不停。他问塔鲁是不是认为省里的公告真的会使鼠疫结束。当然，塔鲁认为一份公告本身并不足以阻挡一场灾难，但人们揆情度理，认为鼠疫行将结束，除非发生意外情况。
科塔尔说：“对啊，除非发生意外。不过，意外总是有的。”
塔鲁向他指出，省里规定城门还要关闭两个星期，这证明省里多少是预料到了会有意外情况。
科塔尔的神色还是那样地阴沉和不安，他说：“省里做得很对，因为从情况发展的趋势来看，它发布的公告很可能是说了半天等于没说。”
塔鲁认为这种事也有可能，但他说，最好还是思想上准备着在不久的将来城市会开放，生活会恢复正常。
“行啊，就照您说的，”科塔尔说，“不过，您说的生活恢复正常是指什么呀？”
“电影院里有新的影片。”塔鲁微笑着回答说。
但是科塔尔没有笑。他想知道人们会不会认为：鼠疫将丝毫也不会使城市发生变化，一切将会像从前一样重新开始，也就是说，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似的。塔鲁认为：鼠疫又会使城市发生变化，又不会使它发生变化；当然，不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居民们最大的愿望是恢复正常，就像一切都没有变过样，因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什么也不会改变，但从另一种角度看来，人们无法把一切都遗忘掉，即使是一心想这样做也是做不到的，因为鼠疫会留下一些痕迹，至少是在人们的心灵里。这个矮小的领年金者直言不讳地说他对心灵不感兴趣，并说他甚至对心灵的问题一点也不在乎。他所关心的就是想知道行政组织本身是否会改变，比如说，所有的机构是否会像从前一样地照常运转。于是塔鲁不得不承认他实在心中无数。按照塔鲁的看法，所有这些机构，由于在鼠疫期间都遭到了破坏，可以想象得出，在重新开始工作时会遇到点困难。人们还可以有这种看法：一大堆的新问题将会出现，因而至少说，旧机构免不了要重新调整。
科塔尔说：“啊！这有可能，实际上，大家都得一切重新开始。”
这时，两人已走到了科塔尔家附近。后者显得很兴奋，竭力装出乐观的样子。他想象城市会恢复正常生活，它将忘掉它的过去，以便重新从零开始。
塔鲁说：“是啊。总之，对您也一样，事情会好转起来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一种新的生活即将开始。”
他们站在门前，握了握手。
“您说得对，”科塔尔越来越激动地说，“重新从零开始，这倒是不错。”
但这时，有两个人突然从走廊的黑暗处跑了出来。塔鲁刚听到科塔尔在问这两个家伙究竟想干什么，这两个衣冠楚楚、模样像是公务人员的人就问这个矮子他是不是叫做科塔尔，后者发出了一种低沉的惊呼声，没等这两个人和塔鲁来得及作出任何反应，他转身就跑，一下子消失在黑夜里了。塔鲁略微镇静了一会后，就问这两个人要于什么。他们作出一副既谨慎而又有礼貌的样子回答说，他们是想了解一下情况，说完他们就泰然自若地朝着科塔尔刚才逃跑的方向走去。
回到家里，塔鲁就把刚才的场面记录了下来，但立即又提到他很疲倦（他的笔迹足以说明这一点）。他接着写道，他还有许多事要做，但这不成为一个理由来让自己不作好思想准备，于是他自问他自己是否真的有所准备。最后——而塔鲁的笔记也到此结束——他自己回答说，无论在白天和夜里人总会有片刻时间是怯懦的，而他就怕这一片刻。
28
第三天，也就是在城门开放的几天前，里厄医生中午回到自己家里，想看看有没有他一直等待的那份电报。虽然他白天的工作跟鼠疫最猖撅的时候一样累人，但是这种等待最后解放的心情消除了他的全部疲劳。他现在正生活在希望之中，并为此而感到高兴。一个人不能总是把弦绷得紧紧的，不能总是弄得那么紧张；全力以赴地跟鼠疫作斗争当然是应该的，但要是有这么一个感情奔放的时刻，让劲儿松弛一下，那是“件幸福的事情。如果他所等待的那份电报有好消息的话，里厄将有一个新的开端，而且他认为大家也都会有一个新的开端。
他走过门房时，新来的看门人把脸贴在玻璃窗上向他微笑致意。在上楼梯的时候，里厄脑子里还留着这位看门人的那张被疲劳和穷困折磨得苍白的脸。
是的，当抽象观念告一段落之后，他将一切从头开始，如果运气不坏的话……但在他开门时，他母亲就跑来告诉他，说塔鲁先生不舒服。塔鲁早晨起来过，但他无力出门，现在刚重新躺下，老太太正在发愁。
“这大概没什么关系。”她的儿子说。
塔鲁直挺挺躺在床上，他那沉重的头部深深地陷在长枕头里，隔着厚厚的被子，还能看出他那结实的胸部。他正在发烧，头痛得厉害。他对里厄说他的症状很难断定，也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