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助学贷款，平常跟家里只要很有限的生活费；寒暑假不回家和父母团聚，而是留在学校打工……马加爵的这些经历，马加爵的孤僻、封闭、敏感都是一个典型的贫困大学生的生活和心态。
《中国青年报》2004年3月17日发表李丽萍的文章指出，贫困生需要心灵慰藉。文章说，马加爵的行为在贫困生中是非典型的，但这个极端个案所暴露出来的高校贫困生心理的自卑和抑郁是比较普遍的。去年，宁夏大学对在校贫困大学生的心理状况进行了一次调查。在有效调查的718名学生中，贫困生共有217名。对生活状况不满意的贫困生共有159人，占贫困生总数的73。27％；有140位贫困生体会不到生活的幸福，占贫困生总数的64。51％；有113位的贫困生存在着抑郁状态或抑郁倾向，占了贫困生总数的52。53％。接受调查的一些贫困生谈到：“只要一有同学说自己丢了东西，我就觉得所有人的眼光都在看着我”，“我觉得老天不公，为什么要把我生下来，生下来又不生在一个好人家”……
贫困生出现“心理危机”是社会的责任。贫困生多来自农村，很多农村的孩子从贫困的乡村进入繁华的城市之初，心灵都会受到强烈的震荡，同时伴随着社会分层，校园也在分裂，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几个学生之间可能就有很大的贫富差距。这种落差给他们带来了比较重的心理负担和压力。这些年，城乡的教育差距也在加大，为了跳农门，部分农家子弟和农村学校的眼睛只盯着学习成绩，而且受制于经济条件，一些乡村中小学根本谈不上培养学生特长，导致学生综合素质较差，个性缺乏充分发展，除了学习之外，其他方面的能力都较弱。可在大学里，评判学生的标准是多元的，这样一来，很多贫困生进入大学后就感觉自己各方面都很差，变得自卑、敏感、脆弱、封闭。
随着高校在校生数量快速增加，贫困生的绝对人数也不断上升，全国大学生中贫困生的比例达到了近30％，特困生比例为10％—15％，而在一些边远地区和山区，贫困生和特困生的比例更高。近几年，政府、教育部门、高校和全社会都在关注和帮助贫困生，但关注和帮助主要集中在经济层面。
贫困生问题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而孤立地从经济上帮助显然无法根本解决这一问题。我们扶助贫困生，除了物质之外，还要给予真正心灵的慰藉，给予具体的方法、技巧的指导。
一个专门帮助贫困大学生的慈善组织一直倡导这样一个原则：“真正改变一个人的不是钱，而是他自己。”而要让贫困大学生拥有健全的人格和健康的心理，需要社会、学校、老师同心协力给贫困生烹制一道“心灵鸡汤”。
其实；贫困大学生问题是一个复杂综合的结构性问题，简单地靠开“心灵鸡汤”和小范围的能力资助作用相当有限，最终的解决方案还是要靠来自政府的制度安排：一是降低高校学费标准，使其不要超过普通家庭的承受能力；二是建立完善的助学贷款制度。
第2章 反省2愚昧的冲动——刘海洋伤熊事件的原罪心理
生物课中的动物实验课是一种残酷的训练。课本轻易地就说“取一只活青蛙”或者活鱼或者一只活鸟，“剖开它的体腔”，“看看它的内部构造”……每个学生都用刀子把一只活青蛙或者小兔子，生生地剖开，看看它怎么出血，怎么颤抖，怎么痛苦万状地死去。让一只完全无助的青蛙或者兔子受尽折磨，在自己的眼前死去。生物课的学习把动物看成是工具，忽略了生命必须受尊重而不是遭凌辱。
在国际互联网上有一个FLASH，内容是中学英语课文《患难见真情》故事的续集：两个人看到一只熊，其中一个人立刻倒在地上装死，另一个人爬到树上躲避。谁知，那只熊也跟着爬了上来。正在这危险关头，树上的那个人对熊说了一句话，熊听后吓得调头就走！那个人说：“我是清华的。”
熊为什么怕清华大学的人呢？因为刘海洋是清华大学的学生。为了验证“熊的嗅觉敏感，分辨东西能力强”的说法能否成立，在2002年1月29日和2月23日，已经是清华大学电机系四年级学生的刘海洋，先后两次把掺有火碱、硫酸的饮料，倒在了北京动物园饲养的狗熊身上和嘴里，造成三只黑熊、一只马来熊和一只棕熊受到不同程度的严重伤害。当时他年仅21岁，已通过硕士研究生考试。上述三种动物被《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列为国际一级保护动物。
这起事件的“新闻冲击波”震荡了全国。一家门户网站的读者评论条数创下了历史新高，超过了以往任何一起重大事件的评论条数。
图2…3刘海洋在接受警方调查（北京市西城分局供图）
随即，《三联生活周刊》的两位记者李伟和巫昂，对刘海洋伤熊之前的故事进行了深入采访。
刘海洋住的是清华大学的一间普通宿舍，八九平方米大小，两边是床架，中间桌上摆满了饭盒与水杯，桌下塞着暖瓶、脸盆和拖鞋，屋里有股球鞋的味道。刘海洋的床铺靠着窗户，被子没有叠起来，上面还零乱地摆着几本关于化学的书。由于墙掉皮，贴着三张徐静蕾的宣传画。至3月7日为止，刘海洋已经12天没有回来了。2月23日，刘海洋“为了测试熊的嗅觉”将硫酸泼向北京动物园的五只熊，随即被西城区公安分局拘留。事发后，有同学建议帮他把床收拾一下，但最后大家还是决定维持原状，维持正在继续的生活。“这十几天简直像梦一样。”
在清华的一间食堂里，史超华（化名）有些痛苦地叹息，他是刘海洋四年的室友。“刘海洋是一个正常的人。一年前，有个同学自杀了，我和刘海洋就是坐在这里聊自杀。今天如果伤熊的不是刘海洋，我们还会坐在这里聊狗熊。”刘海洋出事时，史超华因为没买到火车票还滞留在省城的小旅馆里，“我先是听收音机，说有个叫刘海洋的用硫酸泼伤了狗熊。我还跟女朋友开玩笑，说真是个巧合。但后来我给宿舍打电话，他们说刘海洋出事了。后来所有的报纸、电视我都不敢看了——所有的理由我都无法相信，即使刘海洋亲自对我说——太不可思议了。”对刘海洋的评价，同学们没有太大的分歧：勤奋、温和、自觉性强但是自理能力差。
曹海翔老师是刘海洋的年级主任，这个班他带了四年，他同样无法相信这是刘海洋所为，“我是第二天知道的，就给他家打电话，他母亲就哭了，问能确定那就是我儿子吗？我于是给西城分局打电话，那边说，是个高个子年轻人，一米八几，瘦瘦的，戴眼镜……我那天跟他妈妈通了十几个电话，她一直问我怎么办？怎么办……”
2月26日，清华学生会向动物园捐款11127。74元，并发出公开信：
对于身边的同学做出这样影响恶劣、后果严重的事情，我们更感到十分气愤。这名同学的所作所为，完全背离了我们清华大学广大学生培养高尚道德、保护自然的共识和实践。我们坚决支持有关部门和学校对这名同学依法做出严肃处理。
刘海洋事件于是迅速升温，媒体投入了极大热情，新浪的网友跟帖已达1400多页，反应已超过了“9·11”事件。
但不管怎样，刘海洋伤熊案的发生，导致了中国人对动物权利前所未有的关注。一位署名莽萍的作者以“动物园的熊不能冬眠——对动物残酷的只是刘海洋？”为题，在《中国青年报》发表文章，表达了对动物权利应该充分尊重的思想。莽萍这样写道：
熊是那种动物，如果吃饱了，体内也积累到足够的脂肪，它们宁愿蛰伏在树洞里或者僻静处睡过大半个冬天。但是，动物园里的熊却没有这样的选择，它们只能每天吃配给食品，即使在冬天也要每天出来和游人见面。它们的习性并不重要，动物园要展览它们才是最重要的。
北京动物园里的黑熊就是这样的观赏熊。它们每天都见到太多的人，其中有些人只是怪声恶气地恐吓，有些人则扔些零七八碎的东西，其中不少还是不能吃的塑料袋什么的。只是，它们可能永远也不会想到，真的会有人用硫酸、火碱来伤害它们。
刘海洋用硫酸伤害北京动物园黑熊事件激起了人们的愤慨。许多人从法律的、道德的、心理的，以及教育的角度发表评论，同时表达了对动物受到伤害的痛惜之情。这的确让人欣慰，因为这是良知的表现。只是，透过刘海洋伤害动物案反观我们社会对待动物的态度时，所看到的却不只是这些事情了。我们的社会对动物的实际做法仍然有许多令人痛心的地方，我们的道德关切仍然没有扩展到人类的朋友动物身上。
在我们的教育体系中，缺乏爱的教育，也缺乏爱护动物的教育。许多人认为应该从教育上来思考刘海洋伤害动物的行为。
在一般人眼里，刘海洋是个从小受到“好的”教育的学生，他就读的大学甚至是中国最好的大学。每一个学校都能保证他学到技术意义上的知识。在这样“完善的系统教育”中，他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比如学习好，特别是数理化学得好。
其实，在一个应试教育系统里，你是学文科也好，学理科也好，一切都被化为具体的知识；知识变成一道一道的习题，它们与丰富多彩的世界有什么联系？与真实的生命有何相干！只要拼命上了大学，你就是好的，其他的都会消失在这个价值下面。而合作互助、爱护弱小、尊重生命这些理念在这种教育体系里面没有多少分量，爱、美、善也没有多少分量。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家长的问题，整个社会都在鼓励这样的“好学生”。
我们再来看看它的动物实验课吧。
现行生物课中的动物实验课真可说是一种残酷的训练。课本那么轻易地就说“取一只活青蛙”或者活鱼或者一只活鸟，“剖开它的体腔”，“看看它的内部构造”……每个学生都用刀子把一只活青蛙或者小兔子，生生地剖开，看看它怎么出血，怎么颤抖，怎么痛苦万状地死去。可以想象，在那种并未成熟的年龄，学生们会怎样合理地任意地切割动物，一刀一刀地施行凌迟般的刑罚，让一只完全无助的青蛙或者兔子受尽折磨，在自己的眼前死去。为什么生物课的学习仅仅是把动物看成工具，而忽略了对生命的尊重呢？
事实上，多半的动物实验都可以找到代替的方法，而不必任意浪费大量动物的生命，甚至把动物看作活该如此。刘海洋辩解说自己用火碱、硫酸烧伤黑熊是为了做实验。在所有能为自己开脱责任的借口里面，做实验是一个听上去最“合理”的理由了，在课堂上，大家不也这样合理合法地伤害动物吗？这里面有没有值得反省的关联呢？假设刘海洋真的学了生物学，在实验室这个隐秘的角落里，他会合法地对动物做些什么样的实验呢？
人有许多种学习的方式，全依赖于他们怎样看待世界。如果觉得世界上的一切都可以为人所用，人是一切生物的中心和主宰，就会无视其他生命的价值，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