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破天荒的不简单了！谁也管不了谁，谁也不能约束谁，大家都是有教养、懂礼貌
的，相聚一堂，完全靠思想、智慧、感情和个性相互配合，不存在外界压力。会议
结束，大家四散而去，谁也不承担任何责任。我想着他们这种“沙龙”式的作家关
系，不禁暗自笑了。
就在这时候，我的团长冯牧点到了我的名字。他说我和张洁在中国拥有广大的
读者群，希望听听我对这个问题的意见。
我当然有自己的看法。汪纳古特使会场的气氛轻松了，这气氛对我有利，因为
我喜欢斗智式的说笑，而不会一板正经地进行严肃的讲话。
“对于作家来讲最困难的事情就是谈论自己，给自己的劳动下定义。每个人都
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给文学戴上各种不同的颜色的帽子。我对文学的理解就是：不
断地探索人生的奥秘，开拓人们的心灵世界。这种探索和开拓必须在形式和内容上
不停地突破和革新。
“文学就是整个的活生生的人，是整个的世界，不要把文学看得太单调吧！最
不懂文学的常常是作家，也就是所谓制造文学的人。文学的社会功能是什么？当你
非常疲乏的时候，让你洗个热水澡，轻松一下，这是文学，当你困得睁不开眼的时
候，给你冲一个冷水浴，使你清醒一下，这也是文学：
热得大汗淋漓的时候，送一杯冰镇啤酒，是文学，冷得发抖的时候吹一阵热风，
也是文学；击一猛掌是文学，亲切吻抱也是文学；可以严肃，可以娱乐，可以哭泣，
可以咒骂，什么都可以，这都是文学。
“作家对自己的理解往往和群众对作家的要求不一致。作家不是圣人，作家是
当不了圣人的。作家是‘人精’。人对世界上的事情知道得太多，就会变得老奸巨
猾。作家就是知道事情太多的那一类人。然而，如果作家都是傻瓜，大家对世界上
的事情都一无所知，那也是人类的灾难。”我也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发言结束
后，左边的赫西向我伸出手，说我讲得很好。他这样郑重其事地握手祝贺，倒使我
不好意思了。其实我的心里很清楚，我没有说什么严肃庄重的话，王顾左右而言他，
充其量不过是凑趣。
吃过午饭，会议继续进行。
格雷发言：“我们处在一个不安全的社会。在受困扰的社会里，作家不知道他
们要干什么。当政治家创造出一种有远景的政治生活，文学才会繁荣。”汪纳古特
辛辣他说：“美国的作家是非常受宠的，政治家不害怕作家，不管文学。在中国也
是这样吗？”金斯伯格用他特有的直率说得更痛快了：“中国有没有同性恋？你们
有没有创作自由？毛泽东犯了什么样的错误……？ ”他一口气提出了十几个问题，
但和文学关系不大，多是政治性问题。看来挺尖锐，使礼堂的气氛一下子紧张了。
实际这些问题提得十分幼稚，毫不尖锐，很容易回答。我几乎是好不容易才控制住
自己没有笑出声。
人类的灾难之一，就是人为地制造许多隔阂，比如地界、语言、国家、政治、
时俗等等，使各种民族之间不能相互了解。任何一个口号，不管其内容多么精采和
深刻，要想超出本民族的界限都是很困难的。口号不能出口。
正像许多美国人不是对中国的现实，而是对中国的一些口号感兴趣并进而产生
误解一样。作家的心灵如果不是完全自由的，他又怎么能够进行创作呢？
可是，文学如同船，是不能离开水去追求自由的。世界上又哪来的绝对自由呢？
美国号称“自由世界”，一到晚上却不许我们自由上街，因为不安全。
即使在光天化日之下，抢劫凶杀的事情也时有发生。是歹徒的自由世界，善良
的百姓就不会自由。这是多么普通的事实，多么简单的道理。作家不应该叫群众害
怕，使政治家害怕难道是坏事吗？美国的政治家不管文学，不怕作家，这难道是美
国同行的光彩吗？“受宠”到不被答理的地步，实在是一种悲哀！美国作家表现出
来的高涨的政治热情，对中国政治的关心远远胜过对中国文学的关心，这一点使我
感到惊奇！
其实，在所有的人当中，最紧张的要数卡曾斯先生了。金斯伯格的发言刚一结
束，他便小声向冯牧赔礼道歉，认为金斯伯格提出这样的一些问题，使他都感到是
一种耻辱，深感对不起中国朋友，他要个别找金斯伯格谈一谈。
我当然知道他是不会私下找金斯伯格谈话的。因为金斯伯格并不受他领导，他
对诗人没有任何约束力。在以后的一天多时间里，金斯伯格的发言腔调没有丝毫的
改变，证实了我对卡曾斯的猜测。
卡曾斯听到同伴给中国作家出“难题”，为什么会感到紧张呢？据说前几年召
开过美苏作家会议，会上吵得一塌糊涂。他可不愿意把中美作家会议也开成那个样
子。何况中美两个国家的关系是这样的微妙，这样的敏感，他是个有政治背景的人
物，不会让这次作家会议背离美国的总的政治利益。
冯牧叫我回答关于创作自由的问题，我把上面谈到的意思讲卡曾斯为了扭转会
议气氛向友好的方面发展，赤膊上阵了：“核武器威胁着全人类的安全，我们的作
家，我们的文学，如何为禁止核武器贡献自己的力量，拯救人类。能否请中国朋友
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这老先生似乎方寸已乱。他当然是一片好心好意，中国
对禁止核武器的态度是坚定而又鲜明的，世人共知。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决不会
使两国作家发生争吵，而只会产生友好的共鸣，加浓团结友好的佐料。可是他忘记
这是什么场合、什么会议了，一群作家，讨论文学问题，又能就禁止核武器问题达
成什么谅解呢？
他的问题应该请汪纳古特先生回答，汪纳古特嘲笑文学的作用是南瓜掉在地上
发出“砰”的一声响声，而他的主席却主张用文学去禁止核武器。请问，汪纳古特
的南瓜掉下去以后没有落在地上，而是砸在了卡曾斯先生深恶痛绝的核武器上面，
是南瓜把核武器弄湿，使它不能引信爆炸；还是核武器把汪纳古特先生的南瓜碰个
粉碎？
我终于忍不住举手发言了，为了不使卡曾斯先生感到太不好意思，我把上面那
段话的意思说得更婉转，更柔和。最后说：“我建议关于禁止核武器的问题，还是
留待联合国的专门委员会去讨论吧。我倒觉得作家的当务之急是如何拯救文学，文
学面临着听觉文艺、视觉文艺以及凶杀、色情等通俗文艺的严重挑战，特别是商业
性威胁着文学性，尤其是在美国商业把文学打得节节败退，不知美国朋友对此做何
感想？”我的话音刚落，卡曾斯就接着说：“蒋子龙先生说得很对，我们这是作家
会议，不是联合国的禁止核武器会谈，这个问题不再讨论，让联合国的专门会议去
讨论吧。”可是散会后我却受到了中国人的批评，有我的同胞，也有美籍华人学者，
说我太硬了，太厉害了，叫美方的主席下不了台啦，等等。他们有的直接跟我提，
有的到团长跟前“捅棒槌”。金斯伯格对中国作家提出了那么多虽然不一定出自恶
意，却不无嘲弄意味的问题，他们似乎没有什么反感，我的回答稍微锋利一些，他
们先受不了啦！有些并无多少真本事、在美国混碗饭吃的人，他们为了要迎合美国
人，无论说出怎样的话，我都可以理解。使我深深感到悲哀的是我的某些同胞！看
来应付美国人倒不困难，困难的倒是怎样能取得自己人的谅解和配合。
读者从中不难看出，一个中国人出国访问，其艰难之处在什么地方。特别是到
美国这样一个特殊的国家，各大城市都有中国城、唐人街，你每到一地都不难碰到
一群群的中国人，他们可以成为你了解美国的桥梁，也可以成为一堵墙，妨碍你接
触真正的美国。
12。接触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
1982 年10 月2 日，我们参加中美作家会议的中国作家代表团一行正在美国
爱荷华市访问。这一天中午，号称“鹰队”的爱荷华大学足球队，同代表另一所大
学的号称“猫队”的足球队进行比赛，这是近几天来爱荷华的头号新闻。时间一到，
万人空巷，几乎是倾城去看这场比赛。爱荷华全市有5 万多人，却有一个能容纳6
万观众的足球场，而且座无虚席，门口还有等退票的。这就是说有许多观众是从外
地来的。对美国人来说，乘车到外地去看戏、听音乐会、看球赛，好像是家常便饭。
不过，我却怎么也理解不了他们对足球和棒球为什么会如此狂热！
大家都去看足球比赛了，市里变成一座空城。我无处可去，信步来到在爱荷华
大学进修的中国学者邓述渝的住地。老邓在家，他是搞水利的。他的同伴老刘也在
家。老刘是被爱荷华医院邀请来帮助工作的，他原是北京协和医院的主治医生、医
学博士。他们两人合租了一套房子，在二楼，里外两间。
里间是卧室，两张单人床，外间是学习和工作的地方，两张简陋的办公桌，一
台彩色电视机。屋内陈设简单，随便。干净而不够整齐，东一堆书，西一堆报。我
走进他们的房间，却感到舒适和自由自在。他们的房子旁边，有公用的卫生间，楼
下有公用的厨房，但厨房里各有自己专用的冰箱。冰箱上没有锁，他们的食物偶尔
有丢失的现象，怀疑对象是一位年轻的美国房客，他一到没钱的时候脸上就带出一
种饿相，要不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要不就趁没人的时候到厨房里“共”别人的
“产”。老邓和老刘的办法是：每到这时候，加倍往冰箱里放东西，大家心照不宣，
这样搞了几次反而使那个美国小伙子不好意思再往他们的冰箱里伸手了。
这所外表很漂亮的木结构小楼，专门租给外国进修学者们住的。老邓和老刘每
月要交纳190 美元的租金，这已经是很便宜的了。
不一会儿，陆陆续续又来了好几位中国研究生和留学生。看来他们虽然在美国
生活了一两年，有的已生活了三四年，仍然和我一样不喜欢美国的橄榄球。同胞相
聚，大家说着中国话，心里格外痛快。他们想从我的嘴里知道家乡的文化，我想通
过他们多了解一些美国，于是从中国到美国，海阔天空，一通神聊。晚上，他们招
待我吃了一顿中国饭，然后又畅谈到深夜。我又多知道了一些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的
情况。
中国在美国的留学生和进修学者，约有8000 人左右，其中一半是自费去的。
不论你到美国的哪一个城市里去，在大街上的中餐馆里吃饭，很容易碰上年轻
的中国人当招待员，为你端盘子，送茶水，礼貌周全。你不可把他们当成餐馆的小
伙计，他们很多是留学生，用打短工挣的钱付学费和平时食宿的开销。
当你到美国朋友家做客的时候，也可能会看到中国姑娘或小伙子送酒送菜，不
卑不亢地伺候你。你不可把他们当成是这一家的佣人，他们很可能是被雇佣来临时
帮忙的留学生。美国一般的中上等以下的家庭平常是不雇佣人的，佣人的工资很高，
雇佣不起。所以，吃过饭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