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的面貌，构思一些新的东西。于是，我无法赶开老缠着我的那些“金厂长”，我
想试一试。
谁知由于我对生活里的金厂长非常熟悉，也许是生活中金厂长的确不少，这篇
作品倒产生得异常顺利。这篇小说的成败得失我不管，有一点鼓了我的劲，我也可
以生出和自己的性格、气质完全不同的“孩子”，叫它们一个人一个样。
金凤池不是个理想人物，也不能简单地把他称为“大滑头”。他是时代的产物，
时代按照自己的需要改变人的灵魂。金凤池在社会生活里不是个别的，也不是孤立
的。我们不想培养这种人，甚至厌恶这种人，事实是出了不少这种人。如果说他是
当今社会孕育出来的一个“怪胎”，实在不应当由金凤池个人负责。
如果说文学典型就是通过鲜明的人物个性反映生活本质和生活的某种规律，金
凤池不正是在这十几年里被扭曲灵魂的一种典型吗？
不管写成小说以后典型不典型，不管别人怎样看待金厂长，我一旦发现了金凤
池这个人物身上有某种典型的东西，创作冲动就上来了，要想不写他是不行了！
我写《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决不只是想痛痛快快地鞭打一番像金厂长这样的
人。他办的一些事情实在够“滑”的。但他为什么会变滑？他要不滑行不行得通？
为什么“滑”成了人的一种自卫和处世的本能？他身为厂长，要讨好上级讨好同级，
还要讨好下级。为工人办好事是讨好，那么不为工人办好事倒是正确的了？奇怪的
是他八方讨好并不是为了个人“升官发财”，以前是厂长，现在还是厂长，他想把
工厂搞好，把生产搞好，让工人们都得点实惠。他的家庭并没有因他的神通广大而
得到什么好处。我写他家庭一节，写他“酒后吐真言”一节，就是为了刻划这个人
物性格的复杂性。
如果不敢当乔厂长，为什么不可以当金厂长？这总要比那种只会当官不会做事，
不关心群众，只想为自己多捞一点的人要好吧？
我也是矛盾的。我对金凤池这样的人物是非常熟悉的，写作的时候他就像站在
了我身边。小说里所有细节没有一个不是从真实的事件改头换面提炼来的。我不满
意金厂长的某些做法，可又同情他，理解他。
他是个人，是个复杂的大活人。我没有让他按照“典型人物”标准的行为守则
去行动，我不想写根据某种思想概括出来的抽象的生活。现实生活不给作者让路，
也不给金凤池让路，生活按照它自己的规律发展。我只好努力去反映这十分复杂而
又充满矛盾的起初生活。我事先无法为人物安排行动大纲。金凤池一出场就左右我，
而不是我左右他。
屠格涅夫说过：准确地强有力地再现生活的真实和现实，对于文学家来说是莫
大的幸福。甚至这个真实不符合他自己的同情也不要紧。
这个“准确地”和“强有力地”是高标准，我需要在这方面下很大的功夫。文
学作品只有符合生活真实才能存在。不要按自已想看的去看生活，要按生活的本来
面目去看生活，感受生活，感受生活中的多种人的变化。要深入精细地写出人物的
内心世界。
为什么要写生活，写真实，写这种很沉重的东西？写一些远离生活、不疼不痒
而又轻松愉快的东西，不是更好吗？大家都可以皆大欢喜，何乐而不为？作家是以
他的人格，替自己的人物在社会上做担保的，这就更加重了创作的责任。如果作家
笔下的人物曾丢过作家的人格，他对这种责任会看得更重大、更宝贵。
现在的读者要求文学深入到社会生活里去，“进攻生活的致命的要害”。
这就要求作家必须首先读懂生活这本书，然后才可能选择符合生活真实的矛盾，
反映真正能触动千百万人思想和情感的现实问题。
随着时代的进展，金厂长的个性和社会发生了矛盾。同时，他的个性又是社会
的一个组成部分，许许多多的金厂长对社会演化发生了重大影响。作家应该是“刻
划社会和人的心理变动的艺术家”，我常常为达不到这种火候而焦躁！我做过热情
的呼喊，也做过自以为是深沉的解剖，都是为了要达到这种目的。
我采用了日记的办法，就是想有话即长无话即短，尽量写得更像实际的生活。
用对自己的心灵可以无话不谈的方式，从平凡的、日常的事物中，表现一些典型的
东西。让冲突符合现在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逻辑，符合人物性格发展的逻
辑。当然，这种写法也有缺点，铺陈琐碎，刻而不深。
作家应当不断为自己寻找表现新内容的新形式。形式和技巧是为了更好地表现
生活，而不是为了掩饰和打扮自己贫乏的生活、迟钝的思想。天生一个胖孩子，穿
什么衣服也是活蹦乱跳；一生下来就是死的，穿戴再好也不会喘气。我在创作上最
怕生这样的“死胎”。
什么样的时代，就产生什么样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金厂长的办法不也是一
种斗争形式？生活中人们的斗争方法千奇百怪，花样翻新。和生活相比，我深感自
己的文学表现手法太不够用，花样太少。钻头的样式千百种，都是为了对付各种不
同的岩层和土质，为了钻得深、钻得快。作家手里流墨水的钻头，也应该是为了透
过生活的表面深入到它的最深处，而不是为了其他。因此，我要经常磨钻。
先有对生活不厌烦的探索，创作上才有可能长进。看到了生活矿层里的宝，才
能下钻，才能取出宝。有了丰富的生活这摊活水，就不必求救于编故事，凑巧合。
当然，不可忽视编故事的作用。找到了矿，还得会开采，不能乱开乱采。有经验的
作家说我浪费材料，糟蹋矿石，常常大材小用。我想这话是有道理的。创作也要讲
究剪裁下料，综合利用。我在这篇“日记”里试了一下。
回想写《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前前后后，断断续续，想了一些问题，就记下
了这些。驴唇不对马嘴。
4。鸣奏生活的交响曲——我写《锅碗瓢盆交响曲》
任何人在生活面前都是一个小学生，作家想要有所长进，就不能逃避这个严师。
其实如果想躲避现实生活，就如同想躲避自己的影子一样困难。
生活把一个又一个问号提到了所有人的面前——经济上出现了市场调节，自由
竞争，各种各样的责任制，五花八门的大包干、小包干。现在还出现了许多令人眼
花缭乱的个人发家臻富的典型，一个农民一年竟可以收入上万元乃至几万、十几万
元。许多过去不可想象，认为绝对不可能出现的事物，现在出现了，大家也自然而
合理地接受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发财光荣”这个事实和道理。有好人发富，
有正当的发财之道，也有坏人捞大钱，走邪门歪道发财。捞不了外快的人中有没本
事、溜尖滑蹭的懒汉，也有老实巴脚的百姓。金钱是上帝和魔鬼的使者，能使人上
天堂，也能使人下地狱，它能影响社会的精神面貌和人们的心理状态。国家政治生
活的动向发生了变化，许多概念都不一样了。有些口号依旧，其内涵也有了根本性
的改变。宪法改变了，婚姻法也改变了……
这一切牵扯到每一个人，影响着每个人的生活。作家不可能逃避这一切，用双
手捂住脸装做什么也没有看见是不行的。然而，要叫作家直接去表现这些东西也是
相当困难的，闹不好就会图解政策，变成一时的宣传工具，条文一变，作品就完蛋。
如今谁能打保险对生活的变化就吃得那么透呢？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尚且不能大包大
揽地拍胸脯，作家又怎能信心十足地表现眼前还正在发生着的事情呢？心里拿不准，
手就提不起笔。
于是，靠雕虫小技，玩花活，借以躲开现实，还可以不中断创作。但会说的不
如会听的，会演的不如会看的，读者和精明的批评家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种不能令
人满意的创作倾向：文学显得空了，虚了，发飘了。作品中“生活的浓度淡了”，
像酒里兑水，淡而无味；作家表现得有点“捉襟见肘”，靠花架子以支撑门面。这
意见尖锐而又中肯，作家无路可躲。因此，每个人都在想自己的“辙儿”。
我怎样走自己的路呢？投石问路，1982 年夏天写了《锅碗瓢盆交响曲》，关
于这部小说的成败得失暂且不论，那是读者和批评家的事情。在合作上允许探索，
也允许失败。重要的是我自己要有个清醒的认识：路子这样迈可不可以？
盯紧人，而不是紧跟某些事件；拥抱现实生活，并不等于描写现时的政治和经
济政策；探索现代人的心灵世界，反映人们之间的各种关系。
社会政治生活的现状改变了，群众的舆论改变了，人们的兴趣和追求也起了变
化，新的憧憬与旧的习俗发生了冲突，新的观念与传统的道德发生了抗争，新生活
要破坏旧生活的轨道，有人积极去适应新的现实，有人则更喜欢旧的秩序。爱情、
婚姻、家庭、伦理、道德、法律、风俗等等观念都在有所改变，生活处在一个十字
路口，人们的精神世界也处在一个十字路口。这不仅不会使作家感到为难，反而给
文学提供了可任纵横驰骋的广阔天地。
我决定走一条描写现实、拥抱生活、揭示人的内心秘密的创作之路。
我把着眼点盯在了青年人身上，他们经过了一段痛苦和思考，受住了精神上的
空虚和思想上裂变的折磨，逐渐地都在走向现实。这个现实——不再是与世界隔绝
的死水一潭，现代人的生活视野和思想视野要比从前开阔得多了。于是，我在生活
中发现了《锅碗瓢盆交响曲》里的主人公——牛宏。
他天生是个不吭不哈的“牛琢磨”，但是生活使他的个性发展渐渐由内向转为
外向。这也是我为这个人物设计的灵魂的内核。敢于战胜自己，才能战胜命运，战
胜生活。
我在生活中还发现了这样一种有趣的现象：那些能够打开局面的单位，其领导
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具有新的思想，新的方法，新的风度，新的魅力。而那些在
工作上打不开局面的人，在生活上则喜欢采取守势。但是在个人的问题上倒常常是
春风得意的。而那些勇于开拓新局面的人，在个人的生活上往往不是胜利者，却是
失败者，但在做人的方面，在做个真正的人上，他们是成功的。人——应该是过这
样一种有内容的生活。牛宏正是这样的人，当我发现这一点之后，高兴极了。
可见，有了对现实生活的生动而又充满激情的感受，才能引爆创作欲望的火花，
才能产生文学构思。作家的全部创作劳动无时无刻不在接受生活的检验，也只有生
活才能纠正作家思想上的错误和偏见，改变作家探索的方式和内容。我如果不发现
“康乐冷饮店”的负责人，就不会开始《锅碗瓢盆交响曲》的艺术构思。这一发现
打乱了自己原来的写作计划，我毫不觉得可惜。
我不否认，生气勃勃的创作思想也是至关紧要的，它能使生活发出光芒，这光
芒反过来又能照亮作家在文学上进行探索的方向。我在生活中找到了牛宏，似乎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