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了。把情节融于真实生命的旋律之中，让激情和素材溶于一炉。没有激情，思想
就会打蔫儿，情绪激动起来，就会把思想推向前进。
真实的生活是检验作家思想的燧石，作家敢碰这块燧石吗？表现自己对生活的
思考，表达生活中某种先进思想——是作家的一种责任吗？
请不要误会，别把这番话拉扯到“改革”上面去。不要用“改革”的概念去套
生活，更不要用“改革”的概念去套文学。何谓“改革”？何谓“写改革”？一个
生气勃勃的社会，怎么可能设想会有一年甚或一月的停顿呢？
生活必须有不断的前进。把正常的发展，应有的进步都称做“改革”，大事小
事都冠以“改革”，喊得响则响矣，其含义是不是有点用滥了？热热闹闹，说得多
做得少，岂不有“君子动口不动手”之嫌？日后有个一差二错，又把罪过全部推到
“改革”上！每逢听到别人说我某一篇作品“是写改革的”，我就手足无措，诚惶
诚恐……
笼统地说，我实在不知道应该怎样“写改革”。最初引起我创作冲动的往往不
是所谓“改革”的事件。就以《燕赵悲歌》为例：物质文明使农村的伦理道德观念
发生了很大变化，家庭现代化了，家庭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夫妻间、父子间、同村
的乡亲父老间也起了微妙的变化。钱多了，不可能不带来各种精神上和文化上的后
果。我所熟悉的农村变得陌生了，许多年来最少变化的农民的形象正在发生巨大变
化……这才是激我深思的地方。
对作家来说，只能到人民的心灵里去寻找生活的答案，或者说是“改革”的答
案。
新颖丰富、复杂多变的生活给我们提供了哪些方便？人物是生活中尖锐冲突的
中心，包括他们的自我冲突在内。他们复杂的经历和种种精神上、道德上的磨难，
便于我们写出人物丰富的、真实的、深刻的思想性格。挖掘新的感情纠葛，从新的
角度展现人的思想性格，这种具有宏伟规模，富于魅力的人物性格，对我们难道没
有吸引力吗？还可以把个人生活与社会生活联系在一起来表现，尽量让作品蕴藏着
哲学的严肃性和新鲜丰富的想象力。
这太难了！现实已经够让人目不暇接的了，文学还能唤起人们新的激情吗？人
们知道的道理太多了。所谓能“看透”的人也太多了，文学还能说出新鲜的有味道
的话吗？写鲜为人知的生活就自在多了。表现大家都熟知的现实，难于藏拙和避短，
只好硬碰硬。我自知缺乏奇想、幻觉、双关语和哲言，又怎能让读者感到在智力上
是一种享受，在心里引起深思呢？
有人可能会说，我的话前后充满了矛盾。的确，我有时觉得自己的头脑就是一
个矛盾的综合体。如果什么事情都看得太清楚，也许就没有情绪写作了。
有人问我关于《燕赵悲歌》的写作情况，我却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说了这许多不
沾边的话，不会怪我所答非所问吧？最后实实在在地回答关于这部小说的表现手法
问题。我有意采用相声的结构，忽而跳进，忽而跳出，让人感到是真的，无非是想
增强作品的感染力。其实小说多是虚构的，包括作者自己跳进去说的那些话，目的
是吸引读者把这个故事当成真的，这也叫虚晃一枪吧。
有位大学老师把它叫做“报告小说”。我不懂什么叫“报告小说”，我们的口
号已经够多了，不发明新的也够用一气的了。我写的是小说。但他的意思使我很高
兴，他把我虚构的人物当成真人真事了，我要的正是这种效果。
读者相信它，才能接受它。如果头一眼就叫人家看出是假的、瞎编的，那就完
蛋了！“只有真实的才是美好的，在粗糙的真实中比在细腻巧妙的谎话中，有更多
的美。”我自知在写作上才拙力薄，这叫做用一“真”遮百丑吧。
“自古燕赵之地多慷慨悲歌之士”，悲者，壮也！不知读者以为如何？
6。生活是一连串的阴错阳差——我写《阴错阳差》
世界难得有纯粹的艺术，各种艺术都难以胜过或取代生活这一最伟大的艺术。
但是，提倡文学艺术致力于伟大的生活艺术是不是有些过时了呢？
至少是不那么时髦了。这种观点容易让人感到正统观念和保守思想的没落气息。
于是，各种各样的文法试验，超脱于外部世界的自我探索……当文人们自鸣得
意、热热闹闹的时候，忽然被一片奇怪的文学潮水包围了：五花八门的报刊，铺天
盖地的纸张和油墨的污染，你可以说它不是文学，比下里巴人还下里巴人，但它用
的是文学的形式。否则它怎么会抢走文学的纸张和读者，推波助澜地使中国当代文
学又一次陷于困境——严肃的文学期刊的销售量大跌，读者减少。以至于使那些一
向瞧不起正统文学的人，也标榜自己是正统的作家，为了好跟那些“野文学”划清
界限。严肃的文学作品是不会被那些“假文学”或“野文学”冲垮的。不是已经有
人开始又到中华民族雄厚的文化和历史沉积中去获取灵感……
这难道不是一次“阴错阳差”吗？
这种奇怪的文学现象，不能归罪于严肃的作家，更不能归罪于严肃的文学作品。
但不能不引起我们一点深思：我们的文学是不是多少出了点毛病？
是不是有让人民失望的地方？
端出“人民”来，这也许又是一个不太叫人喜欢的正统的名词。可你总不能把
所有群众都斥为下里巴人？如果我们的文学真的不考虑人民，那肯定是出了毛病，
让那些庸俗不堪的东西把读者抢走就不足为怪了。用行政命令的办法把那些东西封
闭，严肃的文学也不一定就会繁荣。群众如果从当代文学中看不到“当代”，只为
了消遣、娱乐和寻求刺激，自然不如去看那些神聊的东西。
笔端进入神秘的主观，是美妙的，深刻的，令人叹服的。人最不了解的就是他
自己，人类对自己大脑的开发和认识，远远落后于对外部世界的开发和认识。老实
说，中国这样的文学作品不是多，而是少；不是深，而是浅。
但是这不能成为理由，让当代文学的主流离开现实。
一段时间我也发生了兴趣转移，写东西很少。《阴错阳差》是1982 年的题目。
1984 年被朋友相逼忍痛写了篇报告文学《伉俪偕行》。甚觉不过瘾，于是又写成
《阳差阳错》的中篇。运用的手法也不是更“出世”，而是更“入世”。但愿不要
造成错觉，以为我主张什么“阳盛阴衰”，或女人就该弱，男人就当强等等。
生活中阴错阳差的事是很多的，我甚至认为生活本身就是一连串的阴错阳差。
这其中藏着可怕的难以把握的人生精髓。
今天的现实转瞬就变成历史，历史就是昨天的现实，所有历史都是后人写的，
所有后人都有权重写历史……当今时代的社会意识，犹如汪洋大海，时有风云突起，
变化莫测。作家如何驾驭这艘原始的以笔作桨的感情的小船呢？
只能用美学和道德这两只眼来审视社会心理，尽可能沉入到历史意识和现实意
识的深层结构中去。这里最难的是超过自己的精神局限和感情局限，超脱到“写意”
的地步。却又不能全部丢掉“写实”，没有“实”，写意就失去了依托和目标。现
象就是本质，本质就是现象。无现象的本质或无本质的现象都是极少的。
应该用现代语言记录现代事物，但不想丢掉具有我自己个性的表达方式。顶多
是尽力躲开往常的方式罢了。我重视艺术的凝聚力，却不想否认艺术的社会调节作
用。每当我拿起笔来，总感到稿纸上有两条路：一条通向人生的舞台，一条进入自
己的主观世界。
前者要透视生活的真蕴，把握人生的哲理，处理各种纷繁的事物，安排人物在
社会结构中的位置。浅了不行，邪了不行，假了不行。还容易陷入传统手法的老套。
后者则可以让想象自由驰骋，把自身当做工具，通向人物的心灵。这个过程也
是艰难而又痛苦的，深入自己的意识深层，自己容易从中得到文学的享受，却难以
被读者完全理解。如果文学以不被理解为荣，何必还要写出来？
所以我想借助于自己对生活的实践经验和内心体验，尽量在小说中体现人物境
界和精神境界的结合。我不相信文字真的能复制生活。但相信小说表现社会生活的
巨大潜力还远远没有都开发出来。
我真怀疑自己，这些年来是不是在原地画圆圈？毫无长进，起点就是终点。那
么，终点不同样也可以是起点吗？
7。现代人的饥饿综合症——《收审记》补缀
有位年轻的警察坦诚地说：“真的，犯人要逃跑的话我是不会管的。你信吗？”
我信。
但是，他的话仍然震动了我。
我不是对“大墙里面”发生了什么兴趣，《收审记》也不是什么“大墙文学”，
什么“法大呀还是权大呀”地一概闹不清楚。只不过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被关进
一座类似监狱的建筑里。这是一个用现实手法写出的荒唐故事。
世上真有这样的收审站吗？这不是丑化“公检法”吗？
我如果回答说：“没有。”只能是“越描越黑”。我希望读者不要用“丑化现
实”或“美化现实”这种简单的概念来对待《收审记》。
“人能变成甲虫吗？”——谁也不会用这种问题去责难卡夫卡。
外国人无论怎样怪诞都是没有问题的，都是可信的。因为他们人本身就怪，生
活怪，社会怪。艺术理应也怪，不怪才怪呢。怪得和谐而统一。
我们就不一样了，人是规规矩矩的人，生活是规规矩矩的生活，不能为了唬人
故意作怪状。我选择了一般读者习惯接受的形式，把怪事写得不怪，像真的一样。
我与生活很容易处在一种“无隔阂”状态，此乃天性使然。因此笔触很容易进
入到真实生活的框架之中，使读者忽略了小说本旨的荒诞性。以前已经造成许多误
会，让我吃尽了苦头。但“本性难移”。生活中的丑和美我都爱，有点“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的味道。倘若我也能搞点“解放”，便不会让自己的小说这么逼近现实。
中国人见了面喜欢问一句：“吃饭了吗？”可见吃饭是头等大事。从前被饿怕
了，才养成见面先问吃的习惯。
现在温饱已不成问题。但不等于说现代文明人类就没有饥饿现象。许多在国内
很有身份的人，一走出国界就不能维护起码的自尊自信。甚至为了尝点洋荤，捞点
洋货不惜大丢其人。对某一个人来说做到人穷志不短也许并不是很困难的，要求一
个民族、10 亿人口都做到这一点就难乎其难了。于是我看到了各种各样的饥饿的
人流……
精神饥饿、人性饥饿、感情饥饿、皮肤饥饿、消费饥饿、土饿、洋俄、不饥不
饱或半饥半饱的饿、什么都不想吃的饿……饥饿有多少种？实在难说。种种私欲、
色欲、贪婪、仇恨、妒忌、误解、恐惧，构成现代人的饥饿综合症。
我解释不了这种饥饿综合症现象，也提不出治饿的办法，只能表达一点自己的
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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