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说到底，还不就是求真、存真嘛。
面对自己，发现这十几年来对创作的想法有了很大的变化，大致可分为二个阶
段。
从1979 年到1983 年算一个阶段。这个阶段我写得积极严肃，快而多，我的
大部分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都是在这个阶段写的。写了以《开拓者》、《拜年》为
代表的一批工业社会领导层里的人物和以《赤橙黄绿青蓝紫》为代表的年轻人。往
往这一篇还没有被“批深批透”，我的新作又出来了，使某些人批不胜批。这个时
期我的情感以忧、思、愤为主，文学的责任承载着现实的严峻，视真诚为创作的生
命。尽管这真诚有点沉重，有时锋芒直露，对前途倒并未丧失信心，甚至对有些人
物还投以理想的光焰。就这样，形成了这一阶段我的创作基调，或者说我已经意识
到自己的风格了，并有意强化这一风格，追求沉凝、厚重。跟文学较劲，努力想驾
驭文学。
自1984 年至1989 年，想摆脱自己的模式，扩大视野。文学不应该以题材划
分，作家不应该被题材局限。这个时期写了两部长篇小说和以《收审记》为代表的
“饥饿综合症系列小说”。这个时期的情感和创作基调是沉静，沉静中有反思有热
望。冷静地观察和思索，并未使我脱离现实，相反倒更重视文学的现实品格了。冲
出工业题材的束缚，对工业社会的熟悉更有助于我探索和表现工业人生。我的文学
天地开阔了，能够限制我的东西在减少，创作的自由度在增长。
——这个阶段对我是至关紧要的。走出了自己的阴影，也走出了别人的阴影。
这很难，但很值得，没有这个阶段的变化就不会有今天的“收割”。
我想人的所谓的“昙花一现”（像昙花那样烈烈轰轰、辉煌灿烂地一现也很了
不起，不应该受到嘲讽，也没有必要自惭形秽）就是不能突破最初使自己成名的风
格和题材的局限，从始至终都是“一段作家”。
自1990 年以后，我不再跟文学较劲，不想驾驭文学，而是心甘情愿、舒展自
如地被文学所驾驭。超脱批判，悟透悲苦，悟出了欢乐，笑对责难和褒奖，写自己
想写的东西。自觉正在接近文学的成熟期，进入创作的最佳阶段，各方面的准备都
做得差不多了。
这次“收割”实际是在我的播种期进行的，它只占了我很少的一点精力，并不
影响正常的耕作。况且，收割后的土地会渴望着新的播种。
春种秋收，乐此不疲。
3。雇佣自己
有一次我得了病毒性感冒，发烧至摄氏39。2 度，后来体温降至38。1 度。
便坐到案前写这篇短文——并不是说这篇短文有什么了不得的价值，只是以前
答应了编辑，但一拖再拖，如今发稿在即，不能食言。其实这也不是我带病伏案的
理由。任何一个编辑部都有存稿，决不会对一个高烧病人穷追不舍。
发高烧就是拒绝一切工作的最好理由。
但我被自己雇佣了，这就毫无办法。被别人雇佣可以偷懒耍滑，可以请病假，
被自己雇佣就只有拼命干了。
什么叫转换机制？什么叫转换观念？中国人很容易把一句严肃的口号变成一种
人人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套话，忽略了这两个转换所包含的利害。
以前，每个中国人的后面是国家，现在许多人的后面不再是国家，而是老板，
还有一部分人的后面只有自己。即使后面有老板，也不可能像以前依靠国家那样。
可见不只是作家，中国有更多的人被自己雇佣了。
被自己雇佣，动力不一样，积极性大不同，许多科学家、发明家、企业家、富
豪、大亨，就是善于雇佣自己取得成功的——发明这句话的丘吉尔就是雇佣自己非
常成功的典型。
那个星期，一位外地编辑在晚上8 点钟风尘仆仆闯到我家，恳求我放弃晚上看
电视的时间为他写一篇散文。我问他吃过饭没有，住在哪里，要帮忙吗？他不让我
帮忙，我心里不安，唯有认真地赶稿子。第二天早晨9 点钟他准时来取稿，我问他
昨天夜晚住在哪里？他说住在医院里，一天一个床位只要5 元，要了点治感冒的药
1 元多，总共没花7 块钱；这个价钱连马车店都住不上。而且床单是新的，安全可
靠，夜里不必担心会有莫名其妙的女人打电话来骚扰，更不会有警察半夜三更来查
房。有这样的编辑，他的刊物不可能办不好。
这是另一种忠诚，表面上是为别人打工，却视作为自己打工。香港一个打工者
为此也成了几十亿元的富翁。
既然叫雇佣自己，就不可否认经济的力量。人类发展经济是为了充分满足自己
的欲望，经济越发达，生活中的诱惑就越多，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疯狂雇佣自己，
变成挣钱机器，消费动物。黑格尔提出的“争取被承认的斗争”，变成一种挣钱的
斗争，有钱就被承认，没有钱想被承认就难。所以雇佣自己，别出卖自己，把“雇
佣”变为“最优秀者的劳累”。
4。承受尴尬
爆竹滚锅，烟雾如糨粥，一层层一团团把城市糊住、蒙紧。火药渣子像流沙一
样随着气流飞旋，从门窗和阳台上倾泻进来。世界在爆炸——这才是中国式的过年！
这是1987 年的除夕之夜或者说这正是1988 年的农历新年来临之即。天地间
弥漫着同一种气味。借龙年的吉祥正可腾云驾雾，做种种如意的多采的冥想、狂想、
幻想、理想。我却只有一堆杂乱的真实的回想。连瞎想的勇气和情致都没有。也许
生活太实际了，不能给人以梦幻般的感觉。没有像梦一样千奇百怪十分独特的感觉，
文学岂不失去它的培养液？
太实际，想象就少。然而工作要实打实，矛盾也是实实在在，事件发达，想象
贫弱。驯良的思想不可能有狂野的想象。文学又恰恰是感觉的花朵，想象的果实。
我喜欢更多地生活在感觉里，而不单单生活在认识里。
作家纷纷当“官”，喜乎？悲乎？是自信的表现，还是不得已而为之？
是文学的选择，还是理智的择优？从政失去的不是时间，而是感觉。
1987 年是我收获最少的一年，自己想干的事情没有干，倒干了许多力不从心
的杂事，陷自己于一种好作品写不出，一般的东西又不愿意写的尴尬境地。这主要
是由于自己无能。知道自己笨，就得采取笨办法，也许这是干的唯——件让自己满
意的事：坚决辞谢“常务副主席”的职务。
我的房子像受到四面八方的炮火攻击的孤岛。窗外的世界毕毕剥剥、有声有色。
我心里却出奇地宁静、孤独、温暖而又充实，像潮汐下的沙滩。今后要认真写点东
西了，这样静静地观察这个热热闹闹的世界不是很好吗？
我有自己的力量，自己的速度。像眼前被鞭炮震得耳聋目眩、一样，也曾经受
过各种新潮观念的轮番轰炸，所幸还没有成为新潮头的附庸，承受自己的文学的尴
尬或尴尬的文学的人格力量还没有丢失。不准备到新观念里去寻找深度，属于自己
的世界正有待开发。你说生活很实际吗？可又把握不住它，缺乏强大的穿透力。不
能洞穿现实，更何谈穿透未来。文学理应预言“新的现实”，现在作家还能预言吗？
读者还相信文学的预言吗？去寻找充满灵感的环境，不如把自己带到创作的最佳境
界——“真诚与激情的顶峰”。自己拥有一百种感情，写作时才能表现一百种感情。
贫乏的作家是心里资源贫乏，一个苍白的营养不良的灵魂是无法开采丰富的生
活资源的。
愿这惊天动地的鞭炮确实为我赶走一切晦气、瘴气。一位可爱的朋友年前在为
我搬家时将所有门窗都大开，手提一挂长长的爆竹，从一个墙角响到另一个墙角，
口中念念有词，把房子的所有角落都震遍了。剩下的最后几个响炮从窗口向外丢去，
像一串带响的流星，他嘴里似乎喊了一声：“去吧！”1987 年夏天我在五台山飞
车（据车祸现场勘察者说，我们的汽车离开山道在空中飞行了20 米）之后，写了
两句打油诗，我用它来做了新年开笔的吉言——
大难不死回文坛，
下笔再不惧鬼神。
5。不懂开会
不可设想，现代人类如果不开会怎么受得了？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许多
国际、国内的重大的问题，要靠开会来决定。人类历史上记载着许多重要的会议。
尤其是中国人，几乎在娘胎里就懂得开会了。因为怀孕的妇女可以不参加或少
参加体力劳动，但开会不得请假。挺着大肚子去听报告，学文件，讨论国家大事，
研究计划生育，开会是解放后出生的中国人必不可少的“胎教”。
我们的会多，在全世界是出了名的。因此喜欢不喜欢开会，会不会开会，能不
能忍受开会，往往能决定一个人的命运。有人因在会上一个发言就可能官运亨通，
步步高升。有人则因一个发言可能被打入地狱，1957 年的大批所谓“右派分子”
大都是在会议上被“揪”出来的。连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的彭德怀元帅，最后都败在
了庐山的会场上。
因此，有人一听说开会便喜上眉梢。有人一听说开会则心里发怵，厌烦，厌恶。
我活了半个多世纪，开过的会不计其数，细想起来却记不得有哪一个会是美妙
的，或是真正有价值、不开不行的。能够记得的都是一些可怕、可恶的会。决定历
史的会议由大人物们去开，老百姓开会只是被决定。
比如：当我还是个中学生的时候，一个平时跟我很要好的同学，只是因为对我
的学习成绩总是比他好不报气，准确地挑选了一个机会，到团委打了我的小报告，
说我为刚打成“右派”的教导主任鸣不平，经过精心策划，在一次全校共青团员大
会上突然向我万炮齐发，一些好朋友翻脸无情，血口喷人。我则气得口吐鲜血，自
然也不会说出好听的话。最后借着调班撤掉了我的班主席职务，团内给了警告处分。
我第一次知道开会的厉害，会场如战场，炮弹呼啸，血肉横飞。以后在“文革”期
间又经历过“袖珍型批判会”（加上我只有4 个人），和7000 人参加批判我一个
人的“巨型批判会”……
像我这种人不可能热衷于开会，开会成了我生活中一件很头疼的事。
大约9 年前，我主持一次文艺界的老同志座谈会，要讨论的事情很简单，几句
话就可以解决问题。但例行公事，不能不开会。
当时机关里只有一辆旧上海轿车，从8 点30 分出车，把十几位者同志都接齐
已经快10 点了。我建议这个会只能开半小时，从10 点半开始送大家回家，到把
最后一位送回去，差不多也快12 点了，不影响老同志们吃饭和午休。
堂堂美国总统有时和其他国家的首脑也只“通话10 分钟”或者“会晤半小时”，
一个群众团体有什么事情半小时还说不完呢？即使真有话想说，大家都是作家，而
一个叫契河夫的大作家曾说过，简短是天才的姐妹。相信谁也不会讲得太长。然而
我又想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