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应征，字样’以免延误，无论成败，信件概不退还，并谢绝登门面访，相互面
试时间另行通知”云云。
12。美是什么
1991 年天津市举办第一届月季小姐评比，请我做评委，我坚决拒绝了。
1993 年3 月，《特区文学》的主编请我去深圳做东方小姐评选的评委，我又
拒绝了。理由很简单，窃以为这些如火如茶的选美活动大多出于经济目的，属于商
业活动，劳民伤财。何必去凑这份热闹，甚至会挨骂呢？美是一种审视角度，一种
感觉，一种自然，一种清静。热热闹闹在大庭广众之下选而出之的美，必定要有技
巧，有表演，有运气，还有声、光、电及诸多因素。
这本身似乎就不太美了，至少美得不够纯粹。
自知这观念失于偏颇，几近迂腐。好在选美对我来说就像我对选美一样无足轻
重，随便想想，未加深究，一闪而过。
1993 年5 月，天津市举办第三届月季花节，同时评选月季小姐，搞得轰轰烈
烈，我却不问不闻。当周围的人议论纷纷时我仍能保持听而不闻，视而不见，选美
与自己相距十万八千里，对其本质所知甚少，何必操闲心，说闲话。
不知是月季花戏弄我，还是命运戏弄参加选美的小姐，当月季小姐的评选进入
决赛的时候，由于一条无法拒绝的原因，我被推到了评委席上。担任评委的还有一
个蒋家人，即美国中文电视台总裁蒋天龙，另有电影导演凌子风，美籍华人靳羽西
等。
亲身参与一番选美，感慨又不一样了。
被选出的月季小姐，可能是参赛选手中比较美的，但决不是天津市最美的小姐。
当你近距离观瞧这些小姐的时候，一些优秀者给你的印象才是“还不错”。决没有
那种美得迫人、美得剥夺了你的想象力的魅力。也许在日常生活中，做为一个普通
姑娘被周围的人认为是很美的。但站在选美的舞台上，人们品评的眼光和标准就不
一样了。征服一两个或一二十个人就可以成为他们眼中的美人，要在大庭广众征服
千千万万个各式各样的怀有各种不同审美情趣的人就难了。
可见所谓“东方小姐”并非是东方最美的小姐，“美国小姐”也不一定就是美
国最美的姑娘，“球球小姐”更不等于是世界第一美人。但这称号的产生又是公平
的。谁如不服气都可以报名参赛，一决高低。
站在选美台上，以美比美，美中选美，难有完美。每个小姐的缺陷都被人看得
非常清楚，选美实际是很残酷的。
参加选美必须先学会笑。而笑是不可能不露齿的。对女人来说，牙齿是很重要
的，古人形容美女是“齿如含贝”，“樱桃红绽，玉粳白露”。而我们这些20 岁
上下的小姐，大多是一口四球素牙——此药现已淘汰，在她的幼年的时候，此药正
流行，发烧或有炎症，都用此药救急。此药的其它副作用自不必说，对牙齿的腐蚀
却是有目共睹了。脸可以用高级化妆品涂白，唇可以抹红，牙怎么办？既不能化妆，
又不能掩藏，一张嘴，红唇黄牙，血唇污牙。天哪，大煞风景，令人不忍多看。
对小姐的只可远观，不可近瞧。近瞧那明显的外表和内在的缺陷，会让你产生
一种怜悯，一种同情。
选美有一道必不可少的程序，就是让选手们泳装亮相，展现形体的美。
形体很重要，一般的年轻姑娘也不缺乏这方面的优势。但这些小姐的形体只能
算得上匀称、漂亮，没有个性，千篇一律。更没有构成形体文化，缺乏内涵，一览
无余，因之就没有魅力，正如中国的男性电影演员，不会运用形体语言，缺少形体
文化一样。
尽管如此，展示形体或穿上各式各样漂亮的衣服表演，是选手们乐意于的，大
体上也都能应酬下来，不会出太大的纰漏。最惨的是当场回答问题，这要表现选手
的精神气质、文化修养、应变能力。没有太难、太怪、太偏的题目，仍有人说蠢话，
说错话，半天答不上来，或吞吞吐吐，语言无味，东拉西扯，言不及义。更莫提简
练，准确，机智和幽默了。文化素质太差了。
由于金钱的力量在幕后导演选美活动，可谓商业搭台，美女唱戏。主题是钱，
是商业竞争。在色彩缤纷，烟雾腾腾，以及音响的狂轰滥炸中，选美很容易变为选
“绣花枕头”，重外表轻气质，重泼俏轻优雅。而这次选美由于有了我这样一位苛
刻的评委，恰恰使两位内在素质不错的姑娘沾了光——这件事只有我最清楚，却只
能说到这个程度。
这场马拉松式的选美到夜里12 时才结束，小姐们有的高兴，有的沮丧。
我相信她们中的成功者也未必很清楚自己为什么能成功，失败者也不一定知道
自己败在哪里。商界的大亨们以及领导人上台为获胜的小姐发奖；大厅里却已空空
荡荡，只有他们自己的笑容相互陪衬。
我已经不胜其苦，不胜其烦，逃跑似地离开体育馆。回家后记下这篇短文。此
文发表后就不会再有人请我当选美的评委了。惟愿如此，谢谢。
13。等待车祸
你出过车祸吗？
云南一位朋友向我详细讲述了前不久他出车祸的情况——晚上10 点多钟，从
玉溪到昆明的高速公路上车辆已经大为减少，我开着一辆桑塔纳轿车，车速保持在
140 迈左右。突然左边的前轱辘飞走，前车盘擦地，发出刺耳的怪叫。幸好我死命
把住舵轮，保持车身的平衡，没有让它大翻个。轿车跌进路边的浅沟，撞上土坡才
停了下来，我叫叫自己的名字，摸摸头和脸，活动活动腿脚，证明自己还活着，而
且没有特别疼痛的地方，这就是说没有受大伤。
当我庆幸地转头向车外看，突然一阵寒战，从脊椎直升到头顶。刚才车子出事
的时候倒没觉得害怕，也许是来不及害怕，现在却感到了恐怖：车窗外全是人头。
这些人是从哪儿来的？怎么会来的这么快？按理说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出车
祸希望能碰上人，碰上人就有希望得到帮助和救援。但这些人的表情让我感到危险
还没有过去，甚至比翻车更可怕。他们的眼光中没有同情，没有暖意，显然不是来
救我的。有的是幸灾乐祸、贪婪和冷漠，我仿佛陷入了狼阵。如果我受了重伤，如
果我昏迷了，他们会怎样呢？最大的可能是见死不救，甚至还会把我洗劫一空，把
车大卸八块后拿着能拿动的东西扬长而去？
我定了定神，把车窗摇开一条缝，用昆明话向外喊：“听着，我没有受伤，你
们把我的车子抬到公路上去，我会付给你们报酬。谁也别想跟我玩邪的，这一带我
熟得不能再熟了。”我的车果真被抬了起来。在他们大呼小叫抬车的过程中，我把
钱准备好，全是10 元一张的，厚厚的一沓。我仍旧坐在车里，悠悠荡荡被抬上了
公路，在路边上放好。
我还是坐在车里，把车窗摇开一点缝，一张张地往外送钱。待到把手中的一沓
钱快发光了，发现外面争着领钱的人还很多。我收起钱，对着车窗外喊起来：“喂，
刚才你领过了，又来领第二次，把我当成傻大兵了？伸一把手就赚了10 块，行啦，
够便宜的啦，快回家吧。或者看看别外还有没有车祸……”有的人走了，还有相当
多的人不走，仍旧围着车，拼命往里瞧，大概是不相信我没有受伤，如果是我伤得
在车里动不了啦，谁留下来，谁就还有捞钱的机会。我装好钥匙走出了车门，对他
们说：“我要选两个人替我看车，看到明天早晨我的人来，如果我的车不再被损坏，
不丢东西，每人50 块钱。”他们都争着要看车，我挑选了两个年纪比较大的人，
对其他人说：“你们还年轻，以后还有机会，快走吧。”又嘱咐那两个看车的人：
“如果我的车夜里再发生什么问题，你们两个就吃不了兜着走，躲到哪里我也会找
到你们。”我掏出50 元给了其中的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你的50 元到明天
早晨再给，这是按规矩办事。”我这样做是经过考虑的，如果两个人都给了钱，我
一走他们也会跑掉。
这样即便拿到钱的人想走，没有拿到钱的那个人也不会让他走。而那个已经拿
到钱的人是决不会把已经到手的钱再分给别人的……
当晚我搭车回到昆明。第二天早晨让公司的人先去修车，到中午的时候我才回
到现场，那个没有拿到钱的看车人还没有走，并帮我找到了昨晚丢失的一支钢笔。
我除去给了他应得的50 元外，又多付给他20 元。
我这位朋友非常机敏，也很幸运。应该说他遇到的那些“等待车祸”的人也还
比较善良朴实。听完这个故事不久，从《新民晚报》上看到一则消息：
1994 年8 月18 日凌晨，在浙江桐乡地段发生车祸，两辆卡车相撞，一个人
被夹在驾驶楼子里生命垂危，还有两人受重伤跌到路边的田沟里。路两旁站满看热
闹的人，却无一人出手救援。不久，四方集团公司的蒋向驾车经过，想先把相撞的
卡车拉开，救出里面的司机，但拉断绳子，车头相咬的卡车却纹丝未动。蒋向只得
先救另外两个人，救活一个算一个，他一个人却难以抱着伤者翻过高坎儿。于是请
围观的人帮忙。围观者立刻高叫：
“出多少钱？”蒋向说：“你们开个价！”每人40 元，他花160 元雇了四个
“民工”把伤者抬上汽车。飞车开到桐乡城郊，不知医院在何方，停车向路边一人
打问，那人说：“给20 元钱，我给你带路。”蒋向为争取时间二话不说就甩给那
人20 元。到了医院，医生要每人先交1000 元急救费，蒋向口袋里已没有那么多
钱了，只好对医生说：“我的货车价值10 万，可作抵押，请救人要紧！”又雇人
把伤者从一楼移动到三楼手术室，至此，从车祸现场到医院不过几公里路程，蒋向
为雇人、问路已花去400 多元……
花400 多元救活两个人的性命是非常值得的。如果蒋向口袋里没带那么多钱怎
么办？难道那两个受伤者就该死吗？死的是围观者的道德意识，也许还有他们的灵
魂。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路吃路。有路就有车，有车就难免会出事故，这些吃
车祸、发车祸财的人难道就不想想有一天自己或亲属出了事怎么办？
也许他们立志终生不出门，但也不要忘了人有旦夕祸福，即便关门家中坐，也
可能祸从天上来。如果他们也要外出，请不要忘了多带钱。
14。有“感”就“动”
1995 年6 月27 日，台湾的作家协会理事长程国强先生，为从大陆来的作家
访问团举行欢迎酒会。主人先致辞，几句热诚的友好的礼节性的又必不可少的开场
白讲完了，话锋一转：今年是反法西斯胜利50 周年，再过几天就是“七·七”事
变纪念日，今晚我们要大唱抗战歌曲。
紧跟着一位小姐离座，大厅里立刻激荡起高亢、悲怆的《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的歌声。
众人情绪为之一振，心底鼓荡起一股诚恳的激情。相互间的隔膜、拘谨和生疏
感渐渐消失了，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