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空隙，只能飞跑。下了课等车回去时，可以在校园里小憩，在草坪上晒晒难得的太阳，或在湖边倘佯片刻，这里的鸭子水鸟和鸽子都很傻，见到人就趋之若鹜涌上来。鸭子们甚至满校园嘎嘎叫着跑来跑去觅食，高视阔步，一派主人翁气势。这里的鸟儿一个个盛气凌人，甚至在你头上拉屎撒尿。所以在这里不能在树下野餐，时常会有各色调料从天而降，防不胜防。
诺丁汉大学和这座城市的大部分地区一样质朴，不少教室甚至还是小平房，很俭朴，但收拾得很是小家碧玉样，自然亲切，教人打心眼里喜欢。它的校外是湖泊、绿地和一座小镇：静谧的小家小户居民区，那些房子建于20世纪初，朴素的两层红砖尖角小楼配上让人心生怜意的窄巴巴小花园，在20世纪初公然用水泥筑上“曙光别墅”和什么什么别墅之类的字样。小镇上这样古色古香的环境绝对配得上给大学陪作衬，而且恰到好处。当初建大学时，这些小楼可能真算得上别墅。但毕竟100年过去了，这种红砖小楼历尽沧桑，已是美人迟暮。但那种优雅的氛围依旧，走在这种19世纪的场景中，如梦如幻。
劳伦斯无缘到这座新大学里读书教书。这座大学一直到1950年代末还坚持不讲授劳伦斯作品，图书馆甚至不进劳伦斯的书。因为那个时候威克利先生还在世，他的几本语言学著作是这所大学里最受推崇的著作。只是在他去世后，这所大学才逐渐开始讲授劳伦斯文学。而到了1990年代这里则成立了劳伦斯研究中心，设立了全世界惟一的劳伦斯学教授席位。劳伦斯成了诺丁汉大学的骄子。
但是，在日常与英国人的交往中，我感到了在英国从事劳伦斯研究的艰难与尴尬。当年劳伦斯客死他乡时，曾有很多英国人弹冠相庆：劳伦斯死了，他被轰出了英国不得归。连大哲学家罗素都因为与劳伦斯的宿怨而恶语鞭尸。我以为一个甲子过去，情况较之1930年要好得多了，尤其在他的家乡。但我想得过于天真了。甚至在这所大学里，情况并非乐观。
至今在英国，劳伦斯仍不为多数正统文学研究人士所青睐，热心其研究者多为同情劳动阶级的左倾知识分子。一说起劳伦斯，大家就会说：哦，那个挖煤工的儿子可真是不简单！连欧盟援建的诺丁汉大学劳伦斯展览馆的说明书上都标明：这里将有一座现代化剧院，诺丁汉矿工儿子劳伦斯儿时呼吁的“人民剧院”梦想将在此成为现实。似乎劳伦斯全部的文学价值只是一张从底层进入中产阶级的通行证。他的“天才”只在于通过文学晋身社会，与包工头挣了钱差不多。
而上层社会的圈子里是禁止提劳伦斯的名字的。有一次我随日本的拜伦学者去著名的南威尔寺附近参观拜伦故居，故居的所有者是上层绅士，买下了拜伦故居，生活得富丽堂皇。他问起我在诺大研究什么，我随口说研究劳伦斯。这位绅士马上说：“哦，我还没有读过劳伦斯，但我相信劳伦斯不容易读，就像拜伦不容易读一样。”说得我莫名其妙。出得门来，那位日本的拜伦学者惊呼：“我忘告诉你了，在拜伦研究的圈子里不要提劳伦斯！研究拜伦的都是贵族，他们恨劳伦斯这个穷光蛋。”估计我是唯一一个在这个圈子里理直气壮地说我喜欢劳伦斯的人，肯定招人讨厌，就像一脚泥水的农民进了铺地毯的客厅那样让人恶心。但我不知道这等规矩，所以人家还招待我喝了咖啡，用了点心，引我逛了百花吐艳的大花园。
奇怪的是，无论左倾还是右倾的知识分子，都认为劳伦斯应该在中国受欢迎，认定我这个专门的劳伦斯译者靠翻译劳伦斯赚了大钱。理由是：中国的主流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提倡的是劳动阶级价值观，而劳伦斯的《查太莱夫人的情人》讲的是贵族夫人被一个性力旺盛的工人所吸引最终舍弃了贵夫人的身份而投靠劳动阶级，贯穿小说始终的是劳动阶级的胜利。原来他们是这样解读劳伦斯的，劳伦斯的性是政治的性，理由竟是如此的非文学！西方发明的那些时髦的文学理论如新批评，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一遇到劳伦斯的作品就自动失效，还得回到最早的社会、时代和阶级分析方法上去。但我告诉他们，劳伦斯的《查太莱夫人的情人》在中国是禁书。为什么？他们睁大了天真的眼睛表示不解：那本书不是歌颂工人阶级的吗？是，可它不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原则，被认为是资产阶级色情小说，所以现在还在禁书范围内。
所以在英国，如果你公然研究劳伦斯，是要受占主流的保守势力和中产阶级睥睨的：你被怀疑为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或至少是左翼分子；你还要受到正统的左派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攻击，因为在他们眼里劳伦斯背离了工人阶级的价值，描写的是肮脏的性，因此是工人阶级文化的败类。两类人都痛恨的是劳伦斯这个矿工的儿子居然勾引了一个德国贵族有夫之妇，而她丈夫是英国大学著名教授。此举惹恼了贵族、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任何阶级的知识分子都不待见他，贬损其文学创作，劳伦斯只能躲到外国去流浪。
所以诺丁汉大学的劳伦斯学教授沃森自嘲地说：“我成了劳伦斯教授，从此就算完了，我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劳伦斯教授，但劳伦斯在英国并不受尊重，因此我其实也并不受尊重。我快退休了，我才敢于说这样的话。年轻时这样说恐怕找工作时就会遇上麻烦。”在博士论文审听会上，沃森教授对他的博士生们说：如果你们以为通过研究劳伦斯得了博士学位就能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那你们算是选错了课题。这世界上只有一个劳伦斯教授的位置。
诺丁汉的新大学里，劳伦斯研究面临的就是这样的挑战。
后记后 记
在诺丁汉大学做访问学者的一年中一再造访劳伦斯的故乡，那地方像劳伦斯在《虹》中描述的土地——“像有某种欲望在拖曳”我。清晨，午后，夜晚；春夏秋冬，阴晴雨雪天，我都去过，我想获得任何一种季节和天气条件下对伊斯特伍德的印象和感受。估计这一年中这座小镇上出现次数最多的外国人就是我了。而背着照相机到处拍照并频频出没于镇上餐馆和咖啡店的黄种人估计也就我一人。
每次去都有新的发现。穿行在这些神游了多年的场景中，不禁反思起自己这些年与劳伦斯作品朝夕相伴的“意义”。1984年，我成为国内第一个以劳伦斯研究获得硕士学位的人（在那个年代博士还寥若晨星，得个硕士足以骄傲几年）。如果我不翻译劳伦斯的作品，毕业后的十七年我会做些什么？我又能做些什么？我真的说不上。好像命中注定我要做这件事并坚持下去，别无选择。
有一个比这更大的诱惑一直让我欲罢不能——写小说。从上小学写作文受到老师表扬，我就开始迷恋写作。但命运并不偏袒我，甚至没有一点青睐。曾断断续续写过二十多篇小说，但只发表了三篇。我认命了，认定自己缺乏创作天分，觉得此生能作一个翻译家亦是对我文学追求的补偿。于是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不再写，专心翻译劳伦斯。
在这方面我十分幸运：找到了一个我最为钟情的外国作家来翻译，译作得到了出版界和读者的青睐，一版再版，常销不断。我深知这种境遇已经是不少人的毕生追求了。我从报上得知，另一位毕姓翻译家终生翻译左拉，但生前出版译品寥寥，经由后人奔走其全部译作终得出版以告慰其在天之灵。中国姓毕的人本就屈指可数，偏偏出了这样一位命运多舛的文学翻译前辈，每每念起伤感之余，备觉自己幸运。
但我知道这份幸运多仰仗劳伦斯作品的魅力，我则有幸得到大家的青睐，成为专门的劳伦斯译者。在一篇散文中，我称自己的翻译与劳伦斯作品是“珠椟之缘”。珍珠只有一颗，偶然为椟者众多，我却得天独厚。这个“天”是出版界和新闻界热爱外国文学的编辑记者朋友，是熟悉我的南北高校和外国文学研究界的师长们，更是广大不曾谋面的读者，是他们选择了我。
必须指出的是，劳伦斯等现代主义作家作品的译介在20世纪10年代至40年代受到了连年兵燹战火、民不聊生的影响，在中国少有译介。而1949年至1978年这30年，特别是“文革”十年的极“左”路线，仍阻碍了现代主义文学的译介。如此以来，现代主义文学进入中国的时间整整推迟了60－70年。而我正是在现代主义文学的译者青黄不接的80年代开始研究翻译劳伦斯的，居然成为其首译者之一。为此我深深感到我完全是灾难和历史错误的受益者，否则根本轮不到我来翻译劳伦斯，更轮不到我来写什么劳伦斯故乡纪行，他甚至在我出生的60年代就该在中国家喻户晓了，早该有无数个中国学者来踏访劳伦斯故乡并写出无数本远比拙作立意高远、文笔精当的专著了。那正是劳伦斯在全世界真正走红的年代——1960年《查太莱夫人的情人》终于在英国被解禁，一时洛阳纸贵，伦敦街头人们排起长队购买这本禁止发行三十年的小说（我有幸在英国电视上看到了这样珍贵的历史镜头），劳伦斯研究开始成为最新学科。而那一年我刚刚在饥荒中出生。
面对不幸的历史，我无言，我甚至不敢感谢，不敢说自己幸运——这样的幸运是建立在几代人的不幸之上的！我只能暗自庆幸，庆幸祖国命运开始有了转机。于是我能翻译劳伦斯，能倘佯在他的故乡，能在他的故乡写中国第一本这样的书，我常感到我的指尖敲打出的文字不全是我的，有许多前辈在和我一起写。
翻译劳伦斯，对我的写作肯定有潜移默化的深层影响，对语言的锤炼打磨则有着直接的意义。退而结网数年，从1992年到1997年，我一边翻译劳伦斯，一边写作，五年间不仅出版了劳伦斯译文，还出版了自己的两部长篇小说，开始成为两栖人。
在我写不出作品的时候，劳伦斯的作品给了我多么大的安慰！只要我翻译劳伦斯，我的文学生命就不会枯竭。我曾经写文章说：有劳伦斯支撑我，我感到自己有了两条命。
在剑桥浸润过的著名作家萧乾生前对这第二条命的轻视使我惊讶：他和夫人文洁若的合译《尤利西斯》出版后曾引起轰动，我为此特去拍一个电视专题片。但不曾想到他老人家对此竟是那样轻描淡写：《尤利西斯》并非其所爱，翻译对他来说压根儿不重要，他不过是帮助夫人完成任务——出版社请他翻译，他敬谢不敏，但之后出版社说服了文洁若接受稿约，他便没了退路，义不容辞。他说“反右”后他被剥夺了发表作品的权利，只能利用自己的外语专长搞翻译，聊作文学。能发表作品后，他就不愿翻译了。他并不在意自己翻译家的身份，因为这对他只是权宜之计。赵萝蕤先生生前接受我采访，抑扬顿挫地说：萧乾的《尤利西斯》归功于“他首先是一个作家”。赵萝蕤青年时代以诗人身份翻译《荒原》声誉鹊起，耄耋之年又以翻译惠特曼诗集再度辉煌。但她和萧乾一样轻视翻译，认为那不过是技巧和学问的应用，有水平和机会就可为之，比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