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再后面，是彩旗飘飘、刀枪闪闪的仪仗队。皇帝的轿子前，“前引大臣”分两行，共五对儿，叫作“前趋”。轿两侧各有一人“扶轿”。轿后，有一帮御前大臣“后扈”。再往后，依次跟随着“带纛大臣”、领侍卫内大臣、豹尾班官兵、二三等侍卫、各王府的侍卫。
光绪中后期，朝廷动用“野战军”，在皇帝必经之路两边，面向外侧，端枪站岗。光绪末年，慈禧太后每次在紫禁城和颐和园两地往返，由“毅军”实行“一级保卫”；谒陵、巡幸，由获得“巴图鲁”（勇士）称号的张勋，率军队护卫。老佛爷多次对人说：张勋这孩子，心眼实在，厚道，不藏奸耍滑，招人疼爱。
第七部分第十五章 戏中乾坤日月长（1）
紫禁城里有长春宫戏台、倦勤斋戏台、漱芳斋院中戏台及室内戏台、畅音阁大戏台。
明宫太监戏班的演职员多达数百，水戏、过锦戏、打稻戏、大傩，轮番献演。
清宫太监戏班的演职员多达数千，庆典应承、祭祀应承、年节应承、朔望应承，好戏连台。
“把咱们本家儿叫来！”这是挂在慈禧太后嘴边儿的一句话。所谓“本家儿”，就是皇宫中养着的太监戏班子。
被传来的“本家儿”，按老佛爷的意思，或“髦儿排（清唱）”，或献一个“折子”，或演一出大戏，为她解闷儿。每当这个时候，常有“内廷供奉”充当幕后指挥，或者现场指导。担任“内廷供奉”的谭鑫培、杨小楼、王瑶卿等人，都是当时的“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
说实在的，现代人想看场“大戏”，跟玩儿似的。唐、宋以前的帝后，可没有这份儿“姥姥家门口看大戏”的福气。他们顶多也就是听听“单口相声（笑话）”，看看“小品”，听歌观舞瞧杂技，或者让“弄臣”耍个活宝什么的。中国古代，一般先有“曲”，后有“歌”。“谱子”是现成的，尽可即兴“填词儿”。《艺苑卮言》称：“（诗经）三百篇亡而后有骚赋，骚赋难入乐而后有古乐府，古乐府不入俗而后以唐绝句为乐府，绝句少宛转而后有词，词不快北耳而后有北曲，北曲不谐南耳而后有南曲”。中国的“歌曲”，甚至“戏曲”，大概就是这么一路演变而来的。所谓“唐诗、宋词、元曲、明清的话本（小说）”，这“元曲”，指的是散曲和杂剧，而杂剧则是在唐的“戏弄”、宋的“歌舞短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至于京剧，至今也就有二百多年的历史；话剧是二十世纪初才有的“舶来品”。
明代宫中演出的剧目，多为元代流传下来的杂剧，很少创新。都说明代的皇帝，一个赛一个地讲究玩乐；然而，他们实在没有清代皇帝的“文艺细胞”多，净瞎折腾，玩不出什么名堂来。当时，在诸多“剧种”中，声势较壮、群众基础比较广泛的，当属由唐、宋“大曲”演变而来的“南曲”。前述康熙皇帝玄烨品评的弋阳腔、昆山腔，都是南曲中的“著名”流派，并为后来的“乱弹”、京剧的出现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
明代皇宫里已经有了由太监组成的“专业”戏班子，隶属于“二十四衙门”中的钟鼓司，演员加上学员，有好几百号人。人多势却不众，很少演出“分幕论场”的整戏，更甭说一演就是好几天的连本大戏了。清唱呀，类似折子戏的小段儿呀，倒是召之即来，来之能唱。最拿手的，恐怕是演“水戏”和“过锦戏”了。演过锦戏，每次最多出场十几个人，扮作士农工商、少女壮男、市井无赖，“备极世间骗局百态”，杂耍戏法穿插其间。明摆着，这种玩艺儿可谓把“小品”拉长了的“大品”，目的就是为了“搞笑”。
也许太监那特有的“公鸭嗓”，本来就不是唱戏的材料。给皇帝解解闷儿还凑合，作为一种高雅的艺术来欣赏，还得说人家“社会上”的文艺团体，“字正腔圆”。因此，逢年过节，举行庆典，钟鼓司都奉旨，选宫外的“大腕”，入宫献演。这时，钟鼓司的太监，就只有“学徒”、“溜缝”、“串场”，或“跑龙套”的份儿了。崇祯五年，周皇后过生日，沉香班应召入宫，演出连本戏《西厢记》，让宫里人着实过了把戏瘾。崇祯十四年，周皇后过生日，沉香班再次入宫一展风采，为皇宫里的观众带来一部连本戏《玉簪记》。多年没有“好戏”看了，皇帝带头，后宫佳丽倾巢而出；盛况不仅是空前的，而且在明代也是绝后的。
神宗朱翊钧为了让“两宫皇太后”安度晚年，在西苑新建了一个“剧场”，在大内设“四斋”，让钟鼓司的戏班子演出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传奇戏”。估计，把这些剧本整理整理，编辑成书，没准儿就是一部中国式的“天方夜谭”。朱翊钧还作了重要指示，扩大钟鼓司戏班子的编制。三百多名太监奉命分头研习各种流派的唱腔。戏曲在朱翊钧时代，着实火了一阵子。
然而，好景不长。朱翊钧一死，皇宫中的戏曲演出大不如前了。到崇祯后期，思宗朱由检被内忧外患搞得焦头烂额，哪还有心气儿看戏！根据他的重要指示，宫中的娱乐活动，差不多都停止了。钟鼓司的戏班子不能演戏，基本上处于在职进修状态。但是，“打稻戏”和“大傩”，不在禁止之例，仍然按照祖制，定期演出。
大概是为了不忘太祖朱元璋“熟悉稼穑”的教导，每年秋收季节，宫中都要演“打稻戏”；与其说是娱乐活动，还不如说是项“政治任务”。届时，钟鼓司的太监们，有的扮作农夫村妇，收割，贮运，打场；有的扮演“财主”，带着家丁收租；有的饰演官吏，在衙役陪同下收税……唱念作打，诸艺纷呈；争争吵吵，“纠纷”不断。思宗朱由检基本上每场都看。
严格地说，岁尾上演的“大傩”，是一种传统的驱鬼逐邪的活动。古人认为，当冬去春来之时，妖魔鬼怪最易兴风作浪，必须发动群众，给予毁灭性的打击，以保新岁平安。这种看法有一定的道理。在乍暖还寒、冷热变幻无常的季节，人们确实容易患病。在科学技术不发达的年代，把发生一切灾难的责任，一古脑地推到鬼怪头上，是可以理解的。
早在汉代，皇宫里就已经把“大傩”规范化，制度化。明宫一直沿袭这一风俗，一整就是一天，彩旗飘舞，鼓乐大作，非常热闹。宫里人都把“大傩”当戏看。届时，魑魅魍魉，怪兽异禽，天兵神将，现役军人，朝廷命官，纷纷“出将入相”，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齐备；有说有唱，又蹦又跳，“群魔乱舞”；最终，“正义的力量”把牛鬼蛇神，统统赶出皇宫，“埋在地下”，再踏上千万只脚，让它们永世不得翻身！
可是，这些邪恶势力像冬天的大葱，根枯叶烂心不死。到第二年，它们居然又“翻身”了。于是，皇宫还得上演“大傩”。很显然，这样场面宏大、演员众多的武打戏，没有锦衣卫禁军官兵的参与，钟鼓司是不能完成任务的。
清代帝后，大多数对戏剧有浓厚的兴趣，重视宫中文艺队伍的建设和人才的培养。有的皇帝即使抑制宫中的戏剧演出，那也是出于某些“政治”方面的考虑，并不说明皇帝本人不喜欢看戏，或者在戏剧方面是“门外汉”。
漱芳斋戏台康熙皇帝玄烨对曲调和剧本都有深入的研究和独到的见地。乾隆皇帝弘历不仅对戏曲有深刻的了解，而且特别注重“一剧之根本”，强调抓好剧本创作这个环节。他写过几部大戏，偶尔还吼两嗓子，露一露“峥嵘”。他还算谦虚，未把自己编的戏称为“样板”。弘历既欣赏刑部尚书兼领乐部的张照的酒量，又十分待见他的文采。在戏剧创作方面，这一对君臣似乎有说不完的话题，很谈得来。张照为皇上搜寻酿酒秘方，也奉旨撰写了不少曲本。
咸丰皇帝奕和慈禧太后这两口子，都是戏迷。奕临死前两天，还“泡在剧场里”。史料记述，奕沉沦于酒色，“身体久虚，遇坛庙大祀，常因腿软恐登降失仪，遣奕恭代”。咸丰十一年夏天，奕逃到承德避暑山庄避难，已患“吐血之症”。虽然病弱不堪，但是看戏这种事儿，是绝对不能让别人代替的。从六月初到七月中旬，除了庆典、节令应承戏，奕和后妃们，还有十多天在看戏。七月十六日午后，奕晕厥，醒后渐入弥留，十七日晨，死在“烟波致爽”殿西暖阁。至于圆明园么，谁爱烧谁就烧去吧，他也不管了。可怜的奕，刚过而立之年，就抛下妻子儿女，抱恨而去。他纯粹是累的啊！
第七部分第十五章 戏中乾坤日月长（2）
慈禧太后有些文学功底，对戏文比较挑剔，偶尔也“舞文弄墨”，编个小戏什么的。慈禧不如江青本事大，没鼓捣出“样板戏”来。她特别爱听戏，尤其喜欢昆曲；还爱穿戏装，经常对唱戏的太监“不吝赐教”。每次听戏，她总是用手指敲打椅子扶手，“合拍儿”；台上稍一有误，立刻就能觉察出来。因此，无论是宫外的“大腕”，还是宫内的“本家”，伺候老佛爷都如履薄冰，生怕她“挑眼”。不过，真要唱出彩儿了，那就重重有赏。“本家儿”中的“台柱子”，待遇都很高，每人每月有数两银子的“津贴”，一年供应一百四十石米。而一般“演员”，只有“月银”没有“口粮”。
慈禧太后对名角儿的脾气秉性都有非同一般的了解和认识。她常对人说：别瞧那伙人见多识广，其实最保守。唱词也好，念白也罢，一板一眼，一举手一投足，都循规蹈矩，师父怎么教的，他就怎么演，还原原本本地传给徒弟。太后还说：唱戏的最迷信，尤其是唱关公戏的；甭管平日多么调皮，多么诙谐，一演关公戏，马上一本正经起来，一句玩笑话也不敢说，上台前后都恭恭敬敬地给关老爷烧香，上供，磕头……
正因为老佛爷有这样的“长处”，后宫佳丽、王爷福晋，还有命妇们，都从心眼儿里往外打怵陪她看戏。开演前，老佛爷就罗嗦个没完，讲解剧情，介绍演员，五百年前的陈芝麻，三百年后的烂谷子，不厌其烦地抖落，一时半会儿刹不住车。演出时，她的嘴也不闲着，品头评足，显摆自己博学，而且越上年纪越厉害，特别讨人嫌！
处在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这两座“阴山”背后，皇后叶赫那拉氏实在难以发挥“光和热”。等到这两座大山轰然倒塌，成了“隆裕太后”的她，终于有了“翻身道情”的机会。皇宫中唱戏的锣鼓点儿，敲得那个欢实劲儿，有增无减；演出的剧目，由迎合慈禧太后，改为迎合隆裕太后了。
在皇室的影响下，清末，“八旗子弟”纷纷玩票儿，以办堂会、逛戏园子、傍大腕儿为荣。实行“共和”后，剪了辫子、丢了“铁饭碗”的八旗票友，不少人干脆就“下海”了。
清初，沿用明代的文艺行政管理机构。顺治十六年，裁减太监衙门，演员们跟着吃“瓜落儿”；最先下岗的，是一批“女乐”。康熙年间，设置“南府”，拼凑太监戏班子，“女乐”也跟着杀了回马枪。乾隆年间，弘历大力扩充南府，选派大批太监学唱戏，人数多达近两千。南府进入了鼎盛时期。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