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逮夫好攻伐之君又饰其说以非子墨子曰：“以攻伐之为不义，非利物欤？昔者禹征有苗，汤伐桀，武王伐纣，此皆立为圣王，是何故也？”
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类，未明其故者也。彼非所谓攻，谓诛也。”
就这样只要换一个名词或口号，那征伐便又成为“圣王”的事了。我们不必攻讦墨子的自相矛盾，因为他的理论应该是这样的。你既承认着私产，当然没有方法禁盗。你既承认着国界，当然也没有方法止攻。问题只是义战与非义战的不同，墨子所谓“诛”大约就是义战，所谓“攻”就是非义战吧。但主张攻伐的人谁个又肯承认他自己是非义战呢？吊民伐罪，大家都能够振振有辞，德寇之攻苏联，日寇之攻中国，不是都有一番大理论做口实的吗？墨子的“非攻”只是在替侵略者制造和平攻势的烟幕而已。
由“非攻”更演进而为“无斗”，那更等于是剥夺了被侵略者的武器。《耕柱篇》里面有下列一段话：
子夏之徒问于子墨子曰：“君子有斗乎？”子墨子曰：“君子无斗。”子夏之徒曰：“狗豨犹有斗，恶有士而无斗矣！”子墨子曰：“伤矣哉，言则称于汤文，行则譬于狗豨，伤矣哉！”
人总是人，受人非法的侮辱，争取应享的权利，当然要斗，汤武不是也还在“诛”吗？我真不知道何以会“伤”得起来。在这儿且再引一段故事：
鲁君谓子墨子曰：“吾恐齐之攻我也，可救乎？”子墨子曰：“可。……愿主君之上者尊天事鬼，下者爱利百姓，厚为皮币，卑辞令，亟遍礼四邻诸侯，国而以事齐，患可救也。非此，顾无可为者。”（《鲁问》）
这简直可以说是无条件的投降主义！“非攻”而走到这样的极端，不正是鼓励强暴者的攻伐吗？
第七，怎么说他名虽非命而实皈命？
墨子的主张最能引起现代人同情的可以说就是他的“非命”。他的“非命”是对抗儒家学说而发的，但是儒家主张有命说的本意和墨子所非难的却正相反对。儒家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那是教人藐视权威而浮云富贵。生命的修短作为自有定数，并不有意求长，也不存心怕短，因此世俗的生杀之权也就不足以威胁一个人的意志。富贵视为傥来之物，并不有意求荣，也不存心避辱，因此世俗的予夺之权也就不足以左右一个人的出处。在这样的信念之下，一个人可以保持着他自我的尊严，可以自由自在地“杀身成仁”而“舍生取义”，可以自由自在地不淫于富贵，不移于贫贱，不屈于威武。试以孔子的态度为证吧。
天生德于予，桓其如予何？（《论语·述而》）
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同上《子罕》）
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同上《宪问》）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同上《里仁》）
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同上《述而》）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同上《述而》）
第五部分：墨子的思想墨子的思想（4）
这些就是“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解释。儒家的“天”是自然界中的理法，所谓“命”有时是指必然性，有时是指偶然性。死生富贵都听其自然，不必多作忧惧，这正是教人努力的教条，何尝是教人懈怠呢？
但有命说一失掉了本意便会流而为宿命论，使人懈怠而不自奋勉，也正是它的流弊。墨子抓着了这一点而加以反对，是他具有着会找寻敌人弱点的聪明。然而墨子的“非命”论其实也就是宗教式的皈依，这却为一般人所不曾注意。一般人的见解以为他的“非命”和尊天明鬼不相合拍，其实正因为他尊天明鬼，所以他才“非命”。他是不愿在上帝鬼神的权威之外还要认定有什么必然性或偶然性的支配。在他看来上帝鬼神是有生杀予夺之权的，王公大人也是有生杀予夺之权的，王公大人便是人间世的上帝鬼神的代理。王公大人可以生你，可以死你，死生你不能说有命。王公大人可以富你，可以贵你，富贵你不能说在天。便是王公大人也不能相信命，因为上帝鬼神可以生你，可以死你，也可以富你，可以贵你。“非命”就是叫人要对于无形的权威彻底的皈依，对于有形的权威彻底的服从。在自己的职分上强力不怠，那你就可以获寿获福，得富得贵。这真可以说是“死生无命，富贵在王”。假使让王者来说的话，那就“富贵在我”了。这样会引出什么样的结果呢？和现代人所期待的会正相反，他可以使人贪生怕死而患得患失。后世帝王如秦皇、汉武之企图长生，应该也就是由这种“非命”论导演出来的。
以上是我所见到的墨子思想的反动性，二十年前我曾经作过的结论，至今还是感觉着正确。
墨子这位大师，我们如能以希伯来的眼光批评，尽可以说他是中国的马丁路德，乃至耶稣；然我们如以希腊的眼光来批评他时，他不过是一位顽梗的守旧派，反抗时代精神的复辟派罢了。
我并不怕别人替我“着急”，我也不想替别人“着急”，就再隔二十年，我的这种见解才能得到承认，我也并不感觉得太迟。因为我并不相信墨子的思想真正会在中国“复活”。
大凡一种有神的宗教，在其思想根据上一般都很浅薄，唯其浅薄，所以易于接受。而倡导这种宗教的人每每有一种特异的人格，一般人对于这人格的特异性发生景仰，因此也就放过了他的思想的浅薄性。墨子正是一位特异人格的所有者，他诚心救世是毫无疑问的。虽然他在救世的方法上有问题，但他那“摩顶放踵，枯槁不舍”的精神，弟子们的“赴火蹈刃，死不旋踵”的态度，是充分足以感动人的。就是这样被人感佩，所以他的思想真象一股风一样，一时之间布满了天下，而且虽然被冷落了二千年，就到现在也依然有人极端的服膺。墨子是一位绝好的教祖，和耶稣、穆罕麦德比较起来，实在是毫无逊色的。你看：
有力者疾以助人，
有财者勉以分人，
有道者劝以教人。（《尚贤下》）
这是多么好的教条呀！然而问题却在他的“道”上。假使这“道”有问题，那么愈是“劝以教人”，便愈是导人入于迷惘。甚至愈是“勉以分人”的“财”，愈是“疾以助人”的“力”，都是用到错误的地方去了。近时的纳粹法西斯者流，不是同样有这种精神吗？他们完全把人机械化了，真是有那样的大本领，一口气便可以叫数十百万的狂信徒“赴火蹈刃，死不旋踵”。人是感情的动物，头脑愈简单，愈是容易受暗示，受宣传，因而墨家的殉道精神，在我看来，倒并不是怎样值得夸耀的什么光荣的传统。
墨家又为什么很快地，也象一股风一样就消灭了呢，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照史实看来，墨家在秦以前并不曾象儒家那样屡受挫折。就在秦时我们也只听见“坑儒”，而没有听见“坑墨”的话。然而墨家在汉初便已经消声匿迹了。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在这儿也有各种不同的见解。庄子以为“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天下》）。王充以为“虽得愚民之欲，不合智者之心”（《论衡·薄葬》）。近人胡适则以为主要“由于儒家的反对”与“遭政客的猜忌”（《中国哲学史》）。我觉得都没有说到实际，尤其是胡适的说法相差得天远。因为儒家固曾反对过墨家，墨家又何尝没有反对儒家？象墨子的《非儒篇》，捏造些莫须有的事实来对孔子作人身攻击，那比孟荀的反对墨家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然而儒家不见被他骂倒。且等汉武帝时儒家开始走运的时候，墨家是已经老早消灭了的。因此这冤家不能算在儒家的账上。至于说到“遭政客的反对”更是莫须有的事。《韩非子·五蠹篇》虽曾反对墨家，但亦更猛烈地反对了儒家。《管子》非墨亦非儒，《晏子春秋》则尽了袒墨的能事。此外更不知道有哪一位“政客”猜忌过墨家。
在我看来，墨学的失传倒是由于自己瓦解。第一是由于墨家后学多数逃入了儒家、道家而失掉了墨子的精神，第二是由于墨家后学过分接近了王公大人而失掉了人民大众的基础。
何以见得墨家后学多数逃入了儒家、道家呢？这在《墨子》书中便可以取证。第一篇的《亲士》就是摘取儒家、道家的理念而成，第二篇《修身》，更完全是儒家的口吻。《经上》、《经下》，《说上》、《说下》，《大取》、《小取》诸篇是受了名家的影响，但名家是发源于道家的。象这样拜借别人的衣钵，把墨子的本来是“不文”“不辩”的主张粉饰了起来，那么何须乎还要你墨子呢？理论系统比较更完整的儒家、道家具在，因而墨家便被同化了一大半。
何以见得墨家后学过分接近了王公大人呢？这儿且把两段故事先引在下边。
墨者钜子孟胜，善荆之阳城君。阳城君令守于国，毁璜以为符。约曰：“符合，听之。”荆王薨，群臣攻吴起，兵于丧所，阳城君与焉。荆罪之，阳城君走，荆收其国。孟胜曰：“受人之国，与之有符，今不见符，而力不能禁。不能死，不可。”其弟子徐弱谏孟胜曰：“死而有益阳城君，死之可矣。无益也，而绝墨者于世，不可。”孟胜曰：“不然，吾于阳城君也，非师则友也，非友则臣也。不死，自今以来，求严师必不于墨者矣，求贤友必不于墨者矣，求良臣必不于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义，而继其业者也。我将属钜子于宋之田襄子。田襄子，贤者也，何患墨者之绝世也？”徐弱曰：“若夫子言，弱请先死以除路。”还殁头于孟胜前。因使二人传钜子于田襄子。孟胜死，弟子死之者百八十三人。二人已致令于田襄子，欲反死孟胜于荆。田襄子止之曰：“孟子已传钜子于我矣。”不听。遂反死之。（《吕氏春秋·上德》）
第五部分：墨子的思想墨子的思想（5）
墨者有钜子腹，居秦。其子杀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长矣，非有他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诛矣。先生之以此听寡人也。”腹对曰：“墨者之法曰，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此所以禁杀伤人也。夫禁杀伤人者，天下之大义也，王虽为之赐而令吏弗诛，腹不可不行墨者之法。”不许惠王而遂杀之。（《吕氏春秋·去私》）
就孟胜的故事来看，事情真是壮烈，确确实实是实践了墨子的主张：“君有难则死”，而表现了“赴火蹈刃，死不旋踵”的精神。但这样的殉死不正是奴隶道德吗？而且所死的阳城君是为攻杀一国的大臣而犯了国法的人，墨者之群为什么只以私谊死而忘记了“上同”的大义呢？更值得讨论的是吴起的被攻杀。吴起在当时是革命的政治家，他辅相楚悼王“损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因而遭了“贵戚”的众怒，而被“宗室大臣”射死了。可见射死吴起的“宗室大臣”或“贵戚”都是一些反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