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期刊在八十年代初期的飞速发展，以及当时这些期刊本身所具有的优势，使《故事会》感到了一种竞争的压力。
但是，《故事会》并未因此乱了自己的阵脚，几年的市场争夺战后，人们惊奇地发现，《故事会》这个“小兄弟”竟将那些“老大哥”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1996年6月2日出版的《中国青年报·星期刊》在头版头条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面对市场冲击，文学的坐标发生偏移，如今——故事夺走小说的天下》，文章称“中国文坛已经进入故事时代”。
1996年6月13日出版的《文学报》，在四版以整版的篇幅刊登了一篇特稿，题目叫《小说与故事，谁主沉浮？》，编者在开篇时写到：“现今，读故事的人远远超过读小说的人，已是不争的事实，如何看待这一现象，见仁见智、各有持重……面对近年来在市场冲击之下出现的纯文学小说的萧条萎缩之势，文化界的思考已趋向冷静和理智，现在也许到了纯文学应该以平等、而不是居高临下的态度来看待通俗小说及故事的时候了。”
在这个栏目下，任一鸣先生发表了一篇题为《“雅”“俗”相与析》的文章，对市场竞争中出现的这种现象进行了分析：“以时下风头正健的《故事会》为例……它们在内容上却更贴近生活，语言简明而平实，情感质朴而真诚，凭借较强的可读性和趣味性吸引了广大读者，而这些难道不是纯文学起码应具备的要素吗？”
作为博士生导师的黄霖先生，在他那篇《有故事才有小说 》的文章中，更是从中国小说史的角度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一部中国古代的小说史就是证明了有故事才有小说，小说正是出于故事之中，很难想像那些不能写故事或者不想写故事的作家能写出好小说。”
专家们的阐述已经将一切都说得十分明白了！
另一场更加汹涌的“洪水”，便是如狂涛般涌来的通俗文学。
通俗文学乃至各种通俗期刊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前后，真如同一头怪兽，一夜之间便覆盖了几乎整个中国的期刊市场，迅速地占领了“制高点”，取得了“统治地位”。
在这场中国期刊市场的较量中，首先被击败得一塌糊涂的便是那些自命清高的“纯”文学期刊。
这种失败有外部的原因，但更有其内部的因素。因为到了八十年代中期，这些文学期刊在外来各种文学思潮的影响下，开始逐渐偏离了中国老百姓几千年来的审美习惯和阅读意识，转向了对各种外来流派的介绍、欣赏与模仿，当然也不乏创新之作。但是，这种自称为“先锋”的自我的东西，逐渐地取代了那些反映人民大众心灵呼唤的作品，这确是一个已被证明了的事实。
我在上面所引用过的任一鸣先生的文章，是这样阐述这种“失败”原因的：“再来看纯文学，一些作家充分体验了文学解禁以来自由写作的潇洒，以至于潇洒到今日连读者都快‘潇洒’掉了，在自我意识的膨胀和写作技巧上的矫揉造作中越走越远，成了无根无基飘荡在空中的幽灵，失去了现实生活的肥沃土壤，失去了广大读者浑厚的‘合声’……”
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这时读者对文学期刊的“温度”由“沸点”开始迅速“降温”，发行量顷刻之间“飞流直下三千尺”，一度火暴的文学期刊立刻变成了“孤帆远影”，无奈地漂浮在中国期刊长河的尽头。
“纯”文学期刊强大的阵营在通俗文学期刊毫不留情的冲击下，真是不堪一击，很快就从中国期刊的主流被挤到了边缘，以后虽然经过多次挣扎，但到了迈进新世纪的门槛之时，仍然还是“无力回天”。
《故事会》的编辑们冷静地观察着这种“几家欢乐几家愁”的现象，思考着自己期刊的出路。
如果说《故事会》在第一轮与文学期刊分割市场的竞争中，依靠其独特的优势取得了良好的生存与发展空间的话，那么，这次与通俗文学及其各种期刊的市场争夺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随着这股“洪水”的冲击，中国期刊界新一轮的竞争与淘汰随之开始。
这种淘汰是排山倒海的，是残酷无情的。
一些过去发行量与《故事会》并驾齐驱，达到过月发行量几百万册的刊物，开始成千上万乃至几十万几百万的下跌，一大批曾经红极一时的刊物，完全无力抵挡这股猛兽般的“洪水”，开始在这轮竞争中沮丧地退出了第一阵营。
本来，《故事会》在开办时就定位为是一本“供群众阅读的通俗读物”。可是，就如同在“纯”文学期刊走红时一样，通俗文学及其期刊也不认这个“小兄弟”，说《故事会》太高雅，根本就不够“通俗”，没有通俗的“味”。
这一下，刚刚成长起来的《故事会》成了无人认领的“孩子”——“通俗”不承认，“纯”的又排斥。
你能有这样的“血缘”吗？充斥着美人头、凶杀案、黑社会老大、妓女、侠客等等大红大绿的封面。
你能有这样的“遗传基因”吗？月黑风高、飞檐走壁、杀人灭口、血溅红楼等等令人心惊胆战的文字。
没有办法，别人要做“亲子鉴定”。
许多刊物在这股大浪的冲击下完全失去了自我。
《故事会》的编辑们在思索中，将目光自然地移向了刊物的主编。
其实，何承伟根本就不愿意让自己办的刊物去与别的刊物“攀亲”。如果这样做，这说明主编无能，是一本刊物的主编缺乏独特见解，对自己领导的刊物缺乏信心的表现。
何承伟坚持要让《故事会》保持其独立的“人格”！
这种独立的“人格”是什么呢？
何承伟此时虽然仍是“我们社（上海文艺出版社）里的年轻人”，经常被出版社的同志们称为“小何”，但已具有了十多年的办刊经验。他“冷眼向洋”，看着期刊界的新一轮竞争，同时又把握住自己刊物的方向，决不随波逐流。他认为《故事会》是一本启迪人们灵魂深处最美好情感的杂志，是一本教人如何做人的刊物，这个基本的办刊原则任何时候都不能变。面对这种期刊界群雄逐鹿的局面，关心着形势的变化，坚持在自身的特色上下功夫，这便是一本有生命力的期刊一种独立的“人格”。
这就是何承伟所坚持的刊物的独立思想。
只有独立的思想才能保持一本刊物的高尚品位，这种清醒的认识，在当时的通俗文学大潮中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别说像《故事会》这种一开始就定位为“通俗读物”的刊物，很容易就跟着卷入这种“通俗”的潮流，就连很多一直都被认为“高雅”而有特色的期刊，最后也未能经受得了这种冲击，跟着泥沙俱下的“通俗”“洪水”，最后失去了读者，只好关门停刊。
浮躁是办刊的最大敌人！
何承伟组织编辑们认真地分析形势后，决定蹚着“洪水”走自己的路。
也就是在各种期刊竞争最激烈、《故事会》发行出现下滑的1986年1月，《故事会》在这期刊物的版权页上，首次打出了全体编辑人员的名字：
主编：何承伟
副主编：吴复新
编辑：顾乃晴、苏菊珍、陈中朝、鲍放、徐小芬
到了这年的第二期，编辑又增加了“言永祥、李宝强”。
到了这年的第七期，一个年轻人走进了编辑部，于是在这期刊物的编辑后面又增加了一个新人的名字：冯杰。
《故事会》调整队伍，充实阵营，在中国期刊新一轮的淘汰赛中奋力向前。
谁笑在最后，谁才是胜利者！
第二章第一次挑战 （2）
2．保留住一块绿洲
《故事会》的编辑们重新审视了最近几年来的工作，审视的结果大家都认为，刊物在进入到1986年后，虽然发行上出现了暂时的下降，但这只是一时的，因为通俗文学及其期刊出现的火爆形势是一种历史的偶然，但绝不是历史的必然。
国门初开，外部的各种思想不可避免地会涌进来，人们在“文化革命”中被禁锢多年的头脑，也有一个渴盼了解更多过去难以了解的信息和生活的要求。在“文化革命”中报刊上看到的都是“形势大好，而且越来越好”，现在人们需要看到事物的另一个方面，通俗文学正好在这个时候，适应了人们的这种心理，这就如同在此之前的“伤痕文学”引起人们一定的阅读兴趣一样，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当这一阵“洪水”过后，人们冷静地思索自己的阅读之时，就会发现那种阅读是何等的肤浅，当他们再来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时，就会发现在“洪水”中还保留着的那一块“绿洲”，这是一块心灵中的圣地，人们一定会更加珍惜。
这一分析应该是得力于何承伟所时刻抓紧的对故事理论的学习与研讨。
自从1979年9月那次《故事会》发展史上著名的座谈会之后，几乎是每一年，编辑部都要组织一次或几次这样的故事理论研讨会，并用以指导办刊和创作。他们定下了保留“绿洲”的各种办法。
让我们先来读一则在这块“绿洲”上所“生长”出来的作品，这篇作品与通俗文学上所发表的作品相比，真是另一番风景。
这篇故事名叫《小村长》，是由辽宁省特级劳动模范张功升讲述，江西的故事作者肖士太经过记录整理后发表的。
故事说的是有一位红军战士名叫李坚，有一次带着二十几名小战士和女同志转移，一连经过几个村子都没有找到一个人。奇怪的是，他们每到一个地方，总感到身后有人在跟踪。在这敌我斗争十分残酷的情况下，李坚立刻警惕起来。他走着走着，突然一个急转身：原来跟踪自己的是一个十二岁的小孩子，便问道：“你是……”那小孩没有正面回答他的话，反而问他：“你们找谁？”李坚说：“我们找村长。”小孩又问：“你是什么人？有证明吗？”“这……”李坚看看小孩，便拿出了证明。
那小孩接过证明，看了看，还给李坚说：“有什么事吗？”李坚想：哪能没事呀，可跟你这个小孩子说又顶什么用呢？便说：“我想找你们村长。”没想到那小孩竟说：“我就是。”李坚怀疑地说：“小朋友，难道……”谁知那小孩没等他说完，就打断他的话说：“你需要什么，就跟我说吧。”李坚只得告诉小孩，他们一行二十多人奉命转移，想在此找个吃饭睡觉的地方；另外六位女同志的鞋都张着嘴了，还想找六双鞋子。这小村长听后说了声“跟我来”，这二十几个大人就服服帖帖地跟着这个小孩走了。这一夜，李坚怎么也不敢睡着，他总是警觉地听着外面的动静，心中不停地问着：一个小孩子，怎么能当上村长呀？这里真正的村长又到哪里去了呢？
第二天天刚亮，李坚刚一出门，就看见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