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发表的可是夏元寿在编辑的指导下，对自己作品进行的第十四次修改稿啊！
这篇故事发表时只有几千字，可他修改的底稿竟达十万字之多！
夏元寿的本职工作很忙，在长达六年的修改时间里，他几乎都是在更深夜静、妻儿老小都已入睡之后，靠着自己的惊人毅力拼出来的。在这几年对于这篇稿子的修改中，编辑们不动声色地将那些因为一时冲动而写故事的“激情”一一磨去，而把一名故事作者所必须具备的韧性与刻苦给予了他，一个未来来的故事作家，就这样在《故事会》编辑部热情而严格的扶持下成长起来了。
不久，夏元寿接连在《故事会》上发表了《未婚父母》《真叫冤枉》《她有一个条件》《眼泪疗法》等一系列故事作品，很快成了《故事会》的骨干作者，后来又被聘为这本刊物的特约编辑，担负起进一步提高刊物质量，培养故事新人的重担。
夏元寿的故事大都构思奇特，以反映工厂生活为主，同时兼顾到市民生活的题材，语言、内容、人物、环境都充满着都市气息，幽默而风趣，往往在嬉闹戏谑中体现比较深刻的主题，令读者在欢笑中有回味，耐思索，受启迪。
1996年1月，上海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了二十万字的《夏元寿故事集》，收录了他自1983年以来在《故事会》上发表的三十四篇作品。不久，夏元寿又涉足电视领域，为电视台一口气写了十几个电视短剧。
当谈到《故事会》编辑部是如何下功夫培养这支“子弟兵”队伍时，夏元寿不无感慨地说：“要是当年《故事会》的编辑们把我那篇不成形的作品，像有的不负责任的杂志一样地扔进纸篓里，那就不会有我的今天了！”
这句平淡的话语里，包含着一个作者对于编辑多么深厚的情感啊！
“反革命”能写故事吗？
为什么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呢？
原来，《故事会》复刊不久，编辑组想编发一组有关革命战争题材的故事，准备请一部分曾经写过故事，并对故事有一定研究的作者参加写作，最后大家决定请黄宣林参加。
黄宣林在《故事会》创办之前就曾从事故事讲述工作，后一直在工人俱乐部从事故事创作的组织和辅导，并发表过大量的故事作品，是《故事会》的一名骨干作者，让他来创作这样题材的故事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可是，黄宣林因为为人耿直，又能讲故事，“文化革命”中不知怎么竟成了“反革命”，被列为“内控对象”，直到那时还没有给他“平反”的迹象。这时候，一些昔日的朋友，见了他都躲避不及，而当时的《故事会》编辑组却要在这个时候去请他出来写故事，那也是要担风险的。
老编辑钱舜娟是一个正直热情的人，她认为培养一个故事作者不容易，作为编辑组，不能轻易地就将这样的作者给“扔”了，这对于刊物的发展和作者队伍的建设都是不利的。更何况像黄宣林这样写过许多革命故事的作者，怎么看也不像是一个“反革命”。
钱舜娟来到黄宣林的单位联系，结果被挡了回去。理由就是：“‘反革命’能写故事吗？”
为了不让一位有前途的故事作者，在这种极“左”思潮的影响下，被无辜地打下去。钱舜娟又跑到市委宣传部，开了介绍信，再次来到黄宣林的单位。
就这样，老编辑钱舜娟冒着当时的政治风险，将“反革命”黄宣林“借”了出来，让他在这种高压的政治气候下，仍然坚持自己喜爱的故事创作。
为了让黄宣林体验生活，掌握素材，钱舜娟带着这个“借”出来的“反革命”，从上海来到南京，找到江苏省军区的领导，再通过省军区的介绍来到江苏海安，在这里对当年参加过黄桥大战的老战士和当地群众进行采访，搜集故事素材。
这时的黄宣林从心眼里感激《故事会》的编辑，感谢他们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伸出的有力之手，使自己能够从政治旋涡中解脱出来，潜心从事自己喜爱的故事创作。这段时间里，他跟着钱舜娟下田间，进茅屋，不辞辛苦地采访，晚上回来，常常是一个人“老老实实”地写到深夜，很快就写出了故事《黄桥之战》……
当我在上海的一栋公寓楼里找到黄宣林的时候，他正在电脑前“敲打”他的“故事”。一说起《故事会》就显得很激动。谈起这本刊物四十年来所走过的历程，特别是对于建设“子弟兵”的情况，他都如数家珍。直到暮色将近，仍然意犹未尽。从他滔滔不绝的谈话中可以看得出来，他是很爱这本刊物的，他说：“当年何承伟听说我有一个好故事，就从城里专门跑到杨树浦的第十二棉纺厂来，听完后又与我共同研究，如何将这个故事写得更好。说句心里话，自从有了《故事会》，才真正地给口头流传的这种文学形式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培养“子弟兵”，编辑部必须有胆有识的才行。
有什么样的作者队伍，就会办出什么样的刊物。
要办一本高质量的刊物，没有一批高质量的作者，那也只能是一句空话。
第三章培养“子弟兵” （5）
1985年，还是那个“反革命”黄宣林，写出了一篇名叫《服服帖帖》的故事，在发稿时竟引起了争议。
故事说的是有一家工厂，共有一百零八名职工，其中有八名是共产党员。不久，这家工厂倒闭了。一位决定承包这家工厂的人，他要了一百个职工，惟独不要那八名党员。理由很简单，这家工厂过去是你们八个党员一手办起来的，但又是你们几个人把这家工厂给搞垮了，原因是你们已经腐败了，因此不能要你们。后来这八名党员联合起来，自己出资办了一个商店，精打细算，严格管理，很快就赢利。事实再一次教育了大家，后来这位承包人又将这八名党员请了回去。对他们在企业里所起的带头作用的确是“服服帖帖”。
故事引发的争议是很明显的。
这样的作品发了后会不会给《故事会》带来麻烦？
《故事会》历来的风格就是贴近群众生活，不去靠那些所谓的“热点”、“焦点”吸引读者。这样的一篇故事发表了，叫不叫跟“热点”、“焦点”呢？会不会产生副作用呢？但是，如果作者写了一篇反映现实生活的好故事不能发表，不但对鼓励作者写出好的作品是一种“无言的打击”，同时对于提高刊物质量也是很不利的。
稿子送到主编那里，何承伟看后同意发表。
1985年第二期《故事会》发表了黄宣林的这篇作品，立刻在社会上引起反响，故事不但在很多企业和群众中传讲开来，同时《华侨报》很快又进行了转载。黄宣林原来是怕不能发表的，结果不但发表了，同时还产生了反响，编辑的胆识给他的创作以极大的鼓励，从此他更加深入到实际的生活中去，写出了很多贴近生活，贴近现实的优秀故事。
张道余、蒋桂福、陈文彩都是《故事会》创刊初期，就在上面发表过作品的老作者，也是《故事会》老一代的“子弟兵”。
他们都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几经磨炼之后，对故事的创作已相当熟悉，写出的故事也生动，用不着像当年培养《母女会》的作者吕燕华那样，由编辑住到家里，手把手地教写作，一个一个地改错字。也用不着像夏元寿初期那样，一点一点地开始起步。老编辑顾乃晴、钱舜娟认为，必须让他们的故事到群众中去讲述。
这是《故事会》从开始就形成的传统，故事一定得先到群众中去讲述，要求故事作者既要能写故事，又要能讲故事。
这可难住了几个“秀才”，因为他们虽然熟悉新故事的形式，又长期生活在基层，熟悉群众的语言，但是却不善于讲故事。
怎么办？总不能赶着鸭子上架吧。
像吴文昶、黄宣林那样既能写、又能讲的作者当然很好，但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各人有各人的个性和特长，怎么能统统都一样呢？如果都这样一个条件，一个模式，那不是会使很多优秀的故事作者被“流失”掉吗？为了培养作者，也为了使他们的故事更加精彩，顾乃晴、钱舜娟等几位编辑，就采取了 “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即在他们写出初稿之后，顾乃晴、钱舜娟等编辑就乘长途汽车赶往他们所在的郊县，在乡村昏暗的灯光下看完初稿，提出一些意见让他们修改。
稿子改完之后，两位编辑就让他们去请来乡村中善于讲故事的故事员，再召集一些当地爱听故事的群众，让故事员将这些故事讲给群众听。
当故事员在上面讲的时候，编辑和几位作者都坐在下面听，他们都如同赶考一样的紧张，总是不停地观察听众的反应，得到听众对这些故事的直接反响。故事员的口述，往往更丰富了故事的细节和口头语言，编辑和作者很自然地将丰富了的部分吸收进作品里。故事结束后，编辑又根据听众提出的不同意见，请作者再次对自己的作品进行修改，使其更加完美。
就这样，另一种类型的作者队伍建立起来了，他们埋头创作，然后又静静地坐在那里，听别人讲自己写的故事，从中获得更加丰富的营养，使自己的作品越加生动、有趣和成熟。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在编辑的指导和群众的帮助下，先后创作了《两个稻穗头》《一只鸡》《老队长迎亲》《说嘴媒人》等一大批脍炙人口的作品，为《故事会》创造了一段辉煌的历史。
波浪翻滚的江面上，一只木排正犁开千顷碧浪，如同一支离弦之箭飞冲向前。雄壮粗犷的放排号子从放排工人们的口中喊出，惊得山鹰在两岸不停地盘旋……
这是庄良勤在上海工人文化宫的故事演讲中所描绘的一段情景。
庄良勤所讲的故事名叫《闯滩》，说的是一群放排工人，进入烟波浩渺的洞庭湖前，在青龙滩与狂风恶浪搏斗的故事。由于场面新奇，环境独特，故事生动，对于久居都市的上海听众尤其具有吸引力。因此他被邀请到上海各地前后一共讲了四百多场，听众几乎是场场爆满。
后来，庄良勤又被推荐进京，参加全国部分省市的故事调演。这个生动的故事，在首都的演讲中再次获得成功。
有一天，突然有两个人找到庄良勤。他们自我介绍说是《革命故事会》的编辑，男的名叫顾伦，女的名叫钱舜娟。他们说听了《闯滩》这个故事，认为很生动，想将他创作的原稿带回去在刊物上发表，让全国更多的“故事迷”能够读到这个故事。
庄良勤是当时物资局下面木材公司的一名职工，从十七岁开始就在外面的江河上闯荡，对于放排工人的生活十分熟悉。可是，这位故事讲得很生动的人，却不太会动笔。他不好意思地对两位编辑说，他没有稿子，手头只有一个乱七八糟的草稿。
两位编辑有些不太相信，讲得如此生动的一个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