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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吴伦在经过了两年多的“摔打”之后，故事创作逐渐摆脱困境，走向了成功之路。
1983年到1984年，是吴伦创作的暴发期，在这两年的时间里，几乎每一期的《故事会》上都有他的作品，他成了读者最受欢迎的故事作者之一。
为了培养故事作者，《故事会》编辑部决定为在全国故事创作中有影响的作者出书，而这套故事丛书的第一个被确定的作者就是吴伦。
经过数不清的失败之后，吴伦终于成功了。《吴伦故事集》出版不久，在1986年，他被《故事会》聘为首批特约编辑。这个“小字辈”的故事作者，开始帮助编辑部看稿子，修改作者的作品，接触编辑工作。
1988年，吴伦正式调入《故事会》担任编辑。在经过近九年的编辑工作锻炼之后，1997年，吴伦被聘为《故事会》副主编，成了这本刊物的“管家”。
由于吴伦是在编辑部的培养下，靠着自己的勤奋和努力，从基层写出来的副主编，他除了对故事创作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之外，特别是对于业余作者在创作上的艰辛，更是体会深刻。因此，在处理来稿时，他就经常会站在作者的角度去思考，只要作者的作品有一点闪光的地方，他都会写信去给以鼓励。有时为了一篇来稿，他会不断地与作者联系，耐心地提出意见，帮助作者修改，使其能够达到在刊物上发表的水平。他认为，作为一名编辑，如果因为自己的工作疏忽而埋没了一篇好稿，那简直就是一种职业犯罪。
吴伦无疑是一位写故事的好手，如果发展下去，也许会是另外一片阳光灿烂的天地。但自从担任了编辑，特别是担任了副主编之后，基本上是“金盆洗手”，为着这本刊物，他心甘情愿地整天埋头在那间窄小的屋子里，将编辑部一个又一个新的办刊构想，通过他整天忙忙碌碌的工作变成现实。
每天只要一打开办公室的房门，他就开始忙碌。审稿、签发稿子、接待客人、不断地与电话中的读者交流、出席社里的有关会议、策划笔会的相关事项、深入到全国各地的创作基地了解情况、到学校或农村征求读者的意见、开展优秀作品的评选……如此等等许许多多的编务工作和日常事务性的事情都压在他的身上。这个《故事会》办刊方针的具体实施者，只有将锻炼身体的时间安排在每天下班后的晚上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结束之后。他说：“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不锻炼不行啊，每天工作这么转下去，不锻炼身体会吃不消的。”
每一个与吴伦接触过的故事作者都说，他们对这位副主编最深的印象是四个字：热情负责。
黑龙江的作者吴祥在几年前曾写了一篇故事邮到编辑部，目的并不完全是想发表，而是“投石问路”，看看《故事会》编辑部对待作者作品的态度，以确定自己以后的创作和投稿方向。
令他意想不到的是，这年的五月份，他突然收到编辑部的一封来信，通知他到上海的莘庄参加笔会，所有的差旅费全由编辑部负责。
原来，他的稿子邮到编辑部后，吴伦在看稿时发现稿子虽然写得不够理想，也还存在着很多问题，离正式发表还有较大的距离。但是，这篇稿子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那就是有一个比较好的“故事核”。同自己过去在陈中朝等老编辑的指导下修改作品一样，有一个好的“故事核”，只要经过作者的认真修改，一定可以成为一篇好故事，因此他决心要救活这篇稿子。
救活了一篇稿子，也许就扶起了一个优秀的故事创作人才。吴伦从自己成长的历程深深地理解这个道理，他将自己的意见提出来，希望能让这位作者来参加笔会，修改作品。
吴祥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此负责的编辑部，在吴伦等编辑的帮助下，他终于将作品修改出来了。这次笔会竟然成了他创作上的一个转折，从此他便与这本刊物结下了不解之缘。
然而，吴祥在修改稿子的过程中，令他至今不忘的却是改稿之外的一件很小的事情。
在改稿中，吴祥曾在莘庄的一个小摊上买过一只手枪式的打火机，想笔会结束后回家去送给侄子。他有两个侄子，可小摊上却只有这么一只，不觉感到有些遗憾。谁知这事被吴伦知道了，到笔会结束游览上海的城隍庙时，每到一处摊位前，吴伦就会不厌其烦地用上海话向摊主询问，这样一直陪着吴祥转了几十个摊位，终于买到了那种打火机。
这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也许吴伦本人都已经忘记了。可是，当年许多参加笔会的作者还记得这件事情，吴祥本人还记得这件事情：“时至今日，吴伦老师那带着浓重上海方言的问话还不时在我的耳畔回响。我想：《故事会》之所以能够发展成为全国发行量最高、影响力最大、最受老百姓欢迎的故事刊物，一条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她将所有热爱《故事会》的作者和读者，都当成了亲密无间的朋友！”
现在只要一有时间，吴伦仍然爱回到金山去看一看。多少年过去了，金山这座临海的县城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年那个捧着稿子，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站在编辑面前的年轻人，是否想到过自己哪一天会走进这个令人神往的编辑部，并担负起副主编的神圣职责呢？现在回想起来，当年为着故事创作所付出的心血，所受到的锤炼，好像就是在为着自己这种人生的事业做准备一样。那时所付出的一切，似乎都是在为这种职业做着前期的训练。要是没有老一代编辑的言传身教，他的这种训练就不可能完成。因此，他总是希望老一代编辑的优良作风，能够在他这一代得到发扬光大，并在《故事会》这个小小的编辑部里，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去。
后来成名的故事作家崔陟，当年在冀北大山沟里的土炕上开始写故事的时候，除了经常与老编辑陈中朝通信之外，还与一位名叫鲍放的“男子汉”编辑通过几次信，崔陟在信中开始称“鲍放老师”，后来又称“鲍放兄”。对方总是每信必复，这使久居深山的崔陟很感动，真想像这位编辑说一声“谢谢”。
这个机会终于来了，他接到编辑部通知，让他去参加一次笔会。
崔陟兴高采烈地来了，报到之后，他就想亲自见见那位曾经与他通过信件的“鲍放兄”。
可是，当他真正地见到鲍放时，却一下子愣住了。他怎么也不肯相信，那位站在他面前的女编辑，竟然就是他所崇敬的“鲍放兄”！
鲍放中等身材，齐耳的短发，上身穿一件合身夹袄，脚上穿一双平底布鞋，显得朴素而大方。
这正是鲍放的本色：朴实，自然，真实。
1975年，一位扎着两条辫子的姑娘从农场调到《故事会》，报到的第一天，老编辑钱舜娟就带着她到上海工人文化宫听故事。
后来她才知道，那天在台上讲故事的，竟是上海著名的故事演讲家黄宣林，他那风趣的语言，不时引起台下阵阵笑声。
她天生是一位好静而略带腼腆的姑娘，坐在那里，见会场的大门敞开着，愿者坐下，不愿者走开，人们可以自由地进出。她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会议，心想将来在《故事会》工作，就是同这样的场合打交道，根据自己的个性，那怎么能搞得拢呢？
就这样，这个年轻姑娘怀着几分不安，同时也怀着几分好奇的心情，开始了她的编辑生涯。
时光过得真快，不知怎么一晃就快三十年了！在这些时间里，她曾随老编辑顾伦去过上海南汇，与当地的农民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在共同的劳动中搜集故事，然后晚上挑灯夜战，伏在农民家的饭桌上帮助作者修改作品。她也曾单独去过陕西高陵县，代表刊物参加那里的故事会，并选出一些优秀的故事在《故事会》上发表。她还经常与许多作者通信，不厌其烦地帮助他们修改作品，一步一步地将他们培养成故事创作的名家……
当年扎着两条辫子的年轻姑娘，在《故事会》这个集体中得到了关怀和温暖，从老一代编辑的身上，她感受到了一种人格的巨大力量，她也从自己的工作中找到了人生的价值。
可以说，鲍放是《故事会》老一代编辑优秀品质的传人，是一个极具民族传统意识的编辑。她埋头工作，不喜张扬，从不在个人的名利上动脑筋。在近三十年的时光里，她默默地编辑着手中的稿子，默默地给全国各地的作者寄出去一封又一封充满热情和希望的信件，然后再欣喜地将他们寄来的那些优秀作品编辑发表。看着一批批作者成长起来，她坐在编辑室里仿佛听到了春笋破土拔节的声音，从心灵深处感受到了一种生命的意义。
人活在世上，一定要有一种健康的心态来对待人生。她喜欢《故事会》这样一个有着“健康心态”的集体，能为这个集体多做一点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她的心里会感到欣慰。
编辑部要召开笔会了，鲍放就会放下手中的稿子去帮着做会务工作。为了节约开支，她会把旧信封存放在那里，用着内部交流资料的时候使用。就是远在千里之外的作者有了困难，她也会尽自己的力量去给以帮助。
在宁波召开的一次笔会上，结束的时候一位来自北方农村的作者，一下子买了几十双旅游鞋，到上船的时候只好用担子挑着。可是，由于上船的人十分拥挤，那位作者一时无法上船。随同的其他作者都埋怨他，说是叫他少买几双，他偏不听，结果影响了大家上船。可是，这时人们却看见一位女同志，从人群中挤过去，帮着那个作者将那些鞋朝船上搬。
“鲍老师！鲍老师！”作者中有人叫了起来。
这时，人们才看清，那个前去帮忙的正是大家所崇敬的鲍放老师，她不顾船上人多拥挤的危险，与那位作者将那些鞋一点一点地随着人流向船上移。
刚才还在埋怨的作者们被感动了，几个身强力壮的作者挤过人群，来到鲍放面前，立刻帮着将那些东西搬上了轮船……
我在北京采访范大宇、崔陟这两位故事界的名人时，他们至今都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十分感慨地说：“鲍放是一位深受我们作者尊敬的大姐，作为一名《故事会》的资深编辑，她不但教我们怎样做文，同时还教会了我们怎样做人。”
同样是关于鞋的故事。
那年崔陟带爱人去普陀山旅游，鲍放便到火车站去接他们，谁知火车晚点了好几个小时。当崔陟夫妻二人走下火车，看到鲍放独自站在那里等候时，他们被这种真诚深深地感动。
崔陟的爱人在上海买了一双皮鞋，谁知回去一穿就坏了。他们觉得很生气，鞋还在保修期内，得找商店给个说法。可是这么远的路，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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