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四，可以连续搞，在报上也可以发表，你们自己的读者导报、简报都可以。要把《故事会》编辑部这个集体所创造的经验在办刊指导思想、办刊特色、敬业精神、改革创新、拓展市场这些方面的经验变成我们出版界的共同财富，这是很宝贵的。”
陈至立这里所说到的编辑们的敬业精神，当然也包括归依玲在内。
陈至立在临别时还提出，《故事会》每天能够收到来自全国的那么多稿子和信件，这说明刊物办得很有吸引力。但这么大的工作量，由一个人从早干到晚，就是不休息也是干不完的，是否能买一台专门拆信的机器，帮助编务的同志减轻一下工作量。
新闻出版局和出版社的领导对此十分重视，因为他们都亲眼目睹了归依玲在信山稿海中埋头工作的情景。一个人一年四季每天八个小时，乃至于更多的时间就这么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与这些不会说话的稿子和信件打交道，付出的体力不说，光是这么周而复始地重复着同一件枯燥的事情，那是需要一种多么大的毅力啊！
可是，新买来的拆信机却又使归依玲发愁。
归依玲在使用中发现，由于目前国内对此需求量很少，这种拆信机存在着许多的不足，其速度还赶不上手工操作。使用几天下来，桌子上、地板上堆着来不及拆开分类的稿子和信件越来越多。
更令她不放心的是，拆信机在操作时容易出现多切封口的现象，时常将作者的稿子和读者的信件损坏。
使用拆信机工作强度无疑是减轻了，但工作质量和速度却得不到保障。为了让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和稿子，在交给编辑之前不受任何损伤，归依玲最后决定还是自己用手工拆分这些信件和来稿。
可是，归依玲除此之外却还有别的工作，她还负责着编辑部的内勤，编辑们有时就管她叫“归总管”。邮寄样刊、笔会后勤……许多事务性的工作也真够她忙的。
归依玲，你后悔了吗？
二十多年前，归依玲还是一个扎着两条羊角短辫的年轻姑娘，中学毕业后就蹦蹦跳跳地来到出版社资料室担任资料员工作。
这位天真活泼而又勤快的姑娘，很快就被《故事会》的编辑钱舜娟看中了。
1979年的某一天，下班之后不久，归依玲家的房门外传来了轻轻的敲门声。她打开房门一看，来人竟是《故事会》的编辑钱舜娟大姐。
钱舜娟坐下后问了一些有关工作的情况，接着就说《故事会》正在发展中，特别需要一个像她这样的人来帮助管理一些内勤工作，并动员她能到《故事会》来一同共事。
说真话，归依玲当时真还不太愿意到《故事会》来，因为她在资料室的工作干得正起劲，室里的领导和同事对她都不错。
归依玲没有立刻答应，只说是再考虑考虑。
第五章“幕后”之谜 （8）
第二天上班之后，她便轻手轻脚地从二楼走到三楼，来到《故事会》编辑室的门口，伸着脖子朝里面看了一眼，见一个个编辑坐在那里，只顾埋头看稿子，屋子里连一点轻微的动静都没有。这样的情景，给活泼好动的归依玲吓了一跳，拔腿就跑下了楼。
她让为从自己的个性来讲不适合在这样的环境工作。
可是，钱舜娟却找到总编办公室，要求先借归依玲到《故事会》工作三个月，说好了三个月后就归还。
就这样，刚满二十岁的归依玲便被借到了《故事会》。
连她自己也没有想到，这一“借”就是二十多年，直到钱舜娟退休后，她仍然还是没有离开《故事会》。
刚来的时候，天真活泼的归依玲看着一个个编辑整天都很少言语，各人只顾埋头干自己的事情，还真有些不太习惯。可是，天长日久下来，她便被这个集体吸引了。在这个集体里，她“品”出了什么是人间的真情，什么是同志的友谊，什么是相互的关怀，什么是人生的价值。在这里，人与人之间都是透明的，心与心之间都是相通的，在现实的中国，有什么能比一个令人心情舒畅的工作环境更叫人高兴的呢！
同《故事会》的所有编辑一样，归依玲面对着我的采访，不止一次地说：“我对这个集体已经有了感情，我喜欢这里的工作环境。”
工作环境是人的生命依附着的一个很重要的空间，不断地营造这样一个良好的空间，便是在提升着这个环境中每一个人的生命质量。一个人，只要心情舒畅了，工作便会成为一种乐趣，再苦再累的工作担子都不会将他压垮。
归依玲没有后悔！
每个月，当她准时地将散发着油墨香的《故事会》样刊寄给作者，寄给贫困地区的孩子时，她便真切地感受到了一种人生的价值，一种生命的意义。在这些平凡而忙碌的工作中，她永远是当年那个扎着羊角短辫的年轻姑娘，永远充满着青春的活力。
与美术编辑李宝强闲聊了两个多小时，我印象最深的是两个字：良心。
李宝强是当兵出身，他所在的部队是全军赫赫有名的“洛阳英雄营”，能够到这样一支部队里当一名战士，那也是一种福分。
李宝强为人活跃，性情随和，乐于帮助他人。他在部队里不但搞过一些小发明，同时还参加过乐队，可是最终使他着迷的却是美术。
部队要对战士进行传统教育，就将李宝强和其他几名战士抽去搞“营史展览”，每天搜集资料，布置展厅，李宝强从不马虎。他认为如果不把展览办好，从良心上就对不起信任他们的部队首长，更对不起那些牺牲了的英雄。
从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开始，李宝强就接手《故事会》的美术编辑工作，主要是担任封面和内页的设计。
他很自信，认为在封面设计上，自己对于读者心理的把握和色彩方面的应用是有一定水平的。
翻翻近几年来《故事会》在封面设计所作的改革，人们就会发现李宝强对自己所作的评价是公正的，是讲良心的。
有一次，李宝强来到一家杂志社。正是即将发稿的时候，只见美术编辑拿来一本别的杂志，朝自己的面前一摆，然后就照着别人的封面开始设计起来。
李宝强见后大惊，他这才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刊物从内容到封面都仿照《故事会》的原因了。不动脑筋，贪图方便，鱼目混珠，盗用别人的品牌，这是一种多么可耻的行为。如此办刊，作为一位美术编辑的良心何在？当热心的读者花钱买到的竟是一份既无艺术水准，又无独到见解的杂志时，作为一名美术编辑，难道不会受到良心的自责吗？
一件美术作品，人们自然会有不同的看法，有不同的欣赏习惯。但是，作为美术编辑的李宝强自有他自己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他说的“《故事会》标准”。他平时很崇拜那些美术界的名家，但是要让他真正地向这些名家约稿，他就得将他们在自己的手上掂量一下，看谁的画风更接近《故事会》的风格，更接近刊物读者的欣赏习惯。要是作品与这本刊物的风格不合，就是名望再高的画家，李宝强也会毫不讲情面地给以回绝。
李宝强认为，人的视觉有时有一种幻觉，一个具有独特个性并与刊物内容吻合的封面，可以使自己与其他的刊物区别开来，让接触它的人产生第一阅读欲望。
正因为这样，由李宝强所设计的封面，才能被评为上海市的十佳期刊封面。
李宝强常说，搞美术的要有感觉，如果没有感觉，就如同搞音乐的没有听力，那将是很可怕的。因此对于刊物中的一些插图，如果他感觉出现了粗制滥造的，就会毫不客气地“打退票”，有时也会弄得一些画家朋友很不舒服。
画家朋友们在一起，都说李宝强太认真：“这年月有多少他这样认真的人？”
这的确是事实。但李宝强却仍然坚持着，这就更令人觉得不易。
朋友们说归说，但作品还是得好好地照李宝强的要求去改进，否则下次拿来他还是不要。因为李宝强曾一再地对他们说过：“一个美术编辑也要讲道德，讲良心，我不能损害《故事会》读者的利益。”
1998年7月，第二位具有研究生学历的编辑走进了《故事会》编辑部。
他叫葛磊，有时也用“蔓石”二字做笔名，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专业。
当时的中国，国民经济正在高速发展，各行各业都在广招人才。对于葛磊来说，毕业后有着许多的选择，他可以考国家机关的公务员，也可以到一些国有大型企业或外资企业工作，可是在对于未来道路的抉择面前，他却选择了《故事会》。
但是，当他真正走进编辑部的时候，不觉感到有些失望。
在一名大学研究生的想像里，一家全国著名的期刊，他的办公室应该是很华丽很现代化的，一切的编辑条件都应该超前。可是，看看眼前的这间屋子，几乎编辑部所有的编辑都挤在一起，桌子靠着桌子，没有太大的活动空间。而那些用来办公的桌子，一张张看上去也很陈旧。编辑部里惟一的一项现代化设备，是放在旁边的一台486的电脑。由于长期无人使用，上面都已落满了灰尘。
在葛磊的眼里，仿佛有一种走进了一家老式机关的感觉。
再看看那些未来的同事，一个个坐在桌前，整天埋头在稿件堆里，聚精会神，目不斜视。一篇篇稿件都是用朱红毛笔修改。而有的稿子，就像红墨水瓶倒掉一样，被那笔涂抹得一片血红。同时，那些等待着他们看的稿子都是用绳子一捆一捆地扎好，像一座小山一样地堆在各自的办公桌上。
刚刚走出校门的年轻人不觉倒吸了一口冷气。
想着与自己想像中的编辑部相差太大，而自己将来就要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下去，葛磊当时心里真还有点害怕。
几年工作下来，葛磊发现与老编辑们相处得很愉快，这种融洽的人际关系使他非常开心，在不知不觉中完全地融入了这个集体，他年轻的生命犹如一只春燕，尽情地展翅在这个充满春意的天地里。
1998年的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极其复杂的转型时期。这时候的《故事会》也正由传统的办刊模式，逐渐地向着现代的办刊方向转化。葛磊这样的年轻人思维敏捷，兴趣广泛，有着青年人的蓬勃朝气，容易接受新生事物，无形中给编辑部增添了新的活力。
葛磊感受最深的一点是编辑部开会内容的变化。
刚来的时候，编辑部开会讨论的中心大都是作品，葛磊刚来不久，自然没有多少发言权。后来他发现事情逐渐地变了，每次开会，大家谈得最多的都是中国的期刊市场，刊物的市场走向，以及读者对于刊物的看法和意见。这一来，年轻人就有了一定的发言权，因此他不断地提出一些新想法，新观点，新设想，有的真还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