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云平当即决定飞赴武汉。
到达武汉后，姚云平根据过去的经验，连口水也没有喝就直奔厂里的车间，发现此厂已经提前开机印刷，成形的刊物正垒在车间里。
姚去平回过头就找厂领导质询。经查，确有一名印刷工人将成形的刊物私自盗走一本，然后卖给了一个发行商，因此造成了全国性的盗版现象。正版尚未发行，盗版就已分运至各地市场。
千万火急，姚云平马上与有关的新闻出版部门和公安部门联系，希望他们能共同来制止这种现象。
出版社领导对此也十分重视。很快，有关部门在武汉三镇对这次盗版进行了检查。
然而，在铁路货运站和一些个体书店的仓库里，竟然没有发现一本盗版《故事会》！
事情有些令人不解。
姚云平立刻处于一种为难的地步。可是他坚信仍然存在着盗版，只是未曾被发现，要求有关部门继续从严仔细追查。经严查细访，他们在火车货运站和一些书商的仓库里，发现堆有大量的“教材”。
这些“教材”引起了姚云平的怀疑。
国家有关部门曾有过规定，凡是教材都绝对不允许分省托运。于是他再次跑去请当地的有关部门协助，对那些“教材”进行抽查。结果一打开，一下子真相大白——原来那些“教材”都是一包又一包盗版的《故事会》。
再查车站的托运单，发现已有不少在此之前就发往了贵阳、山东、深圳等地，于是又火速给这些地方的有关部门打电话，让他们组织力量帮助拦截。
不久，这些地方来电话，说打开那些“教材”后，发现全是《故事会》。
这次查获盗版的《故事会》一共六十五万册！
这一次姚云平是出差到四川的内江地区，可是无意中在书摊上发现所卖的《故事会》是南方广东一家印刷厂印刷的刊物。心想根据联谊会的有关协议，内江的发行应是由成都负责，从广东将刊物托运到四川来发行，从铁路上大都是走的陇海线，沿途的运费远远高于四川成都的发行费，这不是在做一种亏本的事情吗？
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于是，姚云平急电广东这家工厂，询问刊物的印刷和发行的情况。对方回话说一切正常，没有出现什么问题。
姚云平不久又接到广东有关邮局电话，说是发现有盗版的《故事会》，在邮发之前抢入市场。
姚云平在深圳的市面上看了一下，还未到全国统一的正式发行时间，但全市的书摊上到处都是《故事会》。回到住地，静下心来算了一下，发觉这里面有些不对劲。原定在深圳的发行是八万册，可是粗略一算，全市的发行肯定远远地超出了这个数字。
后来经过调查，此事为一家报社所为。
为了获取证据，姚云平对盗版的车辆进行了跟踪。
他了解到广东人做生意不像内地只盯住铁路运输，而是大都采用高速公路。他发现这些装有盗版《故事会》的车是一些三点五吨的货车，上面都装有一个车厢，车厢上面都用铁锁锁住。
跟踪这样的车辆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
姚云平只好事先看准了目标，选在夜间的时候行动。为了弄清情况，当这些装有盗版《故事会》的车辆夜间开始行动之前，他便潜入车辆中去，悄悄地设法打开箱盖，用手电筒一照，发现里面全是盗版的《故事会》，有的由于印刷和装运时不注意被雨水浸湿，上面的纸张都已发黄。
后来，姚云平又找到了那个负责为这家报社运送盗版刊物的个体商，他承认了这家报社出钱让其将这些刊物运往四川的情况。
弄清情况之后，他便立即返回那家承印的工厂，直奔二楼装订车间。
装订车间正在进行最后一批的装订工作，早已装订好的部分都进入了仓库。这家工厂承印数为六十万册，早已将仓库里堆得满满的，只等着全国统一分发的时间一到，就可以立即将这些印好的刊物发往发行点的邮局。
找到厂长，厂长说没有出现盗版的现象，一切都是在很严密的情况下进行的。
问到那家与盗版有关的报社的情况，厂里也进行了否认。
姚云平手中没有凭证，自然空口说了不能算数。但他相信这次出现盗版一定与这家工厂有关，他发现整个仓库只有一个大门，于是就拿了一根木棍，在仓库的外墙上用力地敲了几下，发觉墙面传出的声音不对，不像不是一道实心的墙面，从里传出来与实心墙不同的声音。
这立刻引起了他的怀疑。
根据多年来与盗版分子打交道的经验，断定这是一道夹墙，原来这些盗版分子与他正展开着一场“地道战”，里面肯定还有一道墙。
姚云平这个大个子有些气愤了，他瞪大了眼睛，对厂长说：“你看怎么办，还是你自己打开吧。”
当打开那道门时，只见里面还有一个暗藏的小仓库，小仓库里还堆着将近六万册的盗版《故事会》。
第二天早晨六点钟，姚云平再次赶到这家工厂，责令厂里将盗版的《故事会》全部销毁。
厂里只好专门抽了三个工人，将盗版的《故事会》全部切掉，这项销毁工作从早上一直干到下午三点多钟才结束，整个被切掉的纸堆放起来比那间仓库还大。然后将这些销毁了的刊物全部送往造纸厂化浆。
姚云平对厂长说：“朋友，明年我们就不能再合作了。”
由于失掉了多年合作的《故事会》这个大户，这家工厂不久就面临严峻的经济问题，后来为了生存，只好让一家民营企业兼并。
这是一件令人十分头痛的事情——《故事会》的盗版久打不绝。
为了杜绝盗版，何承伟曾多次召集负责发行的同志和编辑部人员，共同一起研究对策。接着，《故事会》除了在做暗记，加网页，定时定点印刷和发行等方面之外，还在内文的纸张印刷上采取了相应措施。
1999年，《故事会》改用49克双胶淡黄色卷筒纸，这种纸张防伪效果好。这种看似有些微黄的纸张，阅读起来不刺眼，在灯光下一照就可以变成较白的颜色，便于读者辨认。
内文纸张的更换不仅质量好，便于读者辨认正版与盗版，而且，很快就得到了全国读者的认同。全年四千多万册下来，真正出现质量问题，退刊的只有十六册。
然而，在利益的驱动下，盗版仍未停止。
1999年，就在采用新的纸张印刷的时候，有人举报在江南某市出现盗版的《故事会》及其丛刊。
由《故事会》编辑部编辑的《故事会》及其丛书，是出版社一个重要的经济增长点，每一次的盗版都给全社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出版社便派办公室主任余震琪会同有关部门一同前往处理此事。
事前，他们与当地的有关部门进行了联系，定于12月1日到达该市。
根据过去的经验，为了防止意外，余震琪派两名人员于11月30日先进入该市，对该市的图书市场进行了调查，发现举报的情况完全属实。那些盗版的《故事会》及其丛书，成捆成捆地堆放在图书批发市场。
第七章阳光下的利润 （1）
来自全国各地的十八家广告公司的老总们面对着这种全新的形式，将拿到手中的几张纸来回地翻看，屁股便有些坐不住了。在此之前，这些老总们就开始打听标底的具体数字，了解经济情报，相互揣摩对方的心理。竞标一开始，为了击倒对手，老总们不断地上“厕所”，跑到外面去与随行人员一起商量对策，研究方案，确定标数。
这次广告招标会议，不仅开创了中国平面媒体广告招标的先河，同时也为《故事会》的广告事业闯出了一条新路。
这次竞标会上，获得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数字，这个数字后来被一家新闻媒体在报道这件事情时称之为“天价”。
1。 老总们为何总上厕所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广告已相继在全国的部分杂志上出现。这些广告不但使刊物扩大了影响，同时也创造了一定的经济效益。一些期刊开始在依靠广告获利的同时，逐渐地摆脱了单纯依靠政府补贴的窘况，走出了一条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路子，立刻受到了许多刊物的关注。
《故事会》自1987年开始利用一定的版面刊登广告。
这时的广告显得零星而不成规模，也没有具体的指标与相对固定的版面。主要内容从开始的日用化妆品逐渐地扩大到了医疗器械、家用电器、食品机械、玩具以及各种技术转让等等，其广告经营额也从开始的十万元逐渐地升到数百万元。
这种变化说明了什么呢？它说明在一个拥有庞大发行量的媒体上适度、适量地开辟广告是正确的。
此时的广告虽然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但由于《故事会》发行量很大，在全国期刊中也有一定的影响，仍然有不少的客户找上门来。编辑部的编辑人手本来就少，而且大都是些专门从事文字工作的“秀才”，对于这种全新的经济行为都不太了解，更不熟悉，经常为此要花很大的精力。
编辑部在正常的编辑工作之外，面临着一个创刊以来的全新问题——除了因在刊物上刊登广告带来比较丰厚回报的老客户，一些需要在刊物上刊登广告的新客户也不断地涌现，忙碌的编辑工作使得编辑们无法应对这种新的变化。
经过研究，编辑部决定抽调一名编辑来兼管这件事情。
当时编辑部的人员结构，大部分编辑都是创刊初期就从事编辑工作的老同志，考虑到年龄的关系，最后决定让最年轻的编辑冯杰来担任这项工作。
冯杰在大学里学的是中文，在从事了近十年的编辑之后来兼搞广告业务，从事一项完全陌生的经济工作，这对于他来说也是人生面临着的一种新的挑战。可是，他年轻，有精力，对于新生事物也容易接受。加之他勤于钻研，在上大学时对于《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程也学得比较好，担任编辑后，平时又喜欢看一些经济管理方面的图书，研究一些经济发展中的新问题，在兼管的这几年中，逐渐地摸索出了一些路子，使《故事会》的广告事业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1993年，上海文艺出版社成立了上海新闻出版系统的首家广告公司。
1995年，上海文艺出版社正式将冯杰调出《故事会》编辑部，到广告公司从事广告工作。为了提高广告效益，《故事会》在这一年结束了近三十多年的套色印刷封面，改用彩色印刷。
1997年，在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机构改制中，正式成立上海文艺广告传播中心，冯杰担任了这个中心的副主任。
就这样，在时代的浪潮中，一个编辑的人生轨迹从此发生了根本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