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看了一眼二姐，她又瘦了，而且头上居然有了白发，但我转念一想，说不
定她是为财产而来的呢！
当母亲还要夸二姐时，我心浮气躁地说：“行了行了，这年头人心隔肚皮，
谁知道谁怎么回事？也许是为了什么目的呢！”“啪”，母亲给了我一个耳光，
接着说：“我早就看透了你们，你们都太自私了，只想着自己，而把别人都想得
像你们一样自私、卑鄙。你想想吧，你二姐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她这都是替
你的！想当初，是要把你送给你大伯的啊！”
我沉默了。是啊，一念之差，我和二姐的命运好像天上地下。二姐因为太老
实，常常会被喝醉了酒的二姐夫殴打，两年前他们离了婚，二姐一个人既要带孩
子还要照顾父母，而我们还这样想她，也许是我们接触外面的污染太多，变得太
世俗了，连自己的亲二姐对母亲无私的爱也要与卑俗联系在一起吧。
晚上，母亲与我一起睡时，满眼泪光地说：“看到你们现在一个个活得光彩
照人，我越来越内疚、心疼，我对不起你二姐啊。”我轻描淡写地说：“这都是
人的命，所以，你也别多想了。”母亲只顾感伤，并没有觉察出我的冷淡。她接
着说：“那天晚上我和你二姐谈了一夜，想把我们的财产给她一半作为补偿，因
为她受的苦太多了，但你二姐居然拒绝了，她说她已经得到了最好的财产，那就
是你大伯伯母的爱和父母的爱，她得到了双份的爱，还有比这更珍贵的财产吗…
…”
我听了大吃一惊，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可母亲话未说完已泪流满面泣
不成声，我不由得不信，渐渐地，我的眼圈也湿了，背过身去在心里默默叫着：
二姐，二姐！我误解你了，你受苦了啊！
父亲去世后二姐回到了北京，和母亲生活在一起，母亲说：“没想到我生了
４个孩子，最不疼爱的那个最后回到了我的身边。”
过年的时候我们全回了北京。大哥给二姐买了一件红色的羽绒服，我给二姐
买了一条羊绒的红围巾，小弟给二姐买了一条红裤子。因为我们兄弟妹三个居然
都记得：今年是二姐的本命年。
二姐收到礼物哭了。她说：“我太幸福了，怎么天下所有的爱全让我一个人
占了啊！”我们听得热泪盈眶，可那是对二姐深深愧疚、悔恨的泪啊！
最深情的哺育/梁晓声
人生是由无数的时刻组成的，失败的一刻，成功的一刻，沮丧的一刻……每一刻
都会让我们有不同的感想。
原文/梁晓声 我忘不了我的小说第一次被印成铅字时的那份儿喜悦。我日夜
祈祷的就是这回事儿。真是的，我想我该喜悦，却没怎么喜悦。避开人我躲在某
个地方哭了，那一刻我最想我的母亲……
我的家搬到光仁街，已经是1963 年了。那地方，一条条小胡同仿佛烟鬼的黑牙
缝，一片片低矮的破房子仿佛是一片片疥疮。饥饿对于普通人们的严重威胁毕竟
开始缓解，我是小学五年级的学生了，已经有三十多本小人书。
“妈，剩的钱给你。”
“多少？”
“五毛二。”
“你留着吧。”
买粮、煤、劈柴回来，我总能得到几毛钱。母亲给我，因为知道我不会乱花，只
会买小人书。当年小人书便宜，厚的三毛几一本，薄的才一毛几一本。母亲
从不反对我买小人书。
我还经常出租小人书，在电影院门口、公园里、火车站。有一次火车站派出所一
位年轻的警察，没收了我全部的小人书，说我影响了站内秩序。
我一回到家就号啕大哭，我用头撞墙。我的小人书是我巨大的财富，我觉得我破
产了，从阔绰富翁变成了一贫如洗的穷光蛋。我绝望得不想活，想死。我那种可
怜的样子，使母亲为之动容，于是她带我去讨还我的小人书。
“不给！出去出去！”
车站派出所年轻的警察，大檐帽微微歪戴着，上唇留着两撇小胡子，一副葛列高
利那种桀骜不驯的样子。母亲代我向他承认错误，代我向他保证以后绝不再到火
车站出租小人书，话说了许多，他烦了，粗鲁地将母亲和我从派出所推出来。
母亲对他说：“不给，我就坐在台阶上不走。”
他说：“谁管你！”“砰”地将门关上了。
“妈，咱们走吧，我不要了……”
我仰起脸望着母亲，心里一阵难过。亲眼见母亲因自己而被人呵斥，还有什么事
比这更令一个儿子内疚的？
“不走，妈一定给你要回来！”
母亲说着，就在台阶上坐了下去，并且扯我坐在她身旁，一条手臂搂着我。另外
几位警察出出进进，连看也不看我们。
“葛列高利”也出来了一次。“还坐这儿？”母亲不说话，不瞧他。“嘿，静坐示
威……”
他冷笑着又进去了……
天渐黑了。派出所门外的红灯亮了，像一只充血的独眼自上而下虎视眈眈地瞪着
我们。我和母亲相依相偎的身影被台阶斜折为三折，怪诞地延长到水泥方砖广场，
淹在一汪红晕里。我和母亲坐在那儿已经近四个小时，母亲始终用一条手臂搂着
我。我觉得母亲似乎一动也没动过，仿佛被一种持久的意念定在那儿了。
我想我不能再对母亲说——“妈，我们回家吧！”
那意味着我失去的是三十几本小人书，而母亲失去的是被极端轻蔑了的尊严，一
个十分自尊的女人的尊严。
终于，“葛列高利”又走出来了。
“嗨，我说你们想睡在这儿呀？”母亲不看他，不回答，望着远处的什么。
“给你们吧……”“葛列高利”将我的小人书连同书包扔在我怀里。
母亲低声对我说：“数数。”语调很平静。
我数了一遍，告诉母亲：“缺三本《水浒》”。
母亲这才抬起头来，仰望着“葛列高利”，清清楚楚地说：“缺三本《水浒》。”
他笑了，从衣兜里掏出三本小人书扔给我，咕哝道：“哟嗬，还跟我来这一套……”
母亲终于拉着我起身，昂然走下台阶。
“站住！”
“葛列高利”以将军命令士兵般那种不容违抗的语气说：“等在这儿，没有我的
允许不准离开！”
我惴惴地仰着脸望着母亲。“葛列高利”转身就走。
他却是去拦截了一辆小汽车，对司机大声说：“把那个女人和孩子送回家去，要
一直送到家门口！”
……
我买的第一本长篇小说是《青年近卫军》，一元多钱。母亲还从来没有一次给我
这么多钱。
我还从来没有向母亲一次要过这么多钱。
但我想有一本《青年近卫军》，想得整天失魂落魄、无精打采。
在自己对自己的怂恿之下，我到母亲的工厂向母亲要钱。母亲那一年被铁路工厂
辞退了，为了每月27 元的收入，又在一个街道小厂上班。
那是我第一次到母亲为我们挣钱的地方。
空间非常低矮，低矮得使人感到心里压抑。不足200 平方米的厂房。四壁潮湿颓
败。七八十台破缝纫机一行行排列着，七八十个都不算年轻的女人忙碌在自己的
缝纫机后。因为光线阴暗，每个女人头上方都吊着一只灯泡。正是酷暑炎夏，窗
不能开，七八十个女人的身体和七八十只灯泡所散发的热量，使我感到犹如身在
蒸笼。那些女人热得只穿背心，有的背心肥大，有的背心瘦小，有的穿的还是男
人的背心，暴露出相当一部分或丰满或干瘪的胸脯，千奇百怪。毡絮如同褐色的
重雾，在女人们、在母亲们之间纷纷扬扬地飘荡，而她们不得不一个个戴着口罩。
女人们、母亲们的口罩上，都有3 个实心的褐色的圆。那是因为她们的鼻孔和嘴
的呼吸将口罩濡湿了，毡絮附着在上面。女人们、母亲们的头发、臂膀和背心也
差不多变成了褐色的，毛茸茸的褐色。我觉得自己恍如置身在山顶洞人时期的女
人们、母亲们之间。
七八十台破缝纫机发出的噪声震耳欲聋。
我穿过一排排缝纫机，走到一个角落，看见一个极其瘦弱的女人，毛茸茸的褐色
的脊背弯曲着，头凑近在缝纫机板上。周围几只灯泡的电热烤着我的脸。
“妈……”
背直起来了，我的母亲。转过身来了，我的母亲。肮脏的毛茸茸的褐色的口
罩上方，我熟悉的一双疲惫的眼睛吃惊地望着我，我的母亲的眼睛……
母亲大声问：“你来干什么？”
“我……”
“有事快说，别耽误妈干活！”
“我……要钱……”
我本已不想说出“要钱”两字，可是竟说出来了！
“要钱干什么？”
“买书……”“多少钱？”“一元五角就行……”
母亲掏衣兜。掏出一卷毛票，用指尖龟裂的手指点着。
旁边的一个女人停止踏缝纫机，向母亲探过身，喊：“大姐，别给！没你这么当
妈的！供他们吃，供他们穿，供他们上学，还供他们看闲书哇！……”
母亲却已将钱塞在我手心里，大声回答那个女人：“谁叫我们是当妈的啊！我挺
高兴他爱看书的！”
母亲说完，立刻又坐了下去，立刻又弯曲了背，立刻又将头俯在缝纫机板上了，
立刻又陷入手脚并用的机械忙碌状态……
那一天我第一次发现，我的母亲原来是那么瘦小，竟快是一个老女人了！那一刻
我努力要回忆起一个年轻的母亲的形象，竟回忆不起母亲她何时年轻过。
那一天我第一次觉得我长大了，应该是一个大人。并因自己15 岁了才意识到自
己应该是一个大人了而感到羞愧难当，无地自容。
我鼻子一酸，攥着钱跑了出去……
那天我用那一元五角钱给母亲买了一听水果罐头。
“你这孩子，谁叫你给我买水果罐头的？不是你说买书，妈才舍得给你钱的嘛！”
那天母亲数落了我一顿，数落完我，又给我凑足了够买《青年近卫军》的钱……
我想我没有权利用那钱再买任何别的东西，无论为我自己还是为母亲。
从此我有了第一本长篇小说……
一个活得最苦的父亲/沈克俭
上世纪60 年代，他是一个政治上的“疵品”（五七年反右时戴上了一顶右派帽子），
但他想娶妻，仅仅为了生子。60 年代，她经过婚姻的失败，精神走向崩溃的边
缘，偶然的机会，她认识了他。一个是政治上的“疵品”，一个是遭遇了生活的
不幸，凑合着过日子。没有婚纱，也没有鞭炮；没有娘家人，也没有婆家人。在
一个废弃的鸡舍里成了一个家。 还真灵，他如愿以偿，第二年生了一个姑娘，
第三年生了一个儿子。孩子的降生，没有带来欢乐。妻子总是愁眉不展，想着
痛心的往事，精神恍惚，特别关注男人与女人的那种事。她紧盯着自己的男人。
妻子不能照料孩子，他把两个孩子抱到了自己工厂的托儿所。冬
天，在敞着篷盖的通勤车上，他用棉大衣裹着两个冻僵了手的孩子，背着奶瓶、
饭盒、尿布，用自己的脊梁挡住呼啸而过的寒风。夏日，他带一块雨布，为孩子
挡烈日遮风雨。在车间里，他既是技术员又是挡车工，一到哺乳时间，他像孩子
妈妈一样，飞快地走进托儿所，手执奶瓶，喂了女儿再喂儿子。他是工厂里惟一
的一个哺乳父亲，是车间主任颁发的特别许可证。 孩子在长大，
进了小学。正是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