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我于其中加钤了我的徽章之印。”
德·拉热·盖伊（de Lage Cueilly）的证词
“那个匿名人不是竟敢声称，这些见证都对我不利吗？并且支持其指控的恶意性。对于像他那样性格的一个人，没有任何期待的东西了。因为当他联想到耶稣会士们时，此人始终坚持讲一些违背良心的话，坚持反对已获公认的真理。他确实竟敢将我已公开否认、就此作了最明确和最真实的辟谣的同样事件，视为已经供认的事实。”
我于自己的第一封书简中已经指出，确切地说，《趣闻轶事》一书仅是一大本谎言、诅咒、含糊其辞和粗暴攻击的罗列编织物。他回答说，我的书简“讲得够多了，足可以使人判断所介绍事实的真实性”（《告读者》第1页）。
我曾经说过，〖=Z（〗042〖=〗被归于亚历山大城主教嘉乐先生的个人记述，“诸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每页中都充满了毒液。此外还充满了一名所谓传教士的荒谬和侮辱性的看法、无凭无据和无数的恶毒诬蔑（诬蔑了这位名声赫赫的教皇大使）。我的书简勇敢地回答了那个造谣生事的家伙，让人得以评判日记的真实性”（同上）。
我介绍了傅圣泽神父的言谈话语，这位耶稣会士现任伊吕太罗波里斯主教。这些话引自其书简之一，由那个匿名作家公布。“我始终坚信，我们的耶稣会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以在世界上所有地区的斗争激情而声名远播，反对教义中的谬误、风俗中的放荡行为以及有辱于宗教的迷信崇拜。我觉得，这正是耶稣会根据教皇的谕旨，而在教皇认为适合使用谕旨的所有地方实施的成功行为。”这些话与许多极其恶劣的诬词是背道而驰的，而《趣闻轶事》的整部著作中都充斥着这类诬词。这名作家到底要干什么呢？他竟敢声称（第70页），我是“错误地”将他写的内容“归于了”傅圣泽神父。因此，这是否是说他写下了这些文字，而此后又自食其言呢？希望有人能向我证明其食言的情况。这是我向匿名人发起的一次新挑战，他这一次不会比上一次更好地摆脱挑战。相反，我敢于确信，由那名耶稣会士恢复其真相的这种证据，永远既不会被主教驳斥，也不会被他否认。
我指出（第2页），“我同意了于1716年在中国公布的教皇克莱芒十一世的通谕，而且是心悦诚服地同意服从之……我从未背离自己答应的顺从。我还要还法国和外国所有耶稣会传教士们同样的公正。如果那个匿名人也着手为他反对教廷的刻板决定的心愿辩护，不怀好意地与耶稣会士们结合在一起，于其答复的上百处地方热衷于将反对《自登基日起》通谕的一项荒诞的阴谋归咎于耶稣会士们。《自登基日起》通谕是为了永不屈服一道蔑视宗教的通谕，是一次公开的和轰动一时的不服从，最终也变成了一次对耶稣会的反叛，而且如同是为了生存而必须呼吸一样自然”。
他提到了英诺森十三世（Innocent XIII）教皇于1723年9月13日颁布的通谕，即反对耶稣会士们的一道通谕，但耶稣会士们既未被传唤，又未被听取证词。他于其答复中，竟不肯主持正义地补充说明，英诺森十三世教皇的继承人本笃十三世（Benot XIII）教皇，在阅读并研究了他们为了自我辩护而提出的理由之后，从1725年3月起便至少是在口头上撤销了那道通谕。这既是耶稣会传教士们服从《自登基日起》教谕的不容置疑的证据，也是该神圣教皇对于他们的服从之真诚态度坚信不移的证据。
在《耶稣会士书简集》中记载的这些公开活动，都使我获知，为什么无论哪个修会的传教士，都无一例外地被从广州流放到澳门。那个匿名人说（第105页），通过人所共知的恶意，或者是通过一阵人们无法理解的疯狂，“他们驱逐了你们，因为你们想推翻一位合法占据皇位的王子”。人们在此问题上根本不用思考，在北京的耶稣会士们，也就是那些所谓的皇位的敌人，他们所有人不仅仅仍然如同过去一样留在北京，其数目共达二十多名；而且大部分还在那里为雍正皇帝效力，甚至还博得了皇帝的宠爱；该皇帝远未曾驱逐原有的传教士们，而且近来还出席了他们的祈祷仪式，并刚刚从中召两名传教士入宫，这就是赵嘉彼（Boussel）和吴君（Foureau）神父。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一部分戈维里神父致某先生的第二封信（8）
教廷派往中国的两名教皇大使都承担着一项极其微妙的使命。根据人类所能使用的谨慎准则，执行这项使命非常困难，尚且不说是完全不可能的。《趣闻轶事》的炮制者声称，如果他们不幸未能成功地这样做，那就应该指责耶稣会士们。因为他决意使他们成为当时出现的所有灾难的罪魁祸首。难道还有比这一切更不公正的事吗？如果有一名教廷的教皇大使来到法国，并在那里设法废除《撒利克法典》（La loi salique）；那么耶稣会士们的全部名声和威望（无论人们认为它们有多么大）是否能成功地改变这条法律呢？在将交易的恶劣成果强加于他们时，公正和善意又到哪里去了呢？
执行决议是很容易办到的。中华帝国中对于孔子和上至四代先祖（不再更远）所赋予的荣誉，是该民族施政的基础，中国人坚持他们的习惯法，至少也如同我们坚持撒利克法典一样。教会的长子（指耶稣。——译者）戴三重冠而逃亡，那里由于他尊重三重冠并为之带来了荣誉。对于一位不信基督的皇帝并未给予教廷教皇大使的这一切，难道我们会感到惊讶吗？
为了用那个匿名人的话来讲，我自认为已经用“如同太阳光芒一样清楚”的语言证明，《趣闻轶事》这部愚昧无知的著作（许多人曾为此而作过加工润色，正如大家通过其文笔的差异所窥伺到的那样），只不过是由伪善、谣言、斥骂、欺诈和诬词编织拼凑而成。因此，我才得以忠实地将它们于其答复的开头处（第1页）的《告读者》中，非常荒谬地讲到的有关耶稣会士们的一切，再运用到这篇诽谤短文的那位未知作者的身上。
我们必须考虑到，从此之后谁还会相信这些无名作者们的话呢？这些作家藏身于昏暗之处，却以他们针对耶稣会士们的诽谤和讽刺文而淹没了整个欧洲。大众不愿意再受他们的欺骗了。很久以来，人们便知道这种新人能够笔书和口吐的一切。否认再明显不过的真相，不停地重复那些已经成百次的谎言，以一种不和谐的无畏精神一口咬定那些他们明知并非真实的事，使他们的著作充斥着神话般的故事和欺诈语言：这就是那些愚昧无知的作家们始终都向世界展示的自己的投枪。这特别是那些所谓《趣闻轶事》的基本特征，它们仅仅是某些已被用得破旧不堪的“狂想曲”，是邪恶之心和狡诈之行的一部代表作。
在对我的书简之答复中，他们向人暗示将写出反对耶稣会士们的新论著，也就是将重新违犯教廷的命令，炮制新的欺诈和新的邪恶表率。至于我个人，如果他们还要攻击我，那么我从现在起将以保持沉默而自罚。根据《圣徒传》的说法：“我将炽热的炭堆在了他们的头上”（《罗马书》第12章，第12节），我将由此至少在忍耐力和仁慈心方面为他们作出的表率而略感自慰，而这种表率必然会有一天奋起反对他们。
无论他们对我的行为采取什么做法，我都会事先原谅他们，既原谅他们的谩骂又原谅他们的诬蔑；既包括他们在以后还会杜撰的一切，也包括他们到处散布的一切；无论他们是顽固地有悖于其道德良心的这种证据，还是徒劳无益地试图为这一切增加权威性和正义性，都是一样的。“如果你们之间彼此相亲相爱，世人因此就可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一部分德·梅朗先生的信（1）
巴多明神父致法国科学院院长德·梅朗（de Marian）先生的信
（1730年8月11日于北京）〖=〗先生：
主内平安！
我在阅读您于1728年10月14日致我的客气十足而使我十分荣幸的书简时，根本无法表述我内心感到的高兴和感激之情。您首先向我表达了您的满意，它要比我自作主张地让人向皇家科学院奉献的那些不值钱的小东西所赢得的安慰多得多。您其后向我讲到了皇家科学院非常乐意地对我表示出的恩泽。因为对于它委托德·封特奈尔（de Fontenelle）先生以其名义向我为此而作出的致谢，以及它惠顾同时赠送我的极品礼物，见《科学院论丛》。——原注对于我自以为不配享有如此之多的礼貌和客气，我感到了手足无措。我所能够做的一切，就是亲自致书德封特奈尔先生本人，请求他利用其特有的超凡脱俗的才能，游说和高兴地讲述他想讲的一切，以向贵会的名人表示我的高度崇拜和我的亲切感谢。
先生，您此后向我提出的质疑使我看到，您若有所思地阅读了不同作家分别撰写的有关中国及其居民的著作。您在以他们所介绍的事件均具真实性为前提的条件下，从中得出了有关这些民族之伦理和政府的最正确的推论。我甚至向您承认，当我看到您以如此细腻的判断力抓住了观察中国人的视点时，感到非常惊讶。您仅仅是在深入研究了该民族的风俗和天才之后，才“在钦佩与怀疑之间飘移”。
先生，您钦佩中国人的内容，也就是使我本人感到惊奇的因素。因为我们是这个辽阔帝国施政智慧的见证人。请允许我向您重提一下您自己的那番言论，我始终以一种新的兴趣反复阅读它们。
您曾说过，我的欣赏心情落到了中国君主体制的古老性、政府的组成、其皇帝的智慧和公正、其子民对劳动的热爱和驯服的性格上，总而言之是落到了中国的条理性，以及全民族于其执著法律和古老习惯方面那毫不动摇的稳定性上了。我不知道中国人性格中的这后一种特征，即对于古老习惯那不容侵犯的执著，再加上对于其父母辈和老人的尊重、于父母及老人在世和死后那近似乎于神一般的崇拜，却不是中国人其他一切性格之源。我相当经不住诱惑地相信了这一切。当考虑其后果时，我会原谅对这一切的过分溢美之词。如果世人在某一点上通情达理，那就需要应该始终服从理智的支配，将对他们的一切要求都局限在理智的范畴内。但是，人总是旧习难改，往往需要使他们绕过理智，并鼓励他们在某些机遇中不要过分地听由理智，因为人类不会永远都能为此而表现出必要的优雅的气质和高雅的姿态。我承认，一个民族中的一种类似的思想状态和该民族的统治者的这样一种政策，完全与基督宗教的立教基础背道而驰，对这一切，我从来自中国的最新消息中看得太多了。但是，这却是事物的本性，我在这方面只能赞扬和抱怨那些成为第一种错误选择的受害者。
先生，这就是您在中国人中所赞扬的一切。但您在对该民族抱有好感时的适宜思想，也掺和有由一种公正的批判导致产生的怀疑，您曾要求本人对此作出澄清。这些质疑涉及到了中国人的“天文观察的可靠性、其古代史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