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在会上汇报说，全市十万下岗职工，已有九万四千多人签订了“定位协议书”，占到全市下岗工人总数的百分之九十四点三七，其中“留职定补”的四万人，“托管就业”的约两万人，“离岗挂编”的三万多人。这就是说，平阳市下岗工人的绝大部分已纳入了政府有效管理的轨道，有了起码的生活保障。
陈副市长是比较乐观的，笑呵呵地向高长河、文春明和与会者介绍说：四万“留职定补”人员大都是男五十、女四十五以上的中老年职工，再就业竞争能力相对较弱一些。对他们的重点是保障基本生活，每月不仅发给生活费，还有二十至四十元的医疗补助，并代为缴纳社会保险统筹。“托管就业”的这部分同志和“离岗挂编”的人员，一般都是中青年，在保证基本生活的情况下，帮助培训，推荐再就业，鼓励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走向市场，其中，光前几天开业的自立市场一个地方就安排了一千多人。类似的自立市场准备在市区商业副中心再搞两个。从这三个月的落实情况看，定位措施社会效果比较好，尤其是“留职定补”的四万多人比较满意。
然而，作为一市之长的文春明却既不乐观，也不满意，在会上一直挂着脸。
陈副市长汇报完后，文春明说话了：“同志们啊，情况又有变化了，现在下岗人数增加了，不是十万了，最新统计是十一万三千多，平阳钢铁厂一家就下来八百多人，平轧厂估计还得下来五百人，我们还得继续安置，不能松劲，而且，就目前的情况看，问题也还不少。”说到这里，文春明拿出了何卓孝送来的那封遗书，“同志们，你们知道不知道，就在我们今天开这个会的时候，平轧厂一个叫赵业成的工人和他下岗的妻子自杀了！让人痛心呀！请同志们看看这封遗书！”
高长河说：“还是念一念吧。”
文春明点点头，念起了遗书。
遗书念完，会场上一片死寂。
文春明把遗书拍放在桌上，“呼”地站了起来，情绪激动地责问道：“赵业成的老婆是怎么回事？这个女同志怎么一月只有六十元生活费？她具体是怎么定的位？是‘留职定补’，还是‘托管就业’？轻工局的王德合局长来了没有？好，王局长，你给我站起来！请你回答，造纸厂去年停产以后，你们轻工局都采取了什么措施？平阳造纸厂还有多少下岗职工的生活费是六十元？”
王局长站在那里，怯怯地说：“这……这些情况我……我不太了解，要……要问造纸厂的刘厂长。文市长，你别急，我……我散会后就到造纸厂去……”
高长河突然发现，这个王局长竟是那夜被大舅子梁兵带到他家里跑官要官、想去当县长的胖子，心里的火顿时升上来了。
文春明更是火透了：“两条人命送掉了，你当局长的还不知道？！王德合，我问你：你还配不配做这个局长了？！”
王德合秃脑门上流着汗，徒劳地辩解说：“这……这也不能全怪我，我这阵子一……一直在想着造纸厂重新开工问题——文市长，造纸厂真得想法开工呀，向昌江里排污的也不是我们一家，就算我们不排，别的地方照排，昌江水都变黑了……”
文春明怒冲冲地说：“王德合，你不要给我转移话题！我们平阳不能向昌江排污！我还是问你下岗职工的安置，市里拨的再就业专项资金你们怎么使用的？有没有按市里的要求，和下岗工人签订全员定位书？”
王局长秃脑门上的汗流得更急，支支吾吾说不出来。
文春明桌子一拍：“王德合，我看你这个局长就不要干了，辞职吧！”
高长河插话说：“文市长，我看不是辞职，而是要撤职！”
文春明马上说：“好，我向市委建议，撤掉王德合轻工局局长的职务！”
王德合呆住了，可怜巴巴地看着高长河说：“高书记，我……我……”
高长河冷冷问：“王局长，你想说什么？说你到我家里送过简历？找我跑过官，是不是？”
王德合紧张地抹起了汗：“高书记，不……不是，我……我……”
高长河手往门外一指：“出去，你给我出去，马上出去！”
王德合还想为自己辩解，但一看到高长河那张铁青的脸，什么也不敢说了，狼狈地夹着公文包出去了，逃也似的。
会场一下子静极了，连彼此的呼吸声都能听到。
在吓人的静寂中，陈副市长说话了：“高书记，文市长，在这件事上，我也有责任，没亲自到造纸厂看看，检查一下定位工作的落实情况，我向市委检讨。”
文春明不客气地说：“你当然有责任，我也有责任！我们是市长，自杀的是我们的市民，我们在座同志的责任都不小，都有愧！可我们再检讨又有什么用呢？赵业成夫妇已经死了！死人不能复活了！而且，政治影响和社会影响也太恶劣了！我们平阳是经济发达市呀，怎么能出这种死人的事呢！”
发了一通火，文春明又就下岗职工定位管理的问题做了进一步指示，要求陈副市长带队，进行一次全市范围内的落实检查，汲取赵业成夫妇自杀的教训，不能光听汇报，要扫除一切死角，对所有下岗职工进行有效的动态监管。
最后，文春明请高长河讲话。
高长河来之前并不想讲话，主要是想听听再就业的情况汇报，现在面对着突发性的死人事件和王德合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不得不讲了。
高长河讲话时，面色沉重——
“同志们啊，不要总说我们平阳是经济发达市，不要光看平阳四处都是高楼大厦，四处都是霓虹灯。高楼大厦后面有阴影，霓虹灯下有血泪呀！这不是危言耸听，这是事实！我们的改革开放送入了攻坚阶段，许多大中型国营企业的工人同志现在在苦熬岁月，平钢厂、平轧厂、平纸厂这类困难国企全市不下几十家。而且在国家调整产业结构的大背景下，未来三两年里，这种状况还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这就是说，我们相当一部分工人同志要过几年苦日子，要为我们的改革做出这个历史性的牺牲。
“这些工人同志真是可敬可爱呀，——就说这个赵业成吧，他完全可以死在平轧厂里，造成个‘因公死亡’，可他没这么做。而我们一些干部同志呢？也是那么可敬可爱吗？像那个王德合，我看是可耻可恶！他是不顾人民死活的冷血动物！这不是简单的官僚主义，在对待下岗工人的问题上，他这么不负责任就等于犯罪！
“当然了，说一千，道一万，发展才是硬道理。同志们都知道，今年我们国家的经济增长目标是百分之八。我们省是百分之十一，平阳因为是经济发达市，省里和中央的要求是百分之十三。平阳的百分之十三完不成，就没法保证我省的百分之十一和全国的百分之八。而要完成这百分之十三的经济增长目标，就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就不能再出死人这种事了。文市长要求对下岗工人的定位工作进行一次全面检查，我看很好。我的意见是，不但要查落实，还要查问题，哪里发现问题，就处理哪里的领导班子！
“顺便再说一个涉及廉政的问题——在目前十一万多下岗工人吃不上饭的情况下，我们的一些同志是不是能少喝几场酒？少往歌厅舞厅跑跑？昨天，我看到纪委的一个通报材料：我们某局的一位处长在平阳国际酒店一掷千金，吃饭、唱歌、跳舞，找三陪小姐，一夜的消费八千七百元！八千七百元呀，同志们！当真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了！没有党性，也没有良心吗？这种人不撤职开除党籍怎么行？下岗工人会怎么看我们？人民会怎么看我们？这种腐败风气要坚决煞住！
“对那些有钱的大款又怎么办呢？人家有钱，就是要高消费。这也好嘛，你消费，我收税。在这里，我想提个建议，请同志们也考虑一下，这个高消费税我们能不能收？能不能把收上来的这些钱搞个专项基金。用于救助像赵业成这样的特困家庭——同志们呀，这可不是打富济贫，这是在倡导一种良好的社会风气……
因为赵业成夫妇的死，高长河在这次会议上讲了很多，散会时已经快一点了。
也就是在这个会议上，文春明和高长河达到了难得的一致。 一九九八年六月三十日十三时 市政府食堂
在市政府小食堂一起吃饭时，文春明说，高书记，你建议的高消费税，我看完全可以收。是叫税还是叫费，可以再商量。规定一下，一次性消费多少钱就收他的税或费。不但倡导良好的社会风气，无形中也逼着那些款爷们把一部分消费资金转变成生产资金，多创造些就业岗位，很有积极意义。高长河说，那好嘛，你不妨先找姜超林同志商量一下，先搞个草案出来，我们再一起研究决定。
饭后，高长河和文春明一起到医院去看望了赵业成的女儿赵珠珠，要求院方负责到底，不要留下什么后遗症。女院长和主治医生汇报说，赵珠珠煤气中毒程度较浅，经过高压氧仓治疗后，估计不会留下什么后遗症。
一些记者也赶到医院来了，要采访高长河和文春明。
文春明很恼火，对记者说，没什么好谈的，这种事不要报道，没有什么积极意义。还追问记者：谁让你们来的？！高长河也说，要注意导向问题，应该从正面宣传政府为下岗工人采取的措施，多报道些下岗工人艰苦创业的先进事迹。
高长河还询问了一下何卓孝母亲的病情。女院长说，上午刚做了检查，情况很不好，肺癌晚期，已经全面扩散了，随时有生命危险。高长河说，何厂长不在，你们要多尽心，至少不能让老人在何厂长回来之前死掉。女院长说，我们尽力吧。
回去的路上，两个党政一把手坐在同一台车里，继续谈着工作。
文春明说：“何卓孝这个教训够深刻的，我们是不是想想办法，搞几条具体规定和措施保护一下这类困难干部呢？”
高长河说：“干部当然要保护，可也要保护老百姓啊。像赵业成这样有特殊困难的老百姓恐怕也不在少数。怎么办？我们哪来这么多钱呀？”
文春明想了想，说：“高书记，还有一种税，我看也可以考虑收——三陪小姐的个人所得税。据文化局和公安局汇报，现在我市的三陪人员已不下十万了。”
高长河开玩笑说：“文市长，你这是狗急跳墙还是敢想敢干呀？”
文春明正经道：“高书记，我这可不是和你开玩笑。你知道三陪小姐每月的收入有多少吗？平均每人不下五千块，多的上万块，是所得就应该收税嘛！”
高长河也认真了：“这会不会让人们误解我们平阳允许三陪？”
文春明苦笑道：“全国哪个城市允许三陪？全国又哪个城市没有三陪？收税归收税，扫黄归扫黄，该扫照扫。再说，这么干的也不是我们一家，前几天报上还说呢，不少地方已经对三陪小姐收税了嘛！”
高长河点点头：“这事我也听说过。不过，在咱们省可没有先例呀！”
文春明说：“你怕省委撸你的乌纱帽呀？不至于吧？”
高长河笑道：“文市长，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