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人为什么会不平等。
为了寻找这种不平等的起源，卢梭有条不紊地阅读了大量书籍，开始研究、思考人类的发展史，著述了有名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社会契约论》等。他认为人类在自然状态即原始社会中，是自由平等的。那时生产力水平低下，几乎没有私有财产，也就没有权力，没有等级差别。
但后来，人类为什么会失去自由，有了不平等呢？
卢梭形容：“谁第一个圈出一块土地，大言不惭地说’这是我的’，并且找到了一些傻乎乎的人竟相信了他的话，谁就是文明社会的真正奠基人。”卢梭认为有了私有财产，人类就开始有了文明社会。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开始追求舒适的生活，开始滋生出各种欲望，于是就有了彼此的征服和战争，有了地位的高低之分，有了财产的不均等。也就是说人在创建文明的同时，也制造了枷锁，束缚了自己，人不再自由了，也不再平等了。
卢梭这样说：“从那里，我看见我的同类像瞎子一样，正沿着他们的偏见之途朝前走，沿着他们的谬误、苦难、罪恶之途朝前走，我以他们难以听见的微弱之声疾呼：丧失理智的人啊，你们老是抱怨大自然，却不知一切的苦难都是你们自己造成的啊。”
卢梭从人类的痛苦中认识到人类的一切不平等、不自由都是人类自己造成，而绝不是天赋使然，他呼唤人权的重新回归，要求每个人都应该拥有最基本、最神圣的权力——平等、自由。卢梭提出了著名的“社会契约论”和“主权在民”的理论。他认为人原本都是平等、自由的，但过分的自由使彼此伤害对方也成为自由，于是每个人都要交出一部分自由，通过结成国家，订立法律限制起来，目的是为了保障人们最大的平等、自由的权力。国家、法律就是一种契约，没有人是天生优越的，在契约面前人是平等的，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至上。同时契约是为了保障民众的平等、自由权力，因此国家主权应属于人民，而不是一小撮统治者，人民有任免、罢黜与监督行政首脑之权，有决定国家统治形势之权，有推翻专制制度之权。
美国建国之初，杰斐逊就将社会契约论和主权在民说写进了由他起草的美国《独立宣言》之中。《宣言》宣布：“人人生而平等，都从造物主那里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力，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力。为了保障这些权力。所以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则须得到被统治者的同意。如果遇有任何一种形式的政府变成是损害这些目的的，那么，人民就有权来改变他或废除它，以建立新的政府。”
杰斐逊在为民主政制同拥护精英政制的亚当斯辩论时，还这样说：“大众不是生来就在背上背着鞍子，让一小群穿靴子的人驱使的。”
卢梭的思想告诉我们，人在自然状态都是平等、自由的，因此平等、自由正是天赋人权。没有人天生就是小人物，没有人能生来就主宰别人。如果我们生来就卑微，生来命运就被别人主宰，那就是这个社会的问题。
从此我不再将自己看成任何人、任何事物的奴隶，也永远不再将任何人看得高高在上。不管我们的地位如何卑微，如何微不足道，但我们的心灵和任何人一样，都是平等的。人是生而平等的，人也应该被尊重。
卢梭呼唤人权的回归，将人的思想从长期的封建桎梏中解放出来。但直到现在，我们有平等？有自由吗？我们在几千年封建制度的桎梏下，已习惯了被压迫、被奴役的命运，已习惯了做一个小人物的命运，只是在一种经过粉饰的奴役生活中欢呼，却忘怀了我们自身的权力和尊严。
所以我讨厌老百姓这个词。现在很多电视剧，流行歌曲，都标榜是为老百姓而创作，有首流行歌曲里唱着：今日咱老百姓啊，真呀们真高兴呀。其实老百姓是我国特有的包含了封建等级制度下的臣民或者奴才、弱者以及无权利救济的这些含义。从另一层面解释，也就是普通的，平凡的，是社会的基层。所以我常会反问：“凭什么说我是老百姓，你就不是老百姓吗？”我们的领导常说为老百姓服务，给我的感觉好像是一种施舍和恩惠，其实这正是他们的工作职责，纳税人养活他们正是为了让他们服务于大众，如果他们没有服务于大众，他们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西方并没有老百姓一词，他们只说公民，只说纳税人。正是我们养活了政府，养活了那些高高在上的官僚。如果大多数人是老百姓，也就是说有少数人高高在上，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独特的，高贵的，因此我们应该有我们的权力，有我们追求幸福的权力。
除了道德、法律和责任，我不愿被任何东西所束缚；除了伦理和工作上必须的等级差别，心灵上我不接受任何不平等。
去年广东出现了“非典型性肺炎”的流行病，本来患者不算多，世界各国也都有过类似的流行病，但一时谣言四起，人们纷纷抢购“板兰根”和“白醋”，一瓶不到3元的白醋被炒到了200元一瓶，甚至还出现了抢购盐和米的风潮，而后这股抢购之风还迅速曼延到全国。人们为什么不相信主流媒体，而宁愿相信流言呢？因为长期以来我们的主流媒体总是封锁一些容易引起人们恐慌的消息，当人们从其它渠道得知了这些消息后，久而久之就对主流媒体失去了信任。这实质是我们的媒体导向有问题，就是不相信人，不尊重人。如果我们尊重人，相信人的理性，我们的媒体就会对每一件与大众切身相关的事的知情权有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这样才能树立媒体的公信力和权威。其实我们的社会长期以来就不懂得尊重人，总是认为大众都是盲从和愚昧的，所以要封锁他们的思想，将希望寄托在少数英明的领导人身上，认为大众只有思想一致跟随他们，才能走向幸福的生活。而当我们不相信大众，封锁他们的思想时，他们就更容易相信流言，更容易发生恐慌，于是我们的领导者就更坚定地相信大众是愚昧和盲从的，从而对他们的政策更加有信心，也就导致了一种恶性循环。但我们这么大的国家又怎么可能只靠少数人的英明就能走向富强呢？我们只有尊重人，让每一个人都发挥出自身的力量，这样的国家才可能永立不败之地。
尊重人，这不仅是社会问题，其实更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我们每个人在内心深处，有这样一种神圣的理念吗？尊重生命、尊重人首先要从尊重自己开始，你不尊重自己，即使全社会都尊重你又有什么用？
绍兴人说，鲁迅先生笔下的那个没有名字的人物阿Q，从拉丁字母看，是一个没有眼睛的人形面具，加上一条清朝的长辫，也就是一个没有灵魂的人。作为国人心态的典型人物阿Q，鲁迅先生不正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吗？
我们无法更换我们的眼睛，但我们可以换一种目光。一个在心灵上处于奴化状态的民族是不可能仅仅靠改变主人或改变制度就能获得自由的，重要的是要改变每个人的心态，改变那种被奴化的心态。
每当看到社会上那么多的“乞讨者”，在生活中那些低三下四的人和我接触到的形形色色的国人，我总在想我们尊重自己吗？我们觉得自己是神圣的吗？如果每一个人都懂得尊重自己，都认为自己是神圣的，这样的国家又怎么可能愚昧落后呢？懂得尊重自己，懂得自己是神圣的，正是提高国民素质的第一步啊！
人是应该被尊重的。人就应该是人，是自己的主人，而不应该是任何别人和别的东西的奴隶，不是某个英雄，某些别人，某种理想，某种主义，也不是金钱的奴隶。我们说自由是人的神圣权力，所谓自由不就是不被任何人任何东西所奴役吗？人如果丧失了自由，也就丧失了自身的神圣性。同时人还应该是平等的，没有了平等，也就没有了人的尊严，也就谈不上人的自由。所以平等和自由是一个整体，是不可分割的，缺了一部分，就谈不上另一部分。
直到现在，西方一批启蒙思想家早在近三百年前，就有了主权在民，法律至上的思想。如果一个人拥有无上权力，又不用遵守契约，这样的社会必定走向专制。而我们直到现在有这种意识吗？我们在思想、制度上落后了西方几百年，这正是我们国家还在落后的原因。
我们生来绝不是要居人之下，被人奴役，成为别人的一个盲目的欢呼者和追随者，成为别人的工具的。我们要懂得尊重自己的价值，要做自己的主人。无数思想家、勇士不断地向社会提出挑战，有些人甚至为此付了生命，正是他们的努力我们的社会才能不断向前发展、进步，我们为什么不珍惜他们的努力，不以自身的实践来证明他们奋斗的价值呢？
其实具有说“是”的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讲也蕴含着说“不”的能力。对上帝做出肯定的回答，也就是对撒旦做出否定的回答。对人的肯定也就是对所有想奴役、剥削和愚弄人的那些人的否定。
要点：
人是应该被尊重的。人就应该是人，是自己的主人，而不应该是任何别人和别的东西的奴隶，不是某个英雄，某些别人，某种理想，某种主义，也不是金钱的奴隶。
第二章 心灵的种子高贵的心灵
最近去了趟无锡。在锡惠公园天下第二泉边上的茶馆里小憩，那个茶馆里终日都只播着《二泉映月》这一首乐曲，因为曲作者阿柄简陋的墓茔就在附近。《二泉映月》我已不知听过多少遍，但在当时听起来感觉就是不一样。乐曲凄美、哀怨，如泣如诉，我在想这样一首千古绝唱，竟然只是一位终身穿着缀满补丁的长褂，靠卖艺为生的瞎眼老人所作，甚至在他的一生中，他也只是在临去世前2个月，才第一次真正登上舞台，坐着演奏了他的《二泉映月》。
就这样一个卖艺为生的瞎眼老人，为什么能谱出天才的乐曲呢？这样的乐曲是只有用心灵谱写的。如果没有高贵的心灵，又怎么能谱出这天籁之音？阿柄老人虽然身份低微，但却拥有一颗高贵的心灵。
有怎么样的心灵，就会造就怎么样的人，佛家不是说：“心中有佛，则无处不佛”吗？
心中有佛，我就是佛，我说的话就是佛说的话，我做的事就是佛做的事。因此我会进一步想，佛会骂人吗？佛会做坏事吗？既然我就是佛，那自然要用佛的标准要求自己，这样自己也就真的成佛了。那么同样道理，如果你心灵高贵，认为自己是高贵的，当然你就会用高贵的标准要求自己，也就会使自己真的变得高贵。
大家公认林肯是一个谦虚的人，但肯尼迪不这样认为，他说：“没有一个伟大的人物是真正谦虚的。”其实只有自己没有自傲之物的人才会贬损“骄傲”这种品德，就像叔本华说的：“当谦虚成为公认的好德性时，无疑地世上的笨人就占了很大的便宜，因为每个人都应该谦虚地不表现自己，世人便都类似了。”
的确，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他一定有着一颗高贵的心灵，他一定在内心深处认为自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