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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出版的几部书，其实也并非完全由学生编写，都有一些教师参加，《中国近代文学史稿》则是鲍正鹄先生将他多年的研究成果贡献出来，指导同学编写而成，还请青年教师章培恒参加工作。因为当时正提倡学生编书、集体编书，所以教师的名字都隐而不提了。
大跃进时期的著作，不但内容非常革命，而且在写作方法上也突破常规，创造出自己的特点：
其一，组织学生写书，打破著书的神秘感。
过去是学有专长，多年积累，才能著书，但大跃进时期必须打破一切常规，而且当时还认为，许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打而不倒，批而不臭，就是因为他们有业务专长，这也是他们与共产党对抗，向党讨价还价的资本，必须加以剥夺，才能彻底改造。现在要组织一些初学或未学过该学科的人来写书，就是一种占领阵地的革命行动。
其二，提倡集体著作，组织大兵团作战。
学问应是沉潜研究的结果，著作乃个人劳动之结晶，但当时却认为，个人写作是个人主义名利思想的表现，而集体著书则可以培养集体主义精神，所以总是组织编写组来集体写作，几个人分工负责一个章节，许多人分头进行，这叫做大兵团作战。
一本书同时有许多人在写，当然写得很快。当时以为这是符合多快好省精神，但其实快是快矣，却未必就好。时隔不久，这些著作就为人所遗忘了。试问，现在的中文系学生和中青年教师，还有谁记得北大红皮本《中国文学史》和复旦黄皮本《中国文学史》？倒是当时受批判的刘大杰先生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又出了新的版本，说明它至今还有存在价值，——当然，现在重印的是40年代中华书局的初版本，而不是70年代以儒法斗争为纲的修改本。
大跃进的年代已经过去很久了，当时的集体著作也已风流云散，但由于我们对这段历史没有好好地加以总结，其中许多想法和做法，还是作为集体无意识遗留了下来，对今天的科学研究工作仍旧产生影响，为害不浅。比如，不肯潜心研究学问，喜欢做表面文章；不讲究质量的上乘，只追求数量之多；不愿个人付出长期的劳动，喜欢拉班子集体速成。这些做法，其实都是大跃进的遗风，目的还是追求轰轰烈烈的效果。只不过现在不再用“大兵团作战”之类的军事术语，而改为“某某工程”等工科用词。
第二部分跃进岁月（6）
大跃进带来大饥荒
大跃进时代总要有大跃进的气氛，凡事总要搞得热火朝天，才能像个样子。最容易造成气氛的，是挑灯夜战。那时，整个复旦校园里每夜都是灯火辉煌。听物理系的朋友说，党委副书记王零常常半夜三更跑到实验室里来检查工作，我们文科各系，也天天晚上由系领导督阵。每到半夜时分，每人还能领到一张就餐券，大家可到食堂免费就餐。
但到得1960年，这免费就餐券没有了，夜班也逐渐取消了。因为物质供应日益紧张起来。开始是某些物品短缺，接着，就闹起饥荒来了。
本来，自从1953年下半年实行粮、棉、油统购统销政策以来，这三样东西就开始定量供应了，但一则当初定量较宽，像我辈男生，粮食定量每月有34斤左右，二则其他副食品供应较好，油水充足，所以吃饱饭是不成问题的。而实际上，我在1953—1957年四年上学期间，食堂根本不用饭票来买饭，而是划卡取菜，主食则随意取用。1957年毕业后在教师食堂用餐，开始时也是饭菜票不分的，就是说，将粮油票交给食堂之后，即可随意购买饭菜票，这饭菜票既可买饭，亦可买菜，只要有钱，随你吃多少。我已记不清何年何月开始将饭票和菜票分开来，饭票以两计算，菜票以分、角计算，两者分用，不能混淆。也就是说，你付出多少斤粮票，就买多少斤饭票，不能多买饭了。而感到粮票不够用，则是在1960年初。因为那时大部分农产品都要凭票供应了。除原有的粮票、油票、布票、棉花票之外，又增加了肉票、鱼票、蛋票、豆制品票等，而且供应量很少。肉是每人每月4两，油是每人每月半斤，蛋以户计，大户每月2斤，中户每月1斤半，小户每月1斤。过旧历年时则增加一些分量，并增发家禽券之类。粮食定量也减少了，我从34斤减到28斤，数年后再加到30斤，妇女更少一些；布票每人每年10尺，还不时要动员上交。还有其他一些日用品也发票，如线票、烟票、火柴票、肥皂票等，买牙膏则要用旧牙膏管去换，买电灯泡亦要用废灯泡换。还发有一种工业券，用来买其他紧缺物品，如钢精锅之类。这些票券，是直到“文革”结束之后好几年，才陆续取消。
上海总算得天独厚，发的各种票券，基本上都能保证供应，但品种好坏之间就差得远了。平时卖的都是很差的籼米，粮店里偶尔到了一点好米，大家就奔走相告，排起了一字长蛇阵来；为了买一点稍微像样的鱼、肉、蔬菜和豆制品，也要起早排队，有时天不亮就起来，也买不到好的。
副食品供应一紧张，肚子里油水不足，人们的饭量就大起来。本来，教师的运动量小，粮食定量一般是吃不完的，现在却大大的不够吃。每餐都要算着吃，如果哪一天吃得超额了，就得在第二天省回来。但在当时，多吃几两容易，少吃一两就非常困难了。有时一顿多吃，就得好几天扣紧。为了应付粮食不够吃的局面，复旦食堂想出了一种办法，使得饭的体积增大，当时的说法叫做增加出饭率。即先将米煮得半熟，再放在大蒸笼里蒸一次，使米粒充分膨胀开来。这其实只是骗骗自己的肚子，刚吃下去时感到饱了，不一会，很快就饿了。但在那种时候，能够暂时欺骗一下肚子也是好的，所以这种做法还得到了上级表扬。复旦还自己养猪，以弥补食堂猪肉供应之不足，但是饲料缺乏，无法多养。虽然也曾动员师生去采摘树叶来发酵作饲料，但也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后来又用人粪喂猪，效果也并不佳。
而且，粮票的用量也增加了。本来，到饭店吃饭是不用付粮票的，现在也要付粮票了；本来，到食品店买糕点也是不用粮票的，现在也要付票了。当时，上海市区户口每月还发有若干就餐券和糕点券，复旦是郊区户口，这一切都没有，就相差得很大了。在1959年上半年以前，复旦原属杨浦区，也是市区户口，偏偏到了经济困难时期，却随着五角场地区，划给了宝山县。陈望道校长为此觉得有负于复旦师生，一直到临终前还在为复旦划回市区而向市委市府领导力争。但等到复旦终于划归市区时，这一切差别早已取消了。
那时对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还是有些照顾的。因为教授另有肉、蛋之类特供，讲师也有些黄豆补助，所以被称做猪肉教授，黄豆讲师。后来见到1960年8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国务院秘书长齐燕铭的报告中的材料，才知道其中一些具体数字：知识分子一级人员（按：指一级教授、一级研究员、一级作家、一级演员等）和行政7级以上人员，每人每月肉4斤、白糖2斤、甲级烟2条、鸡蛋3斤；知识分子二、三级和行政11级以上人员，每人每月肉2斤、白糖1斤、甲级烟2条、鸡蛋2斤。至于我辈小助教和广大职工，则不属补助之列，虽然我们早已做着讲师的工作，但到这种时候，还是按级论价的。
不过比起外地饿死人的惨况来，我们总算是幸运的。虽然大家饿得肚子难受，有不少人还生起浮肿病来，但毕竟还是挺过来了。
即使在这样严酷的现实面前，大家还得众口一词地说“形势大好”。领导上教导我们，不能从菜篮子里看形势，不要看现象，要看本质。本质是：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敌人一天天滥下去。党委副书记徐长太在登辉堂做大报告时，说了一句广为传颂的名言：“目前形势大好，比任何时候都好。什么叫大好呢？它不是小好，也不是中好，所以是大好！”
那时，从报纸上、从广播中是得不到灾难的消息的，小道上有一些传播，但也到处在堵塞。我有一位同班同学分配在兰州工作，回沪探亲时约了老同学到我家夜谈，他讲了一些甘肃饿死人的事，第二天就得到警告，叫他不要散布消极情绪；有朋友从安徽探亲回来，说起安徽饿死人的事，却受到了批判，说他是对大跃进的攻击。
不过，毕竟出现了普遍的饥荒，不能不有一个说法。当时官方正式的说法，叫做“三年自然灾害”，原因是天灾和苏联逼债。天灾自然是有的，苏联逼还抗美援朝时购买武器的债务，也是事实，但大家心里都很明白，这并不是主要原因，只是鉴于彭德怀事件的教训，谁也不敢直言而已。后来传闻，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说了一句话：“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大家觉得这还算是老实话。但后来打倒刘少奇时，这却是罪状之一。
第二部分到农村去上阶级斗争主课（1）
“四清”运动是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之后，贯彻抓阶级斗争理论的一个重要举措。它的正式名称是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因其包括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等四项内容，故称“四清”运动。
1963年2月，中共中央提出在农村搞“四清”运动的同时，还决定要在城市进行“五反”运动，——后来又规定，无论农村和城市，通称为“四清运动”。有些工厂、街道已经动起来了，文教系统则在北京大学进行试点，还从复旦抽调了一些干部去参加工作组。上面的意思，本来是准备在北大试点取得经验之后，再在全国各高校全面推开的，复旦唯恐落后，也唯恐将来处于被动，就预先在物理系和生物系搞了两个小试点，审查了一大批教师和干部，排摸情况，以便工作组来时有所应对。后来之所以没有搞下去，是由于还来不及将“四清”运动全面推开，更加激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就已经发动起来了。
至于农村，则从1963年开始，就分期分批地进行“四清”运动。复旦师生，也分期分批地参加“四清”工作队，深入到阶级斗争的第一线。就我们中文系而言，一共参加了三期运动：一期小“四清”，1963年底至1964年初，在宝山县顾村、刘行等几个公社，为期50天；两期大“四清”，第一期从1964年月11月份至1965年5月份，在奉贤县胡桥、盛桥等几个公社，为期约7个月，第二期从1965年7月份至1966年6月份“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为期将近一年，在宝山县罗店、罗泾等几个公社。当然，各人参加的期数并不一样，有些人参加一期，有些人参加两期，有些人则接连参加三期。当我参加过一期小“四清”、一期大“四清”之后，中文系一位总支副书记胖大姐在通知我参加第二期大“四清”时，很坦率地对我说：“像你这样的人，就应该多下乡去接受改造。”她的直白话语，捅破了那些美丽言辞组成的包装纸，说出了问题的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