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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还有药可防，而血吸虫就防不胜防了。
奉贤当时还是血吸虫害地区，而农民的生活习惯却又很不讲卫生。那里地处海边，地下水位很高，打井应是容易之事，但农村里水井却很少，即使有几口井，也不大去用，而一律用水浜里的水。他们每家都搭有一个水埠，洗菜、淘米、洗衣、刷马桶，都在这个埠头里，烧饭、洗碗的水也在这里打，一不留心，就会把水底的脏东西翻上来，其污染情况可想而知。而为了节省柴禾，他们经常食用的咸菜，并不烧熟，只在水浜里洗一下，切出来就生吃，更是令人疑心。但根据下乡“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原则，我们只能跟着吃，不能提出改进的意见，更不能另起炉灶，所以一直是硬着头皮坚持下来。开春之后，市里要在这里开展防治血吸虫病的工作，除了调动人力消灭钉螺之外，还动员各村各户打扫卫生，规定在每个自然村都要有水井，要求食用井水，与浜里的洗用水分开。既然是领导要求，我们就可积极贯彻了。但农民们长期形成的习惯，要改也难，总是嫌打井水麻烦。我们在时，还可督促一下，听说我们走后，很快就恢复原状了。
我们的大队离海边很近，我到金丝娘桥外调时，汽车是沿着海边开的，一路风景着实令人陶醉。但平时我们谁也不敢到海边去欣赏美景，生怕被批为小资情调，在当时，那正是需要改造和克服的东西。但临结束的前两天，我们实在经不住诱惑，几个师生还是相约到海边去玩了一次，开始是在海边散步，后来大家索性脱了鞋袜，赤脚走到海水里，放松地玩了半天，觉得颇为尽兴。看来这半年多的农村阶级斗争教育，并没有把我们原来的生活情调改掉，可见思想改造之难。好在马上就要开拔回校，领导上也来不及对我们进行批评帮助。回校之后，略事休事，许多人又奔赴新的地方进行第二期“四清”运动了。
不称职的秘书
第二期大“四清”，我被派到宝山县罗店公社金星大队。因为有了第一期“四清”的经验，而且《二十三条》下达后，在政策上也有所调整，所以就不搞得那么神秘兮兮的了，与公社和生产队干部也不处于对立地位，我与一位学生还被安排到一个会计家吃饭。
不过这次我没有下生产队，而是留在大队部做秘书，与一位本系学生一起，负责整理材料、写汇报、写总结。金星大队是复旦党委副书记郑子文蹲点的地方，工作组长又是复旦校长办公室主任，他本人就是秘书出身，所以对材料工作要求特别高，有用的、没用的材料搞了一大堆，说是宁可备而不用，不能等到领导要时来不及准备。
我与那位同学搞了几个星期下来，觉得这些材料实在没有什么意思，并不能说明本大队的实际情况，我们所做的都是无用功，于是就向组长建议，写材料也要精兵简政。但组长很不以为然，仍旧坚持他的烦琐哲学。那时正在提倡学习毛主席著作，我们倒是学得很认真，而且联系实际，觉得他写的那些战争总结和作战方针，很是简洁明了，没有废话套话，非常实在。我们也学着他的方法写，把诸如“在毛主席、党中央和上海市委的正确领导下、在《二十三条》精神的指引下”之类的套话，以及从《人民日报》社论上抄下来的那些泛论，一概弃之不用，只写几条实在的东西，倒是颇能说明本大队的实际情况。但组长看了，皱皱眉头，把它给否定掉了，他还是相信那种充满废话套话的程式化的总结报告。我们实在无法忍受，于是就摘抄了《毛选》第四卷《关于建立报告制度》中的一段语录，作为抗争的武器。这段语录说的是：
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报告内容包括该区军事、政治、土地改革、整党、经济、宣传和文化等各项活动的动态，活动中发生的问题和倾向，对于这些问题和倾向的解决方法。报告文字每次一千字左右为限，除特殊情况外，至多不要超过两千字。一次不能写完全部问题时，分两次写。或一次着重写几个问题，对其余问题则不着重写，只略带几笔；另一次，则着重写其余问题，而对上次着重写过的只略带几笔。综合报告内容要扼要，文字要简练，要指出问题或争论之所在。……
第二部分到农村去上阶级斗争主课（4）
我极为欣赏这段语录所表达的几层意思：一是写报告要由书记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二是报告中要写出本地区所存在的问题和倾向，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不要言不及义；三是写报告必须内容扼要，文字简练，而且还规定了字数，以千字为限，这就可以杜绝许多套话、空话。我们把这段语录放在工作组长办公桌的玻璃板下，希望能引起他的注意，哪怕有一场争论也好。但这个期待却落空了。虽然当时已把学习毛主席著作提到各项工作的首位，但领导人其实并不认真对待，只是把这种号召当作套话来讲，口头上是每会必讲学习毛主席著作，实际上做的是表面文章。他们所看重的还是顶头上司的要求，所遵循的则是官场上习惯性的工作程序。我们的组长修养极好，看了这张语录，只是对我们笑笑，表示知道了，既不接受意见，也不反驳，还是照老样子布置我们做些他认为要做、而其实是无用的文字工作，使你简直无可奈何。
不久，郑子文来抓阶段总结报告了。为此，我查阅了本大队所有下属生产队的材料，而且还到各生产队去实地调查，非常认真地写出一份报告。可是郑子文看后，却全盘加以否定，因为不合上面的精神。我说，我是经过调查研究，根据本大队的实际情况写的；他说，写总结报告要按照上面的精神来写，不能自己看到什么就写什么。于是，他按照他所理解的上级精神，口授了一个提纲，叫我重写。但等到我按照他的提纲，重新写成总结报告之后，却又被他否定掉。不过郑子文总还算是讲道理的，不像搞小“四清”时那位总支委员那样蛮横，自己不通知我编写材料的要求有所改变，却指责我为什么不按照改变了的要求去编写材料。郑子文则说：“照我上次所提的要求看，你这个总结报告是写得可以的。但现在情况不同了，西光同志在西渡蹲点的总结出来了，我们得按照西光同志总结的几个问题来写。”我说：“杨西光同志蹲点的西渡公社在奉贤，情况与我们罗店并不一样，我们怎么可以拿来套用呢？”郑子文很不耐烦地说：“西光同志是我们全市“四清”工作队的负责人，不照他的精神办怎么行！”随手将一张上海社教运动简报丢给我，上面登有西渡公社的总结报告。我自然只有照办。依样画葫芦其实是很简单的工作，但这样画出来的总结报告有什么用呢，从中能看到当地的实际情况吗？原来各地的情况汇报和总结报告，都是这样套用领导蹲点地方的经验写的，也就是说，是迎合上意写出来的，上级领导怎么能看到全面的实际的情况呢？
大概我这个秘书实在太不称职，领导上要求的东西写不好，却常常要自作主张，写些不合要求的东西，所以几个月之后，就免去我的秘书职务（正式名称似乎叫做材料员），把我下放到一个边远的生产队去。而我自己，则觉得与这种“官场学”实在有点格格不入，难以适应秘书工作，也乐得一走了之。
我所去的这个生产队叫做艾家宅，但居民大多不姓艾，大概是经过历史变迁的结果。罗店地区是当初日本兵登陆后进攻之地，烧杀甚多，所以人口变动很大。我先是吃住在贫协主席老朱家，他家吃得倒不坏，只是住房紧张，我的床铺搭在厨房兼客厅里，显得十分拥挤，对我、对主人家都很不方便。不久，老朱对我说：“我看侬夜里喜欢看书，给侬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住好不好？”我当然很高兴。他说：“倪宅上有个老太婆住到外村儿子家去了，要好几个月才回来，侬可以住到伊的屋里，也好帮伊照看房子。”这老太太住的倒很宽敞，两间房子分前后两进，前间是一个大客厅，但厅里放着一口空棺材，是她本人的寿材，后间是卧室，中央夹着一个小天井，卧室却没有门，冬天很冷，怪不得别人不肯去住，留给我住。我明知这是一口空棺材，心想，如果当初打造时改变一下形状，不就是一只大木箱吗？但每晚开会或家访之后回来，经过这口棺材旁边时，总有点吓丝丝的。那时，刚读过果戈理的小说集《狄康卡近乡夜话》，其中有一篇小说里描写一口棺材会绕着墙壁飞，我也觉得这口空棺材仿佛要在我面前飞起来了，很是怕人。不过进到卧室之后，立刻又感到独居的好处，在这里可以自由地阅读，读到半夜肚子饿了，还可以吃些点心，不怕被人看见，亦是一乐。第二期大“四清”比第一期的时间拖得还长，真是旷日持久，其实并无多少事情可做，正可以躲在这里读书。但读了几个月之后，又被调到其他地方去了。不知是领导上发现了我在艾家宅大读其书，还是真的工作上的需要，我也只好服从命令听指挥。
在生活上，罗店要比奉贤那边好得多了。下乡后，常听农民们说，上海附近有四大名镇，叫做：金罗店，银南翔，铜江湾，铁大场。罗店居四大名镇之首，商业发达，居民富庶，是金字招牌。我们的生活也方便得多了。这里农村用的是井水，镇上还有自来水，不会有严重的污染，河浜里也没有血吸虫，夏天可以下浜洗澡。我在艾家宅过冬时，贫协主席老朱就每星期到镇上澡堂里去洗一次澡，我也跟着照做，自然不能算是脱离群众，而在奉贤时，因为附近镇上没有澡堂，农民冬天都不洗澡，我们也只好等到每月一次休假时回复旦再洗。
不准买东西吃的规定虽然还有，但已执行得不是那么严格了，很多人都在违规，只要不是大吃大喝，农民也不以为有什么不对，只是学校的有些干部却还要盯着管。刚下来时，有一次我到镇上办事，天热难当，就买了一块一毛二分钱的小冰砖，躲在僻巷中吃，不巧恰好被路过的一位本系总支委员看见了，就在会议上提出批评，我一怒之下，每次上街就要买东西，而且偏要走在大街上吃，但别人看得习惯了，或者觉得此人已不可教，倒也不再批评。那时蒋孔阳先生也在金星大队，不大有人与他交往，很是寂寞，我们就常常在一起抽烟，聊天，有时还一起上街下馆子，——当然也不敢叫酒叫菜，只是吃碗菜汤面或肉丝面，但觉得味道特别好。
第二部分到农村去上阶级斗争主课（5）
山雨欲来风满楼
我们还在农村上阶级斗争这门主课时，阶级斗争的主战场却早已转移。
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形势随之大变。
当时我们还不知道这篇文章的背景，但听杨西光在一个座谈会上说，这篇文章发表时，他是通宵坐镇在《文汇报》编辑部，亲自看大样的，就知道此文的重要。那时，杨西光已是中共上海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