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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类型是在家长主持下的局部内容的自主婚姻。
像徐吾氏在公孙楚、公孙黑二人中择其一，徐邈女在家长的属员中选择，郑畋女和周、汉国公主对特定的专人发表意见，可供她们挑选的对象有限，而且平素没有交往，谈不上有什么爱情，往往以一眼定终身。这一眼主要是看对方的相貌和作风，她们是千金小姐，要求夫婿的长相和风度也是很自然的，有合理性。她们的择偶还不是恋爱婚姻，但是有值得肯定的地方。这些女子的家长在女儿的婚事上是比较开明的，他们征求婚姻当事人的意见，只是在一定范围内令她们选择，一旦她们表示了态度，家长是尊重她们的，按她们的心意去办。尊重当事人，不搞父母之命神圣不可变动的信条，有一点民主的作风。像徐邈那类的家长是难得的，他们的女儿应该说是幸福的了。这些人的开明举动，与他们为人有关，如郑畋是“器量弘恕”的人，对他人尚能“以德报怨”（《旧唐书·郑畋传》），对子女也不那么刻板，而较宽容。徐吾犯听从子产的意见，才令其妹自择夫婿，子产是当时有名的政治家，出了这个好主意。如此看来，徐吾氏等是碰到了较开明的人，是幸运儿。
第三种类型是家长承认女儿选择对象的既成事实，如贾充同意贾午与韩寿的婚事。贾午的行为在当时认为是丑事，贾充发觉后，不愿张扬，乃使他们结合。这种家长面对现实，不去制造恋爱悲剧，也有开明的地方。这种人在封建时代受到一些歧视，那是以封建礼法要求他们，说他们家教不严。那个时代确实如此，但家教严，就是女子信守三从四德，有何好处！所以今天我们倒可别作分析，摒弃传统观念，对贾充辈无需作过苛的评论。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包办青年男女的婚姻，早在三代就出现了，但是从上述青年男女，特别是女子自选配偶，或在父母家长主持下发表一定的意见的事实，我们知道当时青年选择配偶的权力比后来要多一些，也就是说婚姻不自主（即包办婚姻）有个发展过程，在古代是越往后越严重，从而愈加引起强烈的反抗。与此现象相反，青年婚姻自主权的恢复也必然有个过程，而且是相当长的，在古代不可能完结，在中国近代有了很大的发展，但要想完全实现还需当代人的继续努力。现代人需要有支持青年争取婚姻自主的强烈意识，要明辨是非，彻底清除包办婚姻的思想残余。婚姻自主，是青年男女，尤其是女子应有的权利，封建时代他们得不到，去争取的妇女备遭迫害，被歧视为“失行女子”，然而后人从她们身上看到争自由、争人权的精神，争取美满幸福生活的精神，实在是可敬的。对古代流传下来的女子婚姻节烈观不批判，不清除，就是对包办婚姻残余势力的宽容，这怎么能使婚姻自主彻底实现？如果不表彰古代争取婚姻自主权利的女子，听任古代宣扬三从四德典范的传记充斥文献，我们于心何安！荀氏女这类女子的历史，实在应该重写啊！
第一部分 婚姻家庭（一）第2节 汉家童养皇后
童养媳，亦称“待年媳”，古时民间多有这种人。她们大抵是贫穷家庭的幼女嫁到也是寒微的婆家，等到成年，才同丈夫正式成亲。这样女家先减轻人口负担，由男家代为抚养，同时男女双方家庭都可以减少婚礼中的开支，这是穷苦人家采取的一种婚姻形式。待年媳在公婆家劳动，多遭虐待，苦不堪言。俟成婚后，亦多有不幸的事情降临她的身上。童养媳过的是多灾多难的生活，是不幸的人。然而在汉朝皇家却也出现童养媳，她虽则贵为皇后，但生活遭遇的不幸，有与民间相同的地方。
汉昭帝画像汉昭帝上官皇后原是待年皇后。上官后祖父是左将军上官桀，父亲上官安，外祖父是大司马大将军霍光。汉武帝死时，以八岁的儿子昭帝继承皇位，令霍光、上官桀、车骑将军金日等辅政。霍光与上官桀是儿女亲家，同金日也是这种关系，他实际执掌着政权。昭帝因年幼无母，由大姊鄂邑盖长公主居住宫中照料。这时上官后才几岁，其父要把她送进宫中做皇后，以提高自己的地位，但是霍光认为她年龄太小，不同意。盖长公主有姘夫丁外人，想把他按照尚公主的制度封为列侯，上官安表示通过岳父、父亲帮盖长公主和丁外人的忙，致使盖长公主同意上官安女儿入宫，先为，一个多月后立为皇后。这是始元四年（公元前83年）的事，昭帝11岁，上官后6岁，都不能成亲，所以上官后是在宫中童养，等待年长才能真正结婚。因她被立为皇后，朝廷大赦天下。她去拜谒高祖庙，赏赐宗亲、贵族及高级官员钱帛。上官安被封为骠骑将军、桑乐侯，初步满足了权势欲。
元凤元年（公元前80年）上官桀、上官安父子谋反，欲自立为帝，失败被杀，上官后才9岁，年幼没有参预，未被株连，继续当皇后。大约她外公霍光当政，也保护了她。在上官安谋反时，他的党羽中有人说反叛可能会影响到皇后安全，上官安却说顾不了那么多了，反对汉家是主要的。出事后，上官后还是为祖父、父亲立冢，用个人霍光画像的奴婢去守坟。昭帝17岁行加元礼，才算正式成人，这时上官后12岁，估计她开始管理宫中事务了。霍光希望昭帝与上官后有个儿子，便制造障碍，不使昭帝接近其他宫女，以便只与皇后有夫妻生活。但是，他们没有生育。
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21岁的昭帝死去，15岁的上官后成为寡妇。霍光等以上官后的名义迎立汉武帝孙子昌邑王刘贺为皇帝，刘贺尊奉叔母上官后为皇太后。刘贺淫乱无道，霍光等商议废掉他，启奏上官后，上官后到未央宫承明殿，身穿珠玉装饰的短袄，端坐在武帐中，侍御数百人手执武器，召见刘贺，听尚书令代表群臣宣读刘贺的罪状，上官后指责刘贺“为人臣子当悖乱如是耶”；于是将他废黜（《汉书·霍光传》）。在霍光等安排下，上官后同意册立武帝曾孙刘询为皇帝，即汉宣帝，宣帝尊叔祖母上官后为太皇太后。宣帝亲理政务，上官后不会有什么政事可干，但是宫中出现了使她想不到的事情。
霍光妻子东闾显，爱小女儿成君，想把她纳入宫中为皇后。宣帝在入宫前已娶许氏，生有元帝，宣帝即位封许氏为，不久册立为皇后。霍光妻没有达到目的，恰巧许后怀孕生病，遂乘机买通女医毒死皇后，把成君送进宫掖，立为皇后。这霍皇后在娘家是上官后的姨母，到刘家却成了侄孙媳妇，这种辈分颠倒及姻亲关系，请看下面图表。
许后在世时，五天进长乐宫一次，朝见上官后，亲自递送食品，表现出晚辈对长辈的尊敬。霍成君为后，遵照许后的成例，按时去侍候做了祖婆婆的姨侄女儿上官后。
上官后因双重关系，对霍后也表示出应有的礼节。上官后活到建昭二年（公元前37年），死年52岁，在宫中47年，当寡妇却长达32年。
上官后成为待年媳并不是由于娘家的贫寒，恰恰相反，却是有大富贵作基础。她的父亲上官安与昭帝姐姐盖长公主为自身的利益捏合了这门亲事，其性质虽与民间的童养婚迥然不同，但对婚姻当事人来讲，同样是不幸的。
上官后15岁成为嫠（lí）妇，尽管尊为皇太后、太皇太后，但是生活上有何乐趣呢！作为一个女人，47年的宫中生涯，无异于监狱生活，只是物质生活比囚徒要好罢了。她与昭帝的结合，也是一种包办婚姻，由此可见，即使在社会最高层次的婚姻中，包办婚对于当事人也是一种灾难。
作为一种制度，它是对着全部青年男女的，都起作用，而不管其社会地位高低，因此这种婚姻制度是最不合理的。
第一部分 婚姻家庭（一）第3节 两汉南北朝的休妻
我们看历史资料，获知一些人休妻，其绝情无理之状令人愤慨，其被遗弃的妻子的惨痛令人同情。读者看到下述事实，想来一定会有同感。
陈平是西汉初年有名的历史人物，少年时家里很穷，和哥哥陈伯共有30亩田，陈伯从事农业生产，供养弟弟读书。陈平长得高大肥胖，邻里的人说陈伯家那样穷，陈平怎么吃得长得那么好。陈伯的妻子对陈平不参加劳动本来就有气，听了邻居的议论，就说，家里不过吃的是粗糙的粮食，哪里有精美的食物！有这么一个不事生产的小叔子，还不如没有哩！陈伯认为他养活弟弟是尽做哥哥的责任，妻子不能和他一个心路，不利于兄弟关系的和好，就把妻子休弃了。陈平读书，不仅不生产，连生活上也是嫂子侍候，嫂子有些怨气是很容易理解的，陈伯应当同妻子商量，争取她的同情，来供弟弟学习。陈伯不与妻子协商，竟然将她抛弃，做得太过分了（《汉书·陈平传》）。
西汉王吉，字子阳，琅玡人，官至博士谏大夫。年轻时被举孝廉，出任郎官，按理应当是很会处理家内人际关系的，否则难于被地方政府看中而被荐举。但是否如此呢？且看他对妻子的态度。王吉为了求学来到长安，东家邻居有棵大枣树，枝杈伸到王吉的庭院中，枣子熟了，王吉的妻子从树上摘枣给丈夫吃。王吉开始不知是邻居的东西，后来知道了，认为妻子手脚不干净，就把她休掉了。
东邻看到这个家庭的破裂，心里不安，认为这是那棵枣树的罪过，要把它锯掉。邻居们觉得锯掉树太可惜，于是一致请求王吉把妻子迎回来，恢复婚姻，东邻也就不用伐树了。王吉听从了众位邻居的劝告，与妻子重新结合，所以当时歌谣说：“东家有树，王阳妇去；东家枣完，去妇复还。”（《汉书·王吉传》）王吉的妻子是爱护丈夫的，因有感情，才偷摘邻居的枣子给丈夫吃，王吉应当领这份情。当然妻子占小便宜不对，需要教育，这并不是大不了的事，与夫妻关系并不相涉。但是王吉小题大作，认为这样的妻子丢了他的人，非离婚不可，似乎不如此不足以表示他人格的高尚。他这么一想，就不管妻子的处境了。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