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发这么大的火？这不是做贼心虚吗？碰上这样的时候，凯丰当然要理直气壮地起来为张闻天说话了。
“凯丰同志讲得对，更何况我们这是讨论嘛，有意见心平气和地讲。”张闻天镇静而大度。
“现在我们要讨论的是文章的观点对不对，如果有问题，就改正，用不着动那么大的肝火。”博古也沉不住气了，接过张闻天的话说。
“动不动就扣上路线斗争的大帽子，是不是想整人？”陈昌浩余怒未息地问道。
“张闻天的文章，无非是想统一全党北上的思想，我看没有别的意思。”杨尚昆在一旁也解释着。
“北上就谈北上嘛，何必又端出一个南下来批判。”陈昌浩争辩道。
“党内有的同志，就喜欢谈南下嘛！这是事实，不是人为制造矛盾。”凯丰把陈昌浩的话给顶了回去。
“我的水平低，文章可能没有写好，但没有什么不良动机，昌浩同志有意见，我看就不要登载了。”张闻天见陈昌浩思想不通，怕文章发表出来引起一些同志误解，更增加不必要的隔阂，于是就退让了一步。
其实，张闻天此时没有想到他的这篇未出笼的文章会引出什么后果。所以，虽然让步，仍不服气地同杨尚昆一起跑到毛泽东那儿去通报此事，想听听毛泽东的意见。因为他相信毛泽东看问题总要高人一筹。
毛泽东听了张闻天对讨论会生动的描述后，哈哈大笑起来，笑得使张闻天真有点莫名其妙。
“你这个张闻天，就是个书生，你不懂事，你现在写这些文章干什么啊！一点用处都没有！”毛泽东笑谈中透着一种严肃。
“统一思想，更好地贯彻党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张闻天还有些不服气。
“张国焘、陈昌浩等人听得进去吗？他们现在是人多枪多，财大气粗。陈昌浩为什么动口骂人，还不是仗着张国焘的势力。”毛泽东仍然是笑哈哈地说。
“他们坚持南下怎么办？”杨尚昆在一旁忍不住地问道。
“忍耐，斗争，等待，不可操之过急。”毛泽东这时变得严肃起来，话也只能点到这里为止。
张闻天、杨尚昆走后，毛泽东在屋里来回踱着步子，一个劲儿地抽烟。他知道，张闻天这篇文章虽然没有发表，但肯定会传到张国焘耳朵里，那将会引起张国焘什么样的反应呢？
是啊，毛泽东不得不考虑这个问题。眼下，关于北上与南下的问题，实际上已成为两条路线的斗争，不过此时张国焘还没有完全拒绝执行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对他还有团结的余地，张闻天这篇文章不是一下横起了一道分水岭，把张国焘推到了对立面吗？野心膨胀的人在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时候，最希望有人给他提供借口。
眼下，一、四方面军会合，如果没有精诚的团结，就失去了两军会师的意义，没有团结基础上的统一意志，就失去了会师的价值。在这极端困难的时候，团结犹如生命一样的宝贵，也犹如生命一样的脆弱。此时，最易使团结遭到破坏的就是纠缠党内的政治纷争。张闻天的文章虽然在动机上没有任何恶意，但效果可能给张国焘提供了向中央挑战的理由。
张闻天写文章谈北上与南下斗争一事，正像毛泽东所预料的那样，很快传到了张国焘耳朵里。尽管那篇文章已胎死腹中，但却像一颗炸弹一样，在张国焘因当上了红军总政委而稍微平静的心海里炸开了，掀起了狂涛巨澜……
张国焘回想起会师以来的所见所闻，他似乎感觉自己目前是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自己处处都受到责难，意志得不到伸展，甚至觉得中央有急于“控制”四方面军的意图。他心里在想，两河口会议上，那个不知深浅的“小伙子”博古，竟然讽刺我的西进川康方针是“麻雀飞进阴沟里头”；那个吹鼓手凯丰也在《红星报》上写文章批判我的西北联邦政府，说是反对列宁主义；现在张闻天又挥笔著文说我西进川康是犯了路线错误。这些嘴上没毛的人，为什么如此大胆地对我张国焘说三道四，就是毛泽东在背后搞的鬼。既然中央的要员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挑”起事端，我张国焘也不是好惹的，我张国焘在政治舞台上几经摔打，什么没有见过，什么没有尝试过。我这个中共元老有责任出来“纠正”这些要员们的错误，挽救中央的“失败”。今天，我既然在军内负有要职，又是六大选出来的老牌政治局委员，还有我那庞大的四方面军作后盾，不解决党的“错误”更待何时，哪怕是头破血流，也在所不辞。
张国焘与中央的裂痕越来越大；张国焘的个人野心在不断地膨胀；各路敌军正步步缩小对红军的包围，敌情向着不利于红军方面加速发展。这一切都表明，中共中央与红军正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危险境地。
张国焘左右开刀
8月3日，红军在因张国焘的拖延而放弃松潘战役计划后，军委不得不发出改为攻占阿坝、北进夏河流域的指示，也称夏洮战役计划，希望通过实现这一计划，来扭转目前的被动局面。随后，军委召开会议，采纳了张国焘的意见，将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组，分左、右两路北上，左路军由第五、九、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军组成，朱德、张国焘率领；右路军由第一、三、四、三十军组成，徐向前、陈昌浩率领。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随右路军行动。
红军各部按照夏洮战役计划，北上来到了毛儿盖，暂时摆脱了敌人，部队有了一个喘气的机会。
毛儿盖，位于大小金川之内，当地藏人称毛革阿按，土司的姓名叫索朗，辖地18寨，方圆800多里，红军来时，此地有468户人家，1200多人。清乾隆年间，这里曾发生过大小金川之变。藏人凭巢踞穴，对抗清兵，清廷用兵五年，糜费白银7000万两，用反间计，筑长围，断水道诸办法，将藏兵困毙于勒乌围噶尔崖，才将乱军平息。早在清圣祖康熙年间，大小金川毛儿盖一带土司就曾不断骚乱，清帝又不得不劳师10载，用兵五路，东路由灌县至懋功，西路由理番至抚边，南路由打箭炉（康定）至丹巴，北路由松潘至卓克基，中路由木坪至鄂克
什，五路会攻，才将土司骚乱平定。两三百年来，毛儿盖一带未尝绥靖过。今天红军至此，是国民党求之不得的事，他们估计藏人就会把红军打得立不住脚。但藏人却看出了红军也是他们自己的军队，彼此相处得很好。于是红军倒赢得了难得的也是短暂的休养生息之机。
眼下无战事，张国焘在想什么呢？
作为野心正在膨胀的张国焘，他琢磨着如何智夺中央和红军领导权的问题，他看出了这是一个进一步向中央要权的不可多得的时机。但空空的伸手要不行，因为那权力的四周都有保护层保护着，尤其是红一方面军的高级将领，他们都像铁板一块地保护着那最高的权力。因此他想，必须开刀，大动手术，让权力自然落在自己的手中。
从哪里开刀？他思来想去，觉得首先还必须从政治上开刀，这是他自一、四方面军会合以后，就选准的一个开刀的地方，只是时间不允许，所以这一刀没有开好，现在有时间了。
于是，张国焘便向中央提出召开政治局会议，要彻底“解决政治路线问题”，要求“审查中央的路线”。
张国焘以正确路线的代表出现了，如果中央承认他的路线是正确的，党和红军就自然要由他来领导。
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已看出了张国焘的此番用意，但考虑到张国焘是七八万大军的一个统帅，他代表的力量不可小视。而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一些思想分歧以及下一步的战略方针等问题，也需要开会研究解决。于是，中共中央决定，趁部队在毛儿盖地区筹粮，准备过草地之机，召开政治局会议，解决党内争端。
对于这次会议，中共中央是作了充分准备的。会前，中共中央已经委托张闻天起草了一份《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
1935年8月4日晚7时左右，张国焘和陈昌浩偕十余骑兵，从毛儿盖策马去约20里外的沙窝参加会议，那里是中共中央驻扎之地。
一路上，张国焘很兴奋，也有几分得意。他想，这次会议之所以能够召开，看来我张国焘在中央的影响力大有提高。当然他想得更多的是如何通过这次会议达到他的目的。
太阳匆匆西沉，张国焘一行催马扬鞭，不一会儿，便到达了沙窝的山口。这里是一个藏人居住的小村庄，群山环抱，林木丰茂，自成天地。
虽然这里景色颇具特色，也令人遐想，但由于过度敏感，张国焘自此时开始，心里就由晴转阴了。他在《我的回忆》中这样叙述了当时的情景：
我们到达沙窝山口时，张闻天已在山口迎候，他告诉我们：“这是一次秘密会议，陈昌浩不能参加。”我虽然指出陈昌浩系中共中央委员，可以列席会议，但他仍不接纳。于是陈昌浩只得暂住在山口外放牛亭里休息，等我会后一同返回原驻地。
我和张闻天还有一个跟随我的卫士，步行进入山沟，沿途通过好几道岗哨，哨兵都有特殊的口令，显得戒备森严。当时中央机关另设了一个中央纵队司令部，负责保卫中央机关的安全。
看来，当时的张国焘是患了过敏症了，对什么都过度敏感，陈昌浩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不让他参加政治局会议，是在情理之中，他不高兴了；哨兵口令并无特殊与一般之分，只是一种识别信号，他听着也变味了；中央政治局委员集中在这里开会，并且是中央机关的驻扎地，更何况是在战乱的年代里，那严密的警卫在他看来也是针对他的。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接着写道：
会场设置在一间喇嘛庙的外亭中。到会者有毛泽东、朱德、博古、张闻天和我五个政治局委员（周恩来王稼祥二人因病请假），列席者有邓发、凯丰二人，另由中央书记处秘书长王首道担任记录。会议开始后，毛泽东便拿出一份预先拟好的决议草案交给我看。
这个文件不很长，要点是：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苏维埃运动和土地革命已获得重大胜利，红军在反围剿中也获得重大胜利；中央在过去一个时期中曾发生军事路线的错误，遵义会议已适当地将它纠正过来了；遵义会议以后中央所执行的都是正确的路线；全党全军都应团结在中央的周围，继续为苏维埃中国而奋斗。
我读完这个文件，递给其他到会者看，他们回答已经看过了。看情形他们不仅看过，也许还讨论过，只我一个人不知道罢了。会场气氛，好像有些紧张，每人的面孔都是冷峻的……
张国焘看了决议草案的内容使他大失所望。在他看来，这个决议简直是一派“胡言”，中央和一方面军被蒋介石的部队撵到这里，在会师后他目睹的“狼狈”状况，能说明是伟大胜利吗？这是自欺欺人之谈，是在为中央的错误路线辩护。他心里想，本来，中共的苏维埃政策已经失败，却委婉地加以维护；本来，遵义会议连是否合法都是个问题，却对遵义会议大加赞扬；本来，中央现在的军事路线是错误的，却说遵义会议纠正了中央在军事上所犯的错误……
张国焘一边寻思着，一边瞅瞅这个，瞧瞧那个，在一番察言观色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