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蒋介石谏言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但均遭到拒绝。张国焘应该看出其中的门道，更应懂得这些情况将意味着什么。可以说，这个决定是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在与张国焘心平气和地谈心，讲述道理，分析利弊，展望前景，希望他能一同北上。
8月20日、21日，徐向前、陈昌浩连电朱德、张国焘，告以中央新的决定。
中央知道张国焘北上意志不坚，恐中途发生变故，中央政治局在草地艰难的行进中，于8月24日将毛儿盖会议所作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补充决定电告他，以坚定他的北上思想。同日，徐向前、陈昌浩又以老部属的身份，致电张国焘：
……目前箭已在弦，非进不可。……弟意右路军单独行动不能彻底消灭已备之敌，必须左路马上向右路靠近，或速走班佑，以便两路集中向夏、洮、岷前进。主力合而后分，兵家大忌，前途所关，盼立决立复示，迟疑则误尽中国革命大事。……
张国焘在毛泽东、张闻天、陈昌浩、徐向前等人不断敦促下，不得不有所表示。8月30日，他向位于卓克基、马尔康一带的左路军第二纵队发出向北集中，准备向右路军靠拢的电令。同时他亲率第一纵队向班佑移动。
8月下旬，右路军历经磨难，终于越过茫茫草地，从死亡线上闯过来了。接着就要与敌人抢夺包座，打开红军北上的唯一通道。
包座，位于松番北部，西有包座河，南有银戈河，群山环抱，地形十分险要。
包座，是胡宗南部的重要补给线，碉堡林立，既是我军进入甘南的必经之地，也是敌我必争之地。
徐向前、陈昌浩考虑一军和三军在长征中减员较多，因而向中央和毛泽东建议，攻打包座的任务，由四方面军的三十军、四军承担。
毛泽东深情地望着这两员大将，暗自感叹：红军一家人啊！
中央批准了徐向前、陈昌浩的建议。
徐向前指挥右路军第三十军和第四军一部，经过7小时的激战，于8月31日，夺下了敌人占领的包座，打开了北进的必经之路，为两路军在此地会合，共同北上，创造了唯一的机会。徐向前、陈昌浩立即电告张国焘包座之战的胜利消息，再次敦促他北上。
右路军占领了包座以后，便等待着左路军的到来。
陈昌浩、徐向前像盼星星盼月亮那般，盼张国焘的到来，虽然望眼欲穿，但仍不见张国焘的影子，也没有收到张国焘的只字片语。
党中央也十分焦急，毛泽东在离包座不远的巴西紧急派人通知徐向前、陈昌浩到他的下榻处，共商良策。
“昌浩、向前，包座为我军占领，北进已无敌阻拦，你们能否做做张总政委的工作，催他带左路军速来。”毛泽东一见陈昌浩、徐向前的面，免去了客套的寒暄，开门见山地说道。
“如果左路军过草地有困难，我们可以派出一个团，带上马匹、粮食去接应他们。”徐向前断然决定。
“你说哩？”毛泽东转而问陈昌浩。
“令四军三十一团准备粮食，待命出动。”陈昌浩也毫不犹豫。
“这个办法好，一发电报催，二派部队接，就这么办。”毛泽东当即表态。
那么，此时的张国焘在干什么呢？
9月1日，张国焘收到陈昌浩、徐向前报告包座战役情况的电报。然而，徐向前、陈昌浩他们万万不会想到，就是这封电报给张国焘那正在膨胀的野心注入了兴奋剂。当时，作为张国焘的警卫排长何福圣，亲眼目睹了此后所发生的一切。他回忆道：
包座战役，是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打的第一个大胜仗。而且两军既是混编，理应视作整个红军的胜利。可是，张国焘却把这一胜利当作了他要挟中央的资本。接到陈昌浩的电报后，他大喜过望，竟当着许多警卫、参谋的面得意洋洋地对朱德、刘伯承说：“这是昌浩、向前同志给我的一份厚礼！看看，谁最能打仗？还是我四方面军。”
这一胜利使张国焘的野心高度膨胀，他开始利用这一大好时机采取行动了。
张国焘对毛泽东的催促一味敷衍，一路上磨磨蹭蹭，9月3日，才走到葛曲河边。当时，因葛曲河水陡涨阻住了去路，担任前卫的部队也被挡在了河边。
张国焘、朱德、刘伯承全都到河边观察水情。脚下的葛曲河白浪滔滔，水流湍急，宽逾200米。朱德叫他的警卫排长白全宗下河去试测深浅。白全宗是四川人，会水，他脱得赤条条地往水里走了一段，淹至脖子，就浮了起来。上岸后他说水太深，过不去。
张国焘趁机说：“我看，天不助我，我们还是回到阿坝再想办法吧。”
朱德没有回答，忙着问那位会说汉话的通司。通司介绍说，葛曲河是白切河的一条支流，水涨得快也退得快，根据他的经验，这水最多还有两天就会退下去。
朱德问清情况，对张国焘说：“你听见了，最多还有两天我们就能过去。我们好不容易才到了这里，再掉头回阿坝，什么时候才能和中央会合？”
刘伯承总参谋长也说：“我看最好还是再等一等，再派人到上游、下游找一找，看其他地方能不能过去。”
“不行。”张国焘一句话否定了他们的意见。他以一种教训人的口气说道：“这支部队是我一手建设起来的，我对他们有感情。进入草地以后，我们已经冻死、饿死了多少好同志？越往北走，条件越是险恶，我必须对左路军全体官兵的生命负责。”
他不顾朱、刘首长的反对，下令全军原路返回阿坝地区。
实际上，张国焘把这河水阻隔作为实现他南下主张的天赐良机，哪里还听得进朱德和刘伯承的意见？
9月3日，中央收到张国焘的电报：
……葛曲河上游侦察70里，亦不能徒涉和架桥，各部粮食能吃三天，二十五师只二天，电台已绝粮，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无向导，结果痛苦如此，决于明晨分三天全部赶回阿坝。……上次毛儿盖绝粮，部队受大损；这次又强向班佑进，结果如此。再北进，不但时机已失，且恐多阻碍。
毛泽东拿着张国焘的电报，感到非常惊讶，直摇头，他至此才明白，张国焘不仅不同意北进的方针，连他自己的西进主张也放弃啦，实际上他是要南下。
尽管张国焘在电报中列举了种种理由，但毛泽东认为这些理由都不能成立。他知道，无论葛曲河的水怎么涨，也绝不会超过嘉陵江的水，更何况四方面军有一支100多人的造船队，西渡嘉陵江时立了大功，即使葛曲河水涨，无法徒涉和架桥，这支造船队也可以就地取材，造一些简便的渡河工具。所谓粮食缺乏，也是个借口。因为阿坝那些地方，粮食与毛儿盖地区相比要多，张国焘来电也说过。右路军从毛儿盖出发每人只带了供两三天食用的炒青稞，总算越过了草地，那么大的困难也都克服了，左路军在阿坝筹的粮食，肯定不会比右路军的少。为什么又不能过草地呢？并且右路军还要带粮食去接应左路军。这两点理由怎能自圆其说？张国焘分明不愿意北上，无非是找找借口而已。
这是毛泽东接到张国焘的电报后得出的结论。
苦心弥合裂痕
毛泽东捏着张国焘的电报，急匆匆地去找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一一商量，大家心里十分焦急，因打开包座之后，如不把握住时机，迅速北进，敌军向北奔集就麻烦了。
机不我待，大家一致的意见是右路军中的先头部队——一军继续乘胜向北，同时再电催张国焘来巴西会合，中央在巴西继续等待左路军的到来。于是右路军中的前敌指挥部命令一军一师为先头部队，向甘肃南部迭部地区的俄界探路开进。而敌在文县、武都、西固、岷州一线的兵力不多，又筑碉堡未成，难以阻挡红军的突击。
右路军久等左路军不至，陈昌浩也特别心急，他既是新增补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又是前敌指挥部的政治委员，可以说党内军内都任有要职，他与徐向前一样，都希望张国焘率领左路军赶快越过草地北来，因为这不是关系张国焘一个人的事，是关系全局，关系左路军命运的大问题。因而，他成天往中央驻地跑，向党中央请示如何使张国焘转弯子，如何说服张国焘迅速北上，寻求出一个妥善解决问题的办法来。
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人与陈昌浩几经磋商，最后研究出一个以前敌指挥部徐向前、陈昌浩的名义，发出一请示张国焘的电报：
朱总司令、张总政委：
……胡不开岷，目前突击南、岷时间甚易。总的行动究竟如何？一军是否速占罗达？三军是否跟进？敌人是否快打？飞示。再延实令人痛心。……中政局考虑是否南进。毛、张皆言只南进更有利，可以交换意见；周意北进便有出路；我们意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上为上策；右路南去南进为下策。万一左路无法北进，只有实行下策。如能乘敌向北调时取松潘、南坪仍为上策。请即明电中央局商议，我们决执行。
在研究这封电报的内容时，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几个人，颇费了一番心思，这恐怕是长征以来措辞极为考究、内容极为丰富、感情极为诚挚的电报。
首先，这封电报说明了包座已打开，北进道路已打通，创造了红军向北突击岷州、南坪的有利条件，告诉张国焘，右路军中的一军，已向甘肃南部的俄界进军，是否继续向甘南部的罗达前进，让三军团跟进，把握时机北进消灭敌人。如果迟疑不决，将贻误战机，令人痛心！但能否如此行动，向张国焘请示，因为他是红军的总政委。言辞恳切，态度诚挚，希望北上的心仿佛就在字里行间跳动。
这封电报的又一个意思，就是说中央十分尊重张国焘坚持南下的意见，毛泽东、张闻天认为只要南进有利，可以交换意见。这是毛泽东、张闻天采取的一种忍让的策略，现在团结高于一切，红军处于非常时期，这种忍让是必不可少的。
电报说“周意北进便有出路”，把周恩来抬出来，是这封电报的又一个重要策略。周恩来历来在党内军内地位很高，又是中共中央六大选出来的政治局五位常委之一，其资历至少可以与张国焘平起平坐，甚至比张国焘这个政治局委员还高一点。张国焘就说过，一、四方面军中，就只有他与周恩来两人是六大选出来的政治局委员，其他的都是在以后的会议上增补的。把周恩来这个颇有影响的人物抬出来，看能否“镇住”张国焘。
电报还以徐向前、陈昌浩的口气，讲了何为上策，何为下策。也只有长期跟随张国焘的诤友才能这么旗帜鲜明地劝谏张国焘北上，因为张国焘不会怀疑他们有什么不良动机。
这封电报终其一点，就是希望张国焘率左路军赶快北上。
尽管如此，这封电报也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铁了心要南下的张国焘，接到徐、陈的电报，不为电报上诚恳的言辞所动。
张国焘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分析来分析去，他最后认定这封电报是在毛泽东的压力下不得不发来的。心想，徐、陈二人从来没有给我这么婉婉转转过，这次怎么口气变得如此这般？毛泽东独断专行，这次怎么要跟我商议？他们二人平时与我都是直述意见，这次怎么把周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