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唱个儿歌吧。”石英调皮地说。
“正光，”薛惠敏一直沉静地织着毛衣，这时头也没抬地开了口。
杜正光扭过头看着妻子。
“你改稿能不能不去北京，让他们把稿寄来？”薛惠敏抻了一下毛线，慢条斯理地问道。
杜正光怔了一下：“那怎么行？又不是人家求着我发表。我现在还没那么大谱。”
薛惠敏没有再说什么。“茸茸，你别在阿姨身上黏来黏去。”过了一会儿，她平和地说道。
石英还在兴奋中。“来，茸茸，姨再抱你去骑黄黄。”她说着一蹿，站了起来。“黄黄。”她叫着蹲在不远处的狗。
杜正光瞟了妻子一眼，笑着嗔斥道：“石英，你就不会安静点？坐下喝点水，别弄得我们大伙儿都不得安宁。”
石英一笑，有些不好意思地坐下了。天地又安静下来。石英双手撑着下巴一动不动地凝望着，大黄狗卧在一旁，眼前一棵残留的谷子在微风中轻轻摇晃着沉甸甸的穗子，不远处的地里，出现了一辆马车。一个健壮的汉子在一捆捆往车上装着收割下的谷子，一个四五岁的男孩跟在后面拾着谷穗。
这个景象中有什么东西触动了人们。
“我发现这个画面中有个最打动人的主题。”陈晓时说道。
“什么主题？”杜正光问。
“父与子。”陈晓时答道。
“想你儿子了？”杜正光笑着问，他想转移话题，因为他只有女儿。
“是。”陈晓时笑了笑，“没有儿子，不能延续自己的生命，对于我是不能想像的。那样太遗憾了。”
“不过，有女儿挺好的。”过了一会儿，杜正光说道。
“那当然。”陈晓时醒悟地一笑，“我也同样喜欢有女儿。”
“到五六十岁的时候，能有个女儿搀着我散步，我觉得那是晚年最大的幸福了。”杜正光说道。
陈晓时不禁看了看面色有些憔悴的薛惠敏，突然有了一丝不安。
他心中预感到了什么。
第六章
吴凤珠追悼会于下午三时在心理研究所的小礼堂举行。完全按照现时追悼会的标准程序。
会场布置得肃穆庄严，正中悬挂着吴凤珠的大幅遗像，遗像下安放着吴凤珠的骨灰盒，两旁摆着一些鲜花及松柏枝。范书鸿率子女范丹妮、范丹林献的花圈摆在骨灰盒前，会场两侧摆满了花圈。
心理研究所党委书记岳楷诚，新调来的副书记肖德一，研究所全体人员，吴凤珠生前好友，亲戚、老同事，共二百多人出席了追悼会。大多数人来自北京，少数人是从外地赶来的。法籍华人学者邓秋白夫妇，还有几个在国外的老朋友，发来了唁电——这来自海外的吊唁，使追悼会提高了规格。
为了使追悼会更隆重些，范书鸿一家这些天来一直在四处奔忙。地点，规模，能来的人数，花圈数，会场的布置，哀乐，黑纱，鲜花，松柏，都是他们所操心的。一次又一次和心理研究所交涉，自己也动用各种力量、手段、联系，往各处发信、发电报，广为通告。孟立才也来了：“需要我帮什么忙？”范书鸿没拒绝。是诚意，该接受。看着今天来了这么多人，送了这么多花圈，海外唁电也终于收到了，他感到安慰。
党委副书记肖德一挺直了很高的身体，宣布追悼会开始。哀乐，肃立，默哀，沉痛悼念。
接着，仪表堂堂的书记岳楷诚用手梳理了一下油亮精致的中背头，走到麦克风前，沉痛地致悼词。
……已是下午两点多了，追悼会就快开始了，范书鸿站在礼堂门口迎接着各方来人。有许多是老同事老关系了，虽然大都在北京工作，居然一二十年没见过面了。天下的事情就是这样，似乎都没顾上。
年龄相近，资历相仿，关系深久，谁都能想像出别人的现状吧，及至见面，才发现境遇迥然，天壤之别。都有了陌生感。
这一位，在国防科委任着很高的职务，坐着豪华的进口小轿车来了。车身锃亮，一派潇洒，车稳稳地停住，前面车门里迅疾干练地下来一个年轻的警卫，敏捷地拉开后门，从里面走出了他。很健康，很朴素。与范书鸿相视了一下，相互认出。他上来一把握住范书鸿的手：“书鸿，……望节哀。”
范书鸿希望今天多来几辆这样的高级轿车，显出悼念的隆重吧。
这一位老同学，是在一个工厂里当总工程师。二十年前就是部里的总工程师，二十年后竟到一个工厂当工程师了。这曲线让人有很多想像。他坐一辆吉普车来了，不知是前两天下雨跑哪儿了，车身上满是泥浆，停在几辆小轿车旁，显出寒伧来。
又来了几个，走着来的，满脸汗水，都是挤公共汽车的吧。
这位，叫陆世琦，戴着副旧式黄框眼镜，眼镜腿上裹着白胶布，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下了车，佝偻着身子推着，满脸沟沟壑壑，四处张望着。见着范书鸿了，两人相认出来了，说的话却是：“这车子放在哪儿？”就放这路边吧。“没支架。”那靠那边墙上吧。“没锁不要紧吧？”然后，才上来握手慰问。他一直在学校当老师。
又有一位，坐着轮椅被女儿推来了。范书鸿连忙迎上：你还来了？“该来啊。”
都看到别人老了，又看到地位的差别，亲密中有尴尬。劣境者有劣境者的尴尬，优越者有优越者的尴尬……
今天，我们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悼念新中国第一代女心理学家吴凤珠同志。
吴凤珠同志是四川重庆人……出生年月日。家庭。少年时代。青年时代。追求科学文明、社会进步，出国赴欧洲留学。热爱祖国，毅然返回新中国，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几十年来的工作。吴凤珠的生平是简扼而又详尽的，评价是周到而又褒扬的，岳楷诚的声音是极其哀痛的。
（女秘书姚鸣鸣不满地发着牢骚：“这悼词怎么写啊？这种官样文章真难写死了。”
岳楷诚在办公室踱了踱，站住：“这有什么难写的？给你，参考着写。”他找出一张报纸，那上面登着对一个追悼会的报道和悼词全文。
姚鸣鸣拿过报纸扫了一下，不耐烦地说道：“也是‘我们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对吴凤珠能用‘无比沉痛’吗？人家——”她一指报纸，“是国家级的。”
“把‘无比’去了，就写‘今天，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嗯，不好，还是加上‘无比’吧。这不是原则问题。一个普通同志的逝世，无比沉痛也是可以的。”
“对她的评价呢？”
“评价当然要尽量高一些，人死了嘛。不要写得那么具体，原则地写写，那不更好写？”
“明天下午三点开追悼会，全所人都得去？我不想去了。”
“那你明天可以请假嘛。”
“那明天下午四点的电影呢，你不陪我去看了？”
岳楷诚看着这个小模小样的女秘书，走近安抚着她肩膀：“我准时去，绝不迟到一分钟，追悼会顶多半小时就开完了。”）
悼念吴凤珠同志，我们要学习她崇高的爱国精神和优秀的道德品质。
吴凤珠同志一贯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对新中国的事业充满了感情和责任心。几十年来，她始终兢兢业业，努力工作，对我国的心理学发展作出了她特有的贡献。
（“就用‘特有的贡献’吧，这样最恰当。说重大贡献和卓越贡献，都不符合事实，容易造成矛盾。说‘一定的贡献’似乎评价又太低了，太冷淡了。啊？”他对姚鸣鸣说道。）
吴凤珠同志一贯对工作极端负责任，对同志极端热忱。在几十年的工作中，为中青年学者树立了楷模。
吴凤珠同志在学术上一贯认真探求，一丝不苟，追求真理，勇于吸收先进思想，有着严谨的治学态度。
吴凤珠同志一贯作风朴素，谦虚谨慎，严于责己而宽于律人。资望高而不傲，学历深而不骄。光明磊落，顾全大局，几十年如一日，实为我们的典范。
吴凤珠同志的逝世，是我国心理学事业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为把我国建成四个现代化的强国而团结一致，努力奋斗。
吴凤珠同志安息吧。
（‘永垂不朽’？这词她不能用，用‘安息吧’。”）
……中午一点，孟立才开着辆面包车就来了。都准备好了吗？他问。范书鸿站在礼堂中央左右看着：“就这样了吧。”孟立才也整个看了一下：人都通知了？“都通知了。”您看看有哪些人来不方便的，需要我去接接的，我车子就在外头。您给我一个名单吧，接不过来，我可以再叫一个车。“太麻烦你了，立才。”应该的。“丹妮，你看看哪些人要去车接接的，你列一下，给立才。”孟立才从范丹妮手中拿过名单转身走了，这些天来，他一有空就过来帮忙。自己为什么这么大热心？对吴凤珠的悼念？吴凤珠过去从未看起过自己。对范书鸿的同情？这老头倒是知情讲理，可也犯不着帮这么大忙。是对范丹妮的旧情？简直谈不上，没仇就不错了。是显显自己的力量？到哪儿显不行，非得在这上显。是讲义气？这算哪门子义气。是该这么干？不知为什么该。是愿意这么干？也不晓得情愿在哪儿。反正自己就辛辛苦苦地白帮着跑来跑去，误了挣钱也不计较了。图什么？觉得自己这个人还不坏，不恶？……
“孟立才这个人，心还是不错的。”范书鸿望着孟立才走出礼堂的背影说了一句。
范丹妮冷淡地收回目光，转身走了。这些天她只觉得忙累，懵懵懂懂。人一生说过去就过去了。母亲年轻时的照片在相册中夹着，比自己漂亮，有光彩，可现在已化成骨灰。这件事无论如何想不明白，母亲从此就不存在了？她抓不住一个可靠的支点，一切都虚无，都失落。人活着干什么？这是自己和丹林小时候玩过的花皮球，在藤筐里翻到了。这个小小的皮球给自己的童年带来多少欢乐？自己和丹林兴高采烈地抱着皮球在草地上滚来滚去，丹林憨憨的，伸着两只胖胖的小手瞅着皮球傻笑。都过去了，母亲死了，父亲老了，自己也不年轻了。父母年轻时多少雄图大志，现在都烟消云散了。自己呢？不堪回首。皮球已经半瘪不圆，胶皮也干裂出许多细纹。三十年前它想必是滚圆的，光亮的，蹦蹦跳跳的，它也有青春，它现在也衰老了。皮子已变得焦脆，一捏就会裂开吧？整个世界就是这样一个皮球。
孟立才回来了，站在自己面前：“丹妮，这第五个地址是不是写错了？找不到人。”找不到就算了吧。“你再查查，能找到还是尽量找到。”她神思恍惚地走着，觉得孟立才还跟着自己。她猛然站住，回过头盯着他：你少跟我说话行不行？我不想见你。孟立才一动不动站在那儿，拿着名单的手半垂不垂地僵着……
岳楷诚致完悼词，党委副书记肖德一率领全体人员向遗像三鞠躬。
追悼会结束了，岳楷诚、肖德一及心理研究所其他领导同志走上前来向范书鸿一家亲切慰问，一个个深沉挚重地握手。肖德一刚刚上任，尤其显得关怀深切。握手不放，讲了很多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