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街上的所有房子，只留下那面沿街的墙壁作为阻击掩体。对于这道阻击线的修筑，刘元璋很是动了脑筋，因为约两里长的西街是西昌城内最繁华的地段，店铺林立，商贾云集，如果要彻底烧毁，定会激起民愤。但是，刘元琮坚决主张烧，说如果不烧，红军的攻城部队会利用这些房屋接近城墙。西昌一旦失守，命都保不住，还管什么民愤不民愤。刘元璋还是犹豫，说烧也要等红军接近的时候再烧，那时候可以说是红军放的火。关于烧与不烧，叔侄之间争吵不休，最后用电报请示了位于雅安的军部，军部回电说等红军接近的时候再烧不迟。但是，刘元璋还是放心不下，那些靠近城墙的民房确实是大患。想了一夜，刘元璋想出个召集商会代表和士绅代表开会的主意。会上，刘元璋极力渲染红军的厉害，说要守住西昌城必须要烧西街，但是烧街又会使士绅损失很大。说到这里的时候，他真是一副痛苦为难的样子。结果士绅们纷纷表示，为了保全西昌愿意承担烧街的损失。刘元璋趁势赶紧暗示士绅请他们联名写一个请求烧街的请愿书。拿到了“请愿书”的刘元璋胆子一下子大起来了，在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距离西昌至少还有三十里的时候，刘元琮就下达了放火的命令。先是把城门用石条顶死，然后从城墙上往下泼洒煤油，火一点燃，不但繁华的西街商业街被烧毁，比邻的两条街也被焚毁了。
刘元璋和他的官兵紧张地等着红军的攻击。
但是，等了一夜，也未见动静。
天亮的时候，有人报告说，红军的队伍在西南十五里的地方整整走了一夜，现在往泸沽方向去了。
中央红军绕过西昌，到达了泸沽县城。从这里到大渡河有两条路：一条是大路，偏向东北，从越西到大树堡渡河，河对岸是富林，直通成都。另一条是小路，偏向西北，经冕宁，通过彝区，到达安顺场，过大渡河后是雅安地区。自古以来，从川南北渡大渡河，来往行旅客商只知大路，因为那条小路不但崎岖难行，而且彝区从不准汉人通过。刘伯承认为，如果川军死守横在大路上的富林，中央红军要从大路上的渡口渡过大渡河将十分困难，因此建议中革军委改变行军路线，选择小路从安顺场方向渡过大渡河。关于必经彝区的问题，先遣队司令员刘伯承说：只要红军工作得当，是有通过的可能的。
五月二十一日，中革军委向中央红军各军团下达了向安顺场前进的命令：“以主力依一、五军团、军委纵队、三军团次序”，经安顺场渡口北渡大渡河。对于中央红军来讲，在遭到巨大损失的湘江战役之后，一次近乎赴汤蹈火的行动就此开始了。
大渡河，长江的支流之一。河不甚宽阔，但是水流凶猛，河床上乱石丛生，河面上旋涡处处，自古无法泅渡，一旦失足落水无论水性多高超也必死无疑。大渡河两岸全是悬崖峭壁，一条在悬崖上凿出的小路沿河而去。要想渡过大渡河，只能靠木船摆渡，由于河水流速极快，必须把渡船拉到渡口上游几里之外，然后放船，船工奋力闯渡，才能将船斜冲到对岸。
进入了大渡河地区的中央红军几乎没有退路：后面，有国民党中央军薛岳和周浑元的追击部队；西面，有滇军孙渡部沿着雅砻江的布防；东面，有川军杨森的第二十军和郭勋祺、陈万仞等部的联合阻截；前面，大渡河上的主要渡口已经布满了川军刘文辉的部队。
毛泽东说，“顺利渡过大渡河的关键是和彝人关系的处理。”
《长征》 第三部分《长征》 第八章（2）
最先受到彝人袭击的，是走在先遣队后面的工兵连。这个连奉命跟随红一军团一师一团赶往大渡河架设浮桥。临出发时，团长杨得志和政委黎林亲自到连里进行了政治动员，强调说必须以实际行动取得彝人的信任，无论如何都不准向彝人开枪，谁开枪就是违反了红军的军纪。
工兵连跟在先遣队的后面。在古木参天的崎岖山路中行进的时候，他们越走越觉得不对劲儿，因为很多架设在山涧上的独木桥被拆毁了，山路也常常被倒下来的树木堵塞，这令红军官兵们不得不边走边砍树架桥。刚一走进俄瓦拉山口，他们发现自己掉队了。这时候，隐藏在山林中的彝人开始向他们开枪射箭。紧接着，红军官兵的身边忽然呼哨声四起，工兵连被一群手拿土枪长矛的彝人包围了。尽管在队伍最前面的三排长反复解释，但是根本没有用，随着号角的吹响，围来的彝人越来越多，并开始动手抢夺官兵们的武器和架桥器材，最后开始扒他们身上的衣服。官兵们实在忍无可忍，拉了枪栓准备战斗。但是，已经被扒得浑身精光的指导员罗荣大声地喊：“总部命令，不准开枪！”光着身子的工兵连只好往回走，没走出多远，就看见侦察连的几个同志领着一个彝人也在往回走。侦察连的同志说：这是这一带沽基家族彝人的头目，叫小叶丹，我们要带他去见咱们的总部首长。工兵连还看见了坐在路边休息的一营的官兵。一营的红军战士看见工兵连竟然是这个样子，禁不住开玩笑说：“工兵连很凉快呀！这是到哪里洗澡去了？”一营营长曾保堂赶快命令大家凑衣服，凑的衣服不够，又从供应处那里弄来了不少麻袋，让工兵连的官兵暂时围在身上。
这个事件弄得工兵连官兵情绪很大。事情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表扬了工兵连官兵执行纪律的坚决。同时，毛泽东还跟工兵连的官兵们打趣说：“到了人家倮倮国，你们也算是入乡随俗嘛！”
毛泽东让部队准备了一些酒、绸缎和枪支，然后请来了当地那位名叫“沽基达涅“的彝族头人谈话。彝族头人对红军将领能够平等对待他们很感动，因为平时国民党军队和国民党官员很看不起他们。从彝族头人那里，毛泽东了解了这一带彝族族系的情况，并且指示刘伯承尽快和彝人首领达成协议，以免红军主力和军委纵队通过的时候遇到不必要的麻烦。
见到刘伯承，小叶丹首先解释说，刚才抢红军东西的不是他的家族，而是与他们对立的罗洪家族。在这个地区，彝人基本上分成三个族系，即沽基、罗洪和洛伍。经过三方代表的交谈，罗洪家族由于抢了红军，人都已经跑了，其头人不肯再露面；洛伍家族表示出中立的立场，而沽基家族的小叶丹愿意和红军继续谈判。刘伯承从解释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到红军北上抗日的道理，一直到满足彝人的各项要求和红军过路的种种细节，耐心地和小叶丹商谈，最后以结为兄弟为条件结盟。这是共产党人少有的举动，仪式按照彝族沽基家族的传统进行：两碗清水，杀一只雄鸡滴血入内，然后双方宣誓。刘伯承说：“上有天，下有地。刘伯承愿与小叶丹结为兄弟。”双方把血水一饮而尽。结盟仪式后，刘伯承邀请小叶丹和他的小头人们一起吃饭。红军把附近一个小集镇上的酒全部买了下来。酒席中，小叶丹表示，如果明天罗洪家族的人再袭击红军，他就带人把罗洪家族的村寨烧了。刘伯承劝解道：“彝人之间要团结一致，共同对付欺压彝人的国民党军阀。”这个观点让小叶丹很是折服。最后，刘伯承送给了小叶丹十几支步枪。按照彝族的最高礼节，小叶丹把自己骑的大黑骡子和两名漂亮的彝族女子一起送给了刘伯承。
黑骡子正好可以驮物资和伤员。彝族姑娘就算是参加红军了。
刘伯承把结盟的消息报告给了毛泽东，毛泽东非常高兴地问一向严肃的刘伯承：“听说结盟的时候要跪下，你先跪的哪一条腿？”
红军将领和沽基家族的结盟，对中央红军顺利通过彝区至关重要。在以后的行军中，不但袭击红军队伍的事件很少发生，粮食的筹集等也相对顺利了一些。小叶丹还专门派出彝人武装护送红军先遣队赶往大渡河渡口。与沽基家族对立的罗洪家族也曾经派人来试探红军，他们派来的探子是一个赤裸着身体的十四岁的彝族女孩儿，这个女孩儿直接走进了中央纵队的队伍中，她立即受到了朱德的妻子康克清等女红军的欢迎。女红军不知道这个女孩子的身份和任务，对她表示出了极大的友善和关爱。康克清给她穿上了干净的衣服，招待她吃东西，还送给她很多女孩子喜欢的小礼物。女探子高兴得连蹦带跳地地离开了，从此，罗洪家族的彝人再也没有攻击红军的举动。为了共产党人在彝人中的影响，红军专门留下了一名负伤的红军团政委，以帮助小叶丹组织起与国民党军对抗的武装力量。这支力量后来联合了包括罗洪、洛伍家族在内的一千多人，几乎相当于一支红色游击队。当薛岳的国民党中央军追击到这里的时候，“彝务指挥官”邓秀廷把红军留下的那位团政委逮捕了，小叶丹家族倾家荡产，用一千五百块大洋把人赎了出来，但是小叶丹最终还是被邓秀廷以“通共有据”的名义杀害于大桥镇。被害之前，小叶丹对弟弟沽基尼尔说：“红军把咱们彝人当人看。刘伯承这样的大人物是守信用的。我死了之后，你要告诉刘司令，咱们彝人相信的是共产党和红军！”
五月二十四日夜，大雨。在翻越了最后一座山头后，刘伯承看见从山峡间汹涌而出的大渡河。
在安顺场防守的是川军第二十四军第五旅余味儒团的韩阶槐营。韩营长原来是在这一带有名的哥老会头目，他的部队基本上是上下都拜了“把子”的袍哥队伍。余味儒让他在这里防守的原因，也是认为他能利用在安顺场的势力联合这里的地方武装。韩阶槐到达安顺场后，为了确保渡口的安全，命令把南岸所有的船只和粮食全部弄到北岸，而且还在强迫安顺场街里的百姓们搬家，然后在街上堆了很多柴草，准备放火烧街以扫清射界。不知道是巧合还是韩营长有某种预感，他预定的放火时间是五月二十四日。这一天，中央红军的先遣队赶到了安顺场。而在中央红军先遣队之前，还有一支队伍赶到了安顺场，这就是在德昌至西昌间被红军击溃逃到这里的邓秀廷部的残兵，带领这些残兵的是邓秀廷的营长赖执中。要说在安顺场，赖执中的势力比韩阶槐还大，因为赖执中是安顺场最大的财主，安顺场大半条街的房屋都是赖执中的财产。五月二十四日，赖执中刚到，正好碰见韩阶槐的一个连长奉命准备烧街，结果烧街的举动立即被赖执中毫不迟疑阻止了。赖执中和那个连长争执起来，两个人一直扭打到河北岸，打到了团长余味儒那里。舍不得自己的家产的赖执中陈述了他阻止的理由，他说自己在刚从西昌那边跑回来，确切地知道红军已经顺着大路去了大树堡渡口，根本没有走安顺场这条小路。余味儒团长听了半信半疑，但赖执中一再保证说只要红军到达安顺场，他立刻带头放火烧街，于是余团长默许了。回到了南岸的赖执中还不放心，私下里违反军令，偷偷在南岸留下了一条船，准备在红军万一打来时自己逃到北岸去。
赖执中偷偷藏下的这条船，成全了三万多即将渡河的中央红军。
刘伯承率领先遣队也向安顺场出发了，他知道用不了一个昼夜，大渡河的南岸就会聚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