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事先打过电话工作室的经理正在等我们。笔者还以为是个多高级的工作室，原来就是个里外两间房的半地下室。屋里酶味儿很重，墙上挂满了拍戏的剧照，由于太潮湿，很多明明写着九九年某月某日的照片已经发黄卷边了。经理办公桌后面的墙上挂了张镶了镜框的横幅，上面写着：“时也、运也、命也。”
工作室经理告诉我们，演员们几分钟后就到。我们没事就和经理闲聊起来，谈了没多久笔者就对这个地下室里的家伙刮目相看了。据他说，工作室旗下有一百多名演员，每个人一年交三百块钱的代理费，有活儿就把他们中没事儿干的叫来，让业主随便挑。业务做完了，工作室收取百分之十的佣金。“那要是老挑不中呢？”笔者不禁好奇起来。
“那可是天灾人祸，怪不了别人。”经理笑着说。“其实北京的广告片、电视剧、电影挺多的，最起码跑跑龙套还不是特别难吧，实在不行，当场工、灯爷不也一样来钱吗！刚刚北京闯码头就别挑三拣四的，╳╳╳刚来的时候就在我这个工作室里混，他当初不也跟傻╳似的给人家扛过灯箱吗？反正我这一百多人，多一半的平时都有事干。虽然说要价低些，撑不着可一般也饿不死。”
“你的工作室开几年了？”笔者问他。
“四年了，好多剧组都专门到我这儿了挑人。圈儿里混都得有朋友罩着，我就喜欢交朋友，╳╳、╳╳╳都是我的哥们儿，平时我们称兄道弟”
正说着，外面稀里胡噜地进来一大帮小伙子，足有十七八个。一下子屋里就没地方站了，笔者终于相信经理没吹牛。要说人都是这个德行，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笔者足足挑了半个小时，最后圈定了三个人。把别人打发走后，笔者把广告片的大致情节说了一遍，然后就开始谈价钱。可三个小伙子面面相觑，谁也不说话。朋友轻轻捅了笔者一下，笔者终于明白了：“好吧，那就单独谈。”
第一个进来的是个山东人，他开口就要一千，据说他演过四五个广告，还在一个电视剧里跑过龙套。笔者点点头，让他先出去了，实际上笔者给公司预算的演员费用就是一千。
第二个是哈尔滨人，他说只要七百。笔者觉得他形象不错，本来想当时就答应，可朋友坐在旁边直摆手。
最后一个进来是个大连小伙子，二十四五岁的样子，他倒真爽快，跟笔者说：“您看着办，多少钱都行。”
笔者也没客气：“五百块干不干，估计得拍两天，我们公司管吃管住。”小伙子连磕巴儿都没打就答应了。
后来朋友告诉笔者，这种三十秒广告片，演员的行情就是五百块，除非你想请名人，那个价钱可不是小广告公司掏得起的。
广告片的拍摄是非常艰苦的，我们开车跑到离北京一百多里的一片沙漠去拍实景。笔者也没想到，北京边儿上就有块沙漠，虽然只有几平方公里可还是让人觉得可怕，看来环保已经成了当务之急了。连当地人也说不清沙漠是怎么来的，传说是天上掉下来的，所以就叫天漠。当地人生财有道，弄了个天漠公园。
拍摄那天，天气非常热，笔者穿的背心都湿透了，摄影师让大连人穿了一身零碎，在沙漠上一次次地跌倒，又一次次地爬起来，笔者看着不仅顿生感慨，这五百块钱可真不容易挣。估计那两天，大连人抱着一堆小食品，在沙漠上来回得跑了好几千米，矿泉水喝了有半箱。一次休息的时候，笔者让他把牛仔裤脱下来凉快凉快。
“不行啊，我是当演员的，要是身体发胖了，谁还找我拍戏。热点儿好！”大连人苦笑着。可他还没笑两下，鼻子周围的地方竟暴起了一层白皮儿。
“这是怎么回事？”笔者惊异地指了指他的脸。
大连人随手摸了一把“是抹的防晒霜，阳光太毒，晒暴了。”说着，他打开随身的一个小箱子，找出瓶防晒霜又往脸上抹起来。
我们住在沙漠边的小旅馆里。外出拍摄辛苦却很有意思。晚上我们大家围在篝火边吃烤全羊，场面特热闹。可大连人却只吃了几口就坐到一边啃黄瓜去了。
笔者知道他这一天比谁都累，顺手给他拿过去一瓶啤酒。
“谢谢您，我不能喝。”大连人赶紧推辞。
“东北小伙子有几个不喝啤酒的。”笔者认为他是客气。
“白天我不是跟您说了吗，怕长肚子。”
笔者无奈地笑起来。“这演员还真不是好当的。”
“喜欢这行，有什么办法？”
“那你一个月能接几个片儿？”笔者坐到他身边。
《外地人在北京》 第二部分没成名但过得挺滋润（3）
“有时候能接十来个，有时候连五六个也接不到。”大连人比较老实。
“你不是拍过电视剧吗？收入怎么样？”
“其实拍电视剧比拍广告收入低，好就好在一干就能干上两个月，有保障。我拍的那个电视剧前后就有我五六分钟的戏，平时就帮他们干点儿活，还可以吧。”
“工作室给你们找住的地方？”
“真那样就谢天谢地了，我们几个演员一起出，能剩点房钱。其实也挺亏的，有时候忙起来一个礼拜也回不去一趟。”
“以后呢？还是想拍电视剧？”
大连人点点头。“拍电视剧辛苦，可要弄好了，没准能出头。您说我们大老远跑北京来混的是什么？不就是想出人投地吗？”
笔者没说话，是啊！谁也说不准他们是不是能出名，不过像拍广告这么累是活儿，给一千块钱笔者也不干。不久笔者在其他广告片里也见过大连人的形象，那回他又跑到河里去开摩托去了，笔者估计拍那个片子的时候他没少摔跟头。如此看来他拍食品广告还算好的，最少没危险。后来别人告诉笔者，像地下室那样的工作室在北京还有好几个，有专门的向电视剧剧组倒卖演员的，有的专门弄一群歌手，为各种演出找人的。在北影厂的那些人大部分都进了工作室，没活儿的时候就跑到电影厂门口去碰，谁知道哪块云彩有雨，没准入了哪个大导演的眼也说不定呢。
其实不是所有在北京娱乐业里混的外地人都想成名成家的，他们有的已经来了很多年，圈儿里的事已经摸熟了。名虽然成不了，可在京城混口饭吃，并不是难事。
阿黄、余丽和老五就是这种人，他们是一个松散的演唱团体。既可以组合起来，几个人蹦蹦跳跳折腾一会儿，也可以自己抱着吉他单练。一般的演出都是他们三个一起去，演唱风格不一样，又有男有女的，人家听歌的容易接受，谈价钱时也好开口。至于他们几个是什么时候凑到一起的，三个人居然三个说法。
阿黄是江西南昌人，她总说是余丽他们九七年时看她歌唱得好，死活拉她入伙的。这一入伙倒把自己的前途给耽误了，要不是和他们一起在野台子上混，没准哪个高人看上自己，一下就出去了。
这时候余丽就会“呸”她一口。他是南京人，说起话的味道和阿黄差不多。“瞎说，是九八年三月我们发现的你，那时候你都快饿死了，房东是怎么追着你要钱的？我看你碰不上高人，房东就得把你强奸了抵房钱。”
“可哪回演出，他们都叫我返场的时候多，没人叫你们呀，所以我就应该成名。”阿黄是他们三个中最小的，平时说话也显得有些傲气。
“唱得好又有什么用，圈儿里的人你认识谁？五哥唱得不好？他圈儿里的朋友多不多？没人捧，唱得再好不还是野路子。”余丽说话很尖刻，她有一双杏眼，据说年轻时，眼睛一眯就能迷倒一大片。虽然现在还不到三十，可她总说自己老了。
余丽说的五哥就是老五，他已经三十来岁了，脑门上的头发已经掉光，后面剩的一半留得挺长，还梳成了一条小辫子。他来北京可早了，八十年代末的时候老五就扛着一把吉他，从呼和浩特来了北京。那时候演义界、文艺界刚开始市场化，大大小小的明星们正在拼命走穴。老五嗓子好，吉他也弹的不错，可他初到北京，人地两生，没多少日子就混不下去了。那时的北京还没有现在的工作室之类的东西，一个外人想混进京城演义圈，实在是连门都找不着。老五在北京流浪了三个多月，钱快话光了，可事业还是没什么起色。实在快熬不下去了，老五一狠心抄起吉他就下了地铁。
他在地铁的过街通道里，铺了一张报纸，坐在上面一唱就是一天。
开始那两天来往的行人没几个愿意搭理他，老五也觉得脸上烧得难受。索性闭着眼唱，可每次睁开眼时都发现面前的纸盒子里有了些钱，于是老五再唱歌时就不挣眼了。睁眼只是为了收盒子里的钱。他在地铁通道里唱了一个月，生活暂时是没问题了，一天怎么也能落个十块二十块的，在当时这笔收入已经不低了，一般北京的职工工资高的也不过四五百块。可老五想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总不能一辈子都在这儿卖唱吧？再说卖唱也不是件容易的事，现在他睁眼时又多了项任务，看看通道口那个跪着的乞丐有什么反映，他要是拼命收拾东西，老五就得赶紧跑。没准派出所的又来收容了。在通道里他已经看到好几个人被抓走了，幸亏那时的老五年轻，腿脚灵便，要不没准已经被抓进去八回了。
老五的事业没起色，他左右为难，不知如何是好，甚至有回老家的打算了。可这时命运好象为他开启了一条幸运的逢儿，有一天，老五正闭着眼唱歌时，忽然有人拍了他一下。老五睁眼，看到一个白胖子站在他面前。
“你以前上过台吗？”白胖子问他。
老五赶紧站起来。“上过。”他的确在呼和浩特的时候上过舞台，要知道老五在家乡还是多少有些名气的。
“我是╳╳演出公司的，您明天去找我一趟吧。”说着白胖子掏出一张名片递给他。
老五是半弓着身子把名片接过来的，这根本就不是一张名片，是一只天使的翅膀，是老五在北京混了几个月而一直想抓住的一条攀天的绳索。
第二天他就在北郊的一个楼群里，找到了白胖子。白胖子是演出公司的经理，他对老五说：你的歌唱得不错，吉他也可以，就是没经过专业训练，有机会将来公司给他找个老师，练一段时间还是有出息的。老五当时眼泪都快出来了，白胖子忽然把话题一转，他说现在他们有场演出，缺一个男歌手，问老五有没有兴趣。
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老五能没兴趣吗？当时他就跟白胖子签了演出合同，说好了二百块钱一场，第二天他就跟白胖子一帮人走了。
老五被他们拉到了怀柔的一个单位剧场，进剧场时是中午，光线很暗可还是老五给下了一跳，舞台上拉了条横幅，上面写着：当代摇滚巨星现场演唱会。他看看一起来的人，没一个是摇滚界被熟知的人物。老五本来想问问，今天还有谁来？可又怕被人笑话，没敢开口。也是，要是真来几个巨星的话，人家才不会跟自己似的坐公司的面包车来呢。
晚上白胖子拿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