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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数百年前日本民间文化人的侵华迷梦“支那必死”日本最有资格分得“遗产”（2）
酒卷贞一郎还从财政上分析了中国必然分裂的原因。他认为从晚清至现在的民国，中国的财政都非常困难，入不敷出，只有依靠外债和内债维持，他还详细地列出了民国的内债外债、各省的收入支出情况的数字图表，转引了举借外债的契约书。而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却又将借来的钱用来圆他的帝王梦。酒卷的结论是，照这样的情况，“民国势必破产”。酒卷还特别以专节分析了袁世凯其人，历数了他的种种罪恶，认为此人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恶魔”。民国落在袁世凯手里，焉有不亡之理！
酒卷贞一郎又详细分析了俄国、德国、英国等列强的对华政策，指出俄国已在支持蒙古的独立，而且染指新疆，英国已在西藏策动独立。在这种情况下，“俄国已取外蒙和新疆，更进一步觊觎内蒙古和直隶，乃至山西和甘肃的一部。假如不加遏制，黄河以北则悉为俄国所有。英国已经成为西藏的保护国，必将云南的一部和四川的一部据为己有，而且还会沿江到达中原，将长江一带划为势力范围，‘还会取广东、广西、湖南、贵州的一部，与长江势力圈连接起来。法国必取云南、贵州、广西、广东的一部。德国则占据山东，窥视中原。其他如美、意、奥，也多少会分一杯羹”。而中国对此只能做出软弱的反应。而且中国国内已呈南北分裂之势，实际上已经四分五裂，奄奄一息。在这种中国分裂而又被分割的情况下，日本该怎么办呢？至此，酒卷贞一郎就点出了他的中心主题——
我国历来以保全支那为惟一的利益和基本政策。然而，如果支那老大国的气数已尽，陷于上述那种被分割的命运，迫不得已，就必须参与对它的遗产的瓜分。而且我国是支那的近亲，作为邻国关系最深，理应分得最多的一份。也就是说，在北方，为了保护朝鲜和辽东这些我国领土，就必须遵循风传的所谓日俄密约规定的条款，必须将南满洲及内蒙古一带和直隶的一部分归我国所有。内蒙古多沙漠，土地并不丰饶，归我治理或许会蒙受几年的财政上的大损失，但作为战略上的重要地带，若为他国所取，辽东及朝鲜必将受到非常的压迫。假如归我所有，则不仅可以将敌人拒之我领土之外，还可以压迫敌国，对敌国构成攻击之态势。在南方，为了保护我领土台湾，确保祖国与台湾的联系，那就必须获得福建、浙江两省，特别是浙江的舟山群岛作为大型舰队的根据地，得以扼制作为支那腹地大动脉的长江口。从这一点上看，又从它位居日本本土与台湾、朝鲜两殖民地之中间地带这一点上看，都是一个重要的战略地带。据称美国以一亿元贷款给国民政府，取得舟山群岛的租借权，那美国就可能以此为据点，阻断日本领土，而且将它作为深入支那腹地的根据地。若如此，能把舟山群岛让与他人吗？〔若让与他人〕我国为此所受的苦痛绝非庸人所能想象。是故，无论付出多大的牺牲，都不能将浙江、福建两省让与他人之手。福建土地欠肥沃，财政上自立能力缺乏，然以浙江的富庶可弥补福建的不足，可保证收支的平衡，但毕竟还不能保证经济上的效益。所以，还必须再添上江西的一部分。江西之地，赣水流贯中央，其领域沃野千里，正所谓天府之地，若与英法两国达成妥协，分出一部分归我所有，其好处则不可限量。如此，在我近亲死亡之际，我国必须堂堂正正继承、分得其遗产。（《支那分割论》第532页）
原来，酒卷贞一郎用了那么多篇幅，从各方面反复论证“支那必亡论”、“支那分割论”，并非哀中国之将死，悲中国之被分割，而是幸灾乐祸，动趁火打劫之念，极力论证日本最有资格来瓜分死亡了的中国所留下的遗产，而且要挑最好、最有战略意义的地方。
但酒卷知道，日本如此垂涎中国的“遗产”并欲独吞之，而俄英美法德等列强绝不会坐视。对此，酒卷又进一步做出了自己的分析。他说：“列强以鸷鸟之欲，磨豺狼之牙，争相撕咬支那的尸体的时候，我国拥有强兵，沉默注视，不怒自威，则列强必畏惧我国，收敛欲望，合上牙齿，专心迎合我意，此理明确之极。”换言之，日本还必须以强大武力，使列强不敢贸然来参与分割支那。那么，日本究竟有没有这种使西方列强“畏惧”的能力呢？接着，酒卷贞一郎分专节，以“支那分割与德国的兵力”、“支那分割与法国”、“支那分割与美国”、“支那分割与英国”、“支那分割与俄国”为题，对这些国家各个方面的兵力进行了详尽的陈述分析，其中包括陆军中的步兵、骑兵、炮兵、工兵、通信兵的数量，海军舰队的数量及编制部署等，都做了表格，列出了具体数字，如果这些数字是可靠的，足见当时日本对外国军事情报收集的全面，也足见酒卷贞一郎在这些材料的收集和利用方面所下的功夫之深。根据这些分析，酒卷认为，对日本来说，最好是“保全支那”（意即由日本独占中国），而一旦列强要来“支那分割”，日本就应该“断然奋起，保我利权，而介入我近亲遗产的分配”。他认为，为分割中国而有可能与日本发生冲突的，不是英国，不是法国，也不是德国，而是北方的俄国和南方的美国。而对日本来说，最大的强敌是俄国。但他接着列出了日本的兵力情况表，还有在台湾、朝鲜和满洲的部署情况表，结论是：“现在以我海军军力，丝毫没有畏惧俄国的理由，也没有畏惧美国的理由。”因此，日本有能力防止列强分割中国，而“防止支那的分割，维护东洋的永久和平，是我国的天职”。
明治末年和大正初年，上述中岛端和酒卷贞一郎为代表的一些日本文化人，面对中国历史和社会在辛亥革命前后的历史转折时期不可避免的巨大动荡和混乱，幸灾乐祸，蠢蠢欲动，怀着吞并中国的狼子野心，通过学术著作的方式，大肆宣扬“支那必死论”，由此“支那分割论”甚嚣尘上。虽然他们对中国历史与现状所做的研究分析，特别是对中国的诸种乱象与社会积弊的指陈，一定程度地反映了当时的真实情况；对中国人如何缺乏国家观念的分析，也不是完全没有根据。但是，由于他们的出发点是图谋夺取中国，他们的立足点是狂妄自大的日本民族优越感，怀着对中国及中国人民的藐视与蔑视，他们不可能对中国的历史现状做出科学的研究，得出正确的结论。历史早已经无情地嘲笑了中岛、酒卷的荒唐结论，中国人的民族精神没有沦落，中国更没有灭亡。
第二部分：“东洋史”、“支那史”研究中的侵华图谋“大东合邦”中国则成为日本的卫星国（1）
除了赤裸裸的侵华主张之外，日本还有一种具有“怀柔形态”、也更虚伪的侵华理论。它与上述的武力犯华论相反相成，形成了日本侵略中国的软硬两种理论形态。他们打着“兴亚”、“振亚”或者“亚细亚”等旗号，提出了“大东合邦”、“亚细亚是一体”乃至“大亚细亚主义”之类的口号和主张。其中，樽井藤吉的“大东合邦论”主张以日本为盟主在东亚建立“大东国”，其用心就是要中国成为日本的附属国。而小寺谦吉的长达一千二百多页的《大亚细亚主义论》则集大亚细亚理论之大成，其核心是要中国放弃主权，任由日本来“改造”中国，最终是日本独霸中国和亚洲，可见，所谓“大亚细亚主义”实际上等于“大日本主义”。
与福泽谕吉的“脱亚论”相对应，在明治初年，还有学者文人从另外的角度提出了“亚细亚主义”的理论，他们不是主张“脱亚”，而是提出“兴亚”或“振亚”；前者主张“出”，后者主张“入”，表面看去很不相同，但这只是途径的不同，目的却是一致的，那就是日本取代中国成为亚洲的中心，并最终使中国成为日本的属国。
第四章从“合邦”、“一体”到“大亚细亚主义”图12《大东合邦论》初版本、再版本书影
“大亚细亚主义”理论的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90年代樽井藤吉的《大东合邦论》。樽井藤吉（1850～1922），号丹芳，出生于奈良县的一个木材商家庭，但年轻时即因参与政治活动不得志，转而专心琢磨日本如何对外开拓，曾多次欲乘一小船登上朝鲜半岛未遂，后又参与组织“东洋社会党”，因违反政府集会条例被监禁一年，出狱后积极参与“玄洋社”等右翼团体的政治活动。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后来华，在上海、福州一代活动，为了培养在中国活动的人才，樽井和平冈浩太郎、中江笃介等人策划在上海成立“东亚学馆”，回国后继续从事政治活动。樽井早在组织“东洋社会党”时，就有了“大东合邦”的思想，据樽井在《大东合邦论》的“凡例”中称，他在入狱前的明治十八年就写好了《大东合邦论》的草稿，入狱时丢失。又经过十多年的思考，到1890年再起草，1893年以《大东合邦论》为题出版，初版本署名“森本藤吉”，是当时他为参加众议院选举而临时改的姓名。该书全部以日本式的、不无生硬的汉语文言写成，樽井自称这是为了使“朝鲜人、支那人皆读之”，声称即使“大东合邦不成，亦必有裨补学理者矣”。1910年该书再版，再版本于初版本稍有添削，但内容基本相同。
《大东合邦论》十六章，包括《序言》《国号释义》《人世大势》（上、下）、《世态变迁》（上、下）、《万国情况》《俄国情况》《汉土情况》《朝鲜情况》《日本情况》《日韩古今之交涉》《国政本源》《合邦利害》《联合方法》《论清国宜与东国合纵》等。《大东合邦论》的基本主张是，面对欧洲列强对亚洲的渗透和侵略，日本应当与支那（中国）“合纵”，应当与朝鲜“合邦”，统一建成一个新的国家，名为“大东”，以实现以日本为盟主的三国一体化。樽井认为，当今国际关系中存在着“竞争”和“亲和”两种不同的形态。在欧洲那样的“异种族混合”的社会中，优胜劣汰的竞争是自然的，“竞争”也带来了西洋文明的发达。但是，在东洋这样的统一的“单一种族繁殖”的“黄人”社会中，“竞争”